香港特首曾蔭權被媒體揭發多次接受富豪款待、乘坐富商友人的私人遊艇和私人飛機，租深圳豪宅被指疑涉利益輸送，西方報章因此認為殖民地比現在清廉。其實，港英時期政府的運作特色就是政經利益輸送的體制，當公務員約四十年的曾蔭權，正是延續著英國殖民地政權政經利益交纏一體的特權心態。如今的媒體生態敢於對特首及高官揭弊，加上民意對官員操守的要求提高，正是香港的進步。
香港過去十天挖出一場大型的政治風暴。特首曾蔭權被爆出「富豪門」醜聞，連日備受媒體抓挖，使他多次接受富豪款待的秘密接連曝光：住宿友人私人遊艇度假、乘搭友人私人飛機到泰國遊玩、租用深圳豪宅涉及利益輸送……，使這位特區行政首長的公信力和清廉形象，遭到史無前例的衝擊，每天要面對輿論公審，儼如受到公眾凌遲(Public
lynching)，為香港開埠一百七十年來的首次。
國際媒體也大幅報道事件。《華爾街日報》二月二十三日借事件將回歸後的香港奚落一番，以「英國治下的香港比較好」（Hong Kong Was
Better Under the British）為題撰文，引述《遠東經濟評論》前主編Derek Davies的評論指出，英國人在港殖民時代雖然沒有民主，但建立了相對清廉及能幹的公務員團隊，如今的港府卻效忠於另一個高度貪污濫權的一黨專政政權，沒有民主，領導不清廉、不問責，揶揄特區政府領袖遠遜於港英時代。
一篇評論，反映西方媒體對於香港殖民主義的陣陣鄉愁；但熟悉香港殖民史的前公務員及學者則指出，從香港開埠以來的歷史來看，曾蔭權這位港英培育出身的香港特首與富豪們建立千絲萬縷的關係，正是延續著英國殖民地政權政經利益交纏一體的特權心態。因為英國殖民政府的運作特色，就是由行政局主導，而行政局是由總督、英資財團洋行大班、賽馬會等組成，而一些高層官員更具財團背景，形成政經利益輸送的體制與文化。
前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便說：「港督與渣甸（怡和）、匯豐等大班（老板）見面吃飯，是天公地道的事，誰會過問？不要說一般市民，即使官員們也很難知道港督跟誰吃飯，跟誰見面！」他指出：「殖民時期誰會挑戰港督？」
這位外號「藍爺」的前港府政務官又說：「現在環境改變了，社會更透明了，法律（防止賄賂條例）也修改了，一切當然要依法辦事，曾蔭權對於社會的質疑是應該作出詳細回應的，但媒體不斷提出問題，不也是證明社會言論更自由了？」
這次事件也反映今日與殖民時期完全不同的媒體生態，昔日主流媒體都在港督府的操控中，而今日主流媒體則是以揭露特首的黑材料為時尚及市場賣點。
但為何曾蔭權還是會犯這樣的「低級錯誤」，貪圖這樣的小便宜？一些熟悉殖民時期的人士指出，也許曾蔭權還停留在殖民時期「政經合一」體制的特權心態中，認為是無所謂的事。
媒體在這次事件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曾蔭權夫婦被媒體揭露在二月十八、十九日出席澳門一個賭場的春茗活動，筵開八十一席，其中有賭廳人士、夜總會從業員，曾蔭權獲邀上坐主家席，同䒷還有這次特首選舉中「挺唐」的富豪、《星島》報業集團老板何柱國，以及崇光百貨老板劉鑾鴻。
一週之內，媒體相繼爆出曾兩度與太太在澳門住在友人私人遊艇度假，均只按港澳渡輪商務票價水平付費，又曾乘坐友人私人飛機度假，一次按市價支付十八萬八千港元（約兩萬四千美元），一次則依經濟客位費用支付，這些曾蔭權都承認，且涉及的富豪除了上述何、劉兩人外，還有零八年在《福布斯》富豪榜中獲排名、有「重慶李嘉誠」之稱的張松橋。
但最受關注的是，曾蔭權今年初運用酌情權（裁量權）批准香港數碼廣播公司申請數碼（數字、數位）廣播牌照之後，二月初向其大股東黃楚標以年租金約一百萬港元（約八十萬人民幣、十三萬美元）租深圳六千三百呎（約六百三十平方米）豪宅，七月起租，租約期為三年，每月租金約八萬三千港元。由於曾在酌情批准牌照時並無申報與黃的關係，且黃為豪宅提供達三百萬人民幣裝修，雙方之間是否有延後利益輸送，廣受質疑。具法律背景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批評，事件表面上已抵觸普通法的以權謀私罪。
輿論追逐新聞事件，多份報章更猛烈砲轟，或指「接受富豪款待，是官商勾結」，或指「不知瓜田李下，令港人蒙羞」；直指「富豪門」關乎廉潔政府這港人珍視的核心價值，也考驗香港的司法獨立。
輿論不留情面的批判，這場對特首的公眾凌遲，在港英殖民管治時期是不可想像的。回歸前的香港曾被譽為「中國言論自由的燈塔」，然而《南華早報》前任總編輯劉志權(C.K.Lau)在撰寫的英文書籍Hong Kong's Colonial Legacy: A Hong Kong Chinese's
View of the British Heritage《香港的殖民遺產》中指出，英國殖民政權對於媒體報道中國內部的黨派爭伐極為包容，卻絕不容許本身的權威受到任何挑戰。「英國的管治是不容挑戰的，一九七零年代對媒體限制的條例達到三十幾條之多，有需要時，會運用這些法律賦予的權力壓制言論，絕不猶豫。」
鄧蓮如大班屋宴請彭定康
香港十九世紀在英國槍炮轟擊下開埠，與英商利益密不可分，殖民政權的決策考慮，一直包含著匯豐和太古等「大班」(Taipans)的利益，港督與大班們之間關係之密切，利益往來之頻密，雖然從來沒有刊登在報章上，卻人盡皆知。一九八一年獲委任為財政司的彭勵治(John
Bremridge)正是太古洋行的大班。一九九二年末代港督彭定康到港後重組行政局，兩位連任的就是匯豐大班浦偉士和太古代表鄧蓮如。據前行政立法兩局首席議員李鵬飛在回憶錄《風雨三十年》指出，鄧蓮如之後將新獲任命行政局班子包括後來出任特首的董建華，介紹給彭定康認識，就是在位於港島中半山雅賓利大廈太古大班屋設宴進行。
如果用今天的標準來看，這是典型的富豪飯局，但在殖民時期，卻是體制化的場景。這也許使曾蔭權這位出身殖民時期的高官，潛意識中還停留在「前朝」。
港督作為英國管治的代表，也不會受到媒體或輿論的批評。媒體人劉志權分析：「大部分非左派媒體視香港為避難所，很少會批評殖民政權，他們希望香港保持安定和繁榮，與其與殖民政權計較，爭取挑戰港府的空間，他們更珍惜批評中國內政的言論自由。」
這正是香港回歸前的輿論環境。殖民時期港督與富豪共宴，甚至到富豪家中拜訪，是常態，也被視為「不用上新聞版面」的香港生活一部分。回歸後，英資撤退，在港華資上場，然後是紅籌國企，到二零零三年CEPA推行後，更有大批大陸民企富豪湧港。有資深香港政圈人士便說：「如果要跟殖民地比較，今天香港行政會議應該由中石油代表、中國工商銀行、中移動等『中』字頭企業的老總來主導！」
在今日的香港政治體制及媒體生態中，新一代大多不知道港英殖民體制的運作，就是政商合一，彼此利益輸送。在殖民時期最為曾蔭權等高級公務員所艷羨的鄧蓮如，就是典型例子。她先後任太古洋行和匯豐銀行的董事，但也是行政與立法局的成員。她處處維護英國的利益，也因此被冊封爵銜，最後成為英國的「終身貴族」。
不過在當時的媒體格局中，鄧蓮如只是被形容為一位光芒四射、才貌迷人的決策者。回歸前甚至傳出她會當上首任特首。但沒有八卦媒體會查她的生活，也不會質疑政商合一體制。
曾蔭權和鄧蓮如一樣，都曾獲英國授勳。熟悉港英時期的人士透露，鄧蓮如在體制上肯定是落實政商交織，在政治上重視財團利益，但在個人生活上，以她貴族化的性格，不會像曾蔭權那樣去佔個人口袋上的「小便宜」。
殖民政權與英商之間的利益輸送也不是秘密。李鵬飛在回憶錄提及一九九零年初港府就青馬大橋招標時，也邀請了韓國等公司來投標。「韓國公司出價四十九億元（約六億二千萬美元），結果卻給出價七十六億元（約九億八千萬美元）的英國為主財團奪得合約，我深知是明益英國佬的。」
殖民時期港督不會受到輿論挑戰，即使一九七零年代港英殖民政權大幅進行改革，成立廉政公署，整頓吏治，提出更嚴格的守則，規範公務員的利益往來，卻都是罪不上大官；回歸後，先後訂定的《公務員守則》和《政治委任制度官員守則》也不能約束特首，特首需要面對的現行法規只有二零零八年修訂的《防止賄賂條例》；可是隨著時代遞嬗，不但政經形勢轉型，社會輿情還有媒體力量都正在急遽追趕；當曾蔭權表示自己在相關的事件中都「按規矩辦事」，涂謹申氣憤的說：「如果有一位督察坐上了私人飛機，事後只按經濟客位的費用支付，廉政公署明天肯定就去捉人了，為甚麼特首就不需要跟十幾萬公務員遵守同一守則？」
坐在香港親北京的培僑中學辦公室裏，前全國人大代表吳康民聽到《華爾街日報》上述的評論，極為不滿，他還記得，一九五八年他三十二歲便擔任培僑校長，正因為上任校長杜伯魁被英國殖民政府遞解出境。「我們收的一向是香港的學生，也都依照香港的法律成立，按照港府教育局的條例辦學，但是卻要到一九九一年才肯給我們津貼，這麼不公道，還說殖民政權比現在好？當年我沒有接觸到港英政府上層，但政商之間肯定有利益輸送，只是沒有人挖出來而已吧。這次怎麼能因為曾蔭權缺乏政治智慧，沒有避嫌，就將特區公務員的廉潔都抹煞了？」
吳康民認為，特區政府一直在進步，唯「過分向大資本家傾斜」，始終是最大缺陷。他也認同，社會變了，這次曾蔭權「富豪門」事件遭引爆，正是社會對於地產霸權不滿的反映。他向亞洲週刊說：「香港各行各業都很艱難，只有地產業一枝獨秀，一般人都找不到一個安樂窩，地產霸權在廣大群眾中引起的不滿不斷上升，這種情況下，還給群眾一點政商勾結的印象，當然憤怒了，我們養你們官員，你們就跟霸權的地產商勾結欺負我們，所以這次曾蔭權與富商坐船坐飛機，群眾情緒難免會反彈，高官特首應該避嫌的。」
一向被認為性格偏執的曾蔭權，這次也低頭了。他二月二十六日親自在電台發表談話，雖然仍然否認自己「貪」，但承認以前以為只要自我感覺良好，對得起良心，市民就會接受，但這次事件讓他了解到香港社會對於行政長官及所有政府高官的要求在不停提升，自己一度所謹守的規矩與市民的要求有很明顯的落差，讓公眾失望；他承諾，若廉署調查，他樂意配合，港府並將成立「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檢討現行對官員規管框架和程序。
曾蔭權三月一日會就事件到立法會報告，但社會質疑聲浪依然不絕，廉署若進行調查，調查報告終於要交到特首手上，至於立法會若進行彈劾案，按基本法七十三條則最終要得到北京的批准，事件仍在發酵，而且輿論已廣泛將對「富豪門」的不滿與對特首小圈子選舉的批評連結在一起，零三年起發起「七一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也打出「踢走爛攤子，還我真普選」的旗幟，發起抗議小圈子選舉以及「富豪門」的大遊行。瀰漫在香港上空的陰霾，是逐步浮起的反商和仇富的情緒。
廉署調查會引發憲政危機
輿論砲聲隆隆之際，立法會議員謝偉俊準備運用基本法賦予的權力，啟動彈劾特首的程序，廉政公署也已立案，查證曾蔭權是否觸犯「防止賄賂條例」，使曾極可能成為香港首位接受廉署調查的首長，而曾本人則是廉署領導的主管，勢將觸發一場憲政危機。
但這也是時代的進步。一九九零年時港英的青馬大橋招標，不取低價的韓國財團，而取高出二十多億元的英國財團，當時的港督會被媒體攻擊「政商利益輸送」嗎？港督會被他所領導的廉政公署調查嗎？曾蔭權的貪腐疑雲與媒體風暴，正映照香港的進步，也映照曾蔭權還停留在殖民時期的特權心態，只會被七百多萬名香港人所唾棄。
早已表示不會「幻想」當選的民主派代表何俊仁最早取得一百八十三張提名票，其餘大約一千票中，唐英年取得三百七十八張提名票，包括香港四大地產商老板和四大商會代表的支持，實力雄厚，另一位被視為代表另一股資本力量的梁振英，則取得三百零五張提名票，勢均力敵之餘，梁的民望長期居首，據多項民調顯示，梁獲得的支持率近期穩定超過五成，相對地唐的民望卻持續低迷，且每況愈下，只能在百分之十四到十八之間徘徊，與梁相距達三倍之多。
陳競新: 特首選舉出現流選危機
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宣布現階段不參與特首選舉，使局面回到原點，即建制派的唐英年與梁振英和民主派的何俊仁競逐，但可能導致無人獲六百零一票而「流選」，屆時曾鈺成不排除參選。北京及中聯辦出現「棄唐挺梁」聲音。
香港第四屆特首選舉提名二月二十九日截止，隨著親北京陣營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宣布現階段不參選，這場「可以有競爭」的選舉，將按照北京擬定的劇本繼續進行，回到原點，由民主派代表民主黨主席何俊仁，以及兩位符合北京「真正意願」的建制派候選人唐英年和梁振英爭逐。
據目前唐、梁在一千二百名選委中分別取得的提名狀況，兩人勢均力敵，然而過去半年兩大陣營互揭黑材料的纏鬥，勢成水火，亂局已成，是否會出現「跑票」或湧現「白票」的情況，讓唐、梁都無法取得過半數的六百零一票、導致「流選」即需押後重選的局面，已成為巨大的懸念。
來自中方的消息稱，北京駐港中聯辦一直緊盯香港特首選舉形勢發展，主任彭清華「挺唐」的立場，在建制陣營內也廣為人知，去年並早已要求唐為過去的緋聞風波「拆彈」，然而唐今年初被引爆的豪宅僭建風波延燒後，民望急速滑落，且未來有可能官司纏身，中聯辦內部開始泛起另類聲音。
消息人士稱，這項被香港輿論稱為「僭建門」的事件，中方事先並沒有掌握到，事件引爆後不但在香港政圈帶來重大震盪，連中聯辦內部也出現「棄唐挺梁」的強烈意見，呈現分裂態勢，選舉委員會內投票取向陷入亂局，可想而知。
面對著這六百零一票的懸念，消息稱，北京絕對不會讓「流選」的情況出現，確保唐或梁可以取得六百零一票成為下屆特首，北京方面在主理港澳事務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正式敲定人選前，現階段全力在選委之間進行「摸底」，除了力勸建制派選委選舉時切勿投下「白票」外，也有「中間人」接觸民主派選委，掌握這接近兩百張選票，第二輪投票時是否有機會轉移投給唐或梁。
按香港特首選舉條例規定，下屆特首選舉三月二十五日舉行，由一千二百名委員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候選人必須取得絕對多數即六百零一張選票支持。若首輪投票沒有個別候選人獲得絕對多數，便將由最高兩名候選人進入第二輪投票，但若到時候仍然太多「白票」，以至仍然沒有候選人得到絕大多數支持，便將「流選」，需重新安排選舉，並在六個禮拜後即五月六日再進行投票。
早已表示不會「幻想」當選的民主派代表何俊仁最早取得一百八十三張提名票，其餘大約一千票中，唐英年取得三百七十八張提名票，包括香港四大地產商老板和四大商會代表的支持，實力雄厚，另一位被視為代表另一股資本力量的梁振英，則取得三百零五張提名票，勢均力敵之餘，梁的民望長期居首，據多項民調顯示，梁獲得的支持率近期穩定超過五成，相對地唐的民望卻持續低迷，且每況愈下，只能在百分之十四到十八之間徘徊，與梁相距達三倍之多。
按北京原來的劇本，唐、梁都是北京可接受的人選，據政圈廣泛傳出消息，北京有見唐的民望長期低迷不振，加上他處理豪宅僭建的事件上「手法拙劣」，能力受到質疑，未來隨時會訴訟纏身，且前特首董建華民意低迷需在任滿前下台的前車可鑑，「保唐」力度已大減，但由於幾個大地產財團對於梁始終高度不信任，對梁擔任下屆特首，北京仍在進行「摸底」。
何俊仁承認，近日有「北京來的中間人」跟民主黨接觸，掌握該黨與梁振英合作的意願。不過他強調，該黨反對小圈子選舉，不會為求在下屆特區政府取得任何官職，便以選委會的泛民選票作為交換條件。
至於「挺唐」陣營多名台前大將包括金融界立法會議員詹培忠等，被指近期言論有鬆口之意，但到底是不是會轉投梁？到時會有多少選委眼見梁佔據優勢，也寧願投「白票」，堅拒支持梁，以致終於「流票」？誰也摸不準，不少選委會委員有意三月初赴北京參與兩會期間進一步了解北京的意願，才再作決定，唯曾鈺成二月二十七日宣布不參選時，高調呼籲北京對於「流選」無需過分擔憂。
面對著變幻莫測的情勢，曾鈺成十九日端出「大和解」的願景，表示「積極考慮參選」；曾鈺成作為香港最大親北京政黨民建聯創黨主席，在建制陣營內的地位舉足輕重，他的動態以及言論在香港政圈備受關注，也引起各種猜測。不過前任全國人大委員吳康民當時已表示，北京不會接受唐、梁以外的第三位候選人。他解釋說：「建制派如果有三位候選人參選，情勢太複雜了，從票源的分布來看，就是強化了民主派兩百票的影響力，變相讓民主派成為『造王者』。」
他分析現階段的選舉形勢時，也是一臉無奈。他說：「這次建制派兩方面鬥得那麼激烈，甚至有點互相抹黑，恐怕已經出了中央的軌，中央也很頭痛。」
坐在位於港島大坑的香港親北京的培僑中學辦公室裏，這位被尊為「老校長」、與北京有深厚關係的香港親北京陣營長者，向亞洲週刊娓娓剖析北京的心結。他說：相信北京本來有意培養代表財團的唐英年擔任下任特首，然而如今唐的民望低，政局混沌，原本香港政圈廣泛認為北京最終會在兩人中表示傾向的「欽點說」，也不太容易落實。
他說：「中央本來想平平穩穩找一個人出來眾望所歸就好了，兩個人參選，就希望競爭後能出現強弱懸殊的形勢，大家便知道誰能勝出；哪知道現在雙方鬥得難分難解，勢均力敵，中央欽點之說，也很難行得通。叫中央自己去選，財團力量，當然比較有優勢，但又未必能控制全局，如果最後兩位候選人都不能得到超過六百零一票，那中央能不頭痛嗎？中央最後還是會拍板，確定有候選人取得六百零一票，不會『流選』的。」
曾鈺成是吳康民擔任培僑校長後的繼任者，他於二月二十七日在北角的培僑校友會會所舉行記者會時也說，他不願意看到有「流選」的局面出現，但他強調，即使「流選」出現了，希望中央也能以平靜的態度面對，而且過去一段日子特首選舉充斥著各候選人的醜聞，選舉重來，反而可能可以避免同類情況發生，令選舉重回正軌。
曾鈺成以「太倉促」為由，宣布現階段不參選；他說，這次選舉非常不健康，社會幾近遭撕裂至出現兩個不能共存的陣營，以至不論哪一位候選人當選，要實行有效管治都非常困難，更遑論帶領特區和市民過渡至以普選為基礎的民主政制。
他又呼籲北京了解，各陣營的黑材料相繼出爐，令特首選舉制度的公信力受損，還動搖管治威信，香港市民對普選特首的要求越來越強烈，北京必須正視市民的訴求。
如流選曾鈺成將披戰袍
曾鈺成又表示若「流選」，絕對有機會重投選戰，但他也提出一個問題：「倘若我能僥倖當選，社會是否準備好開展政黨政治？」
相對於北京擔心「流選」，曾鈺成的話正提出了港人思維，他提出疑問指香港是否準備好開展政黨政治，也正是在向北京提問。吳康民說：「北京在香港落實一國兩制，採行資本主義體制，就要走民主政治和政黨政治，但是北京處於尷尬的局面，全球政黨政治都是有更替的政治，對於北京來說，就變成一個不容易控制的局面，當民主派有機會執政，北京怎麼放心？」
吳康民又說：「北京要保證香港不會變成一個獨立政治實體，政黨政治至今還是中央一個不能接受的禁區，讓一些扮演永遠反對派的政黨，反而更能獲得社會的同情；其實董建華在二零零二年推出問責制，將問責官員和公務員公開，已經是一個進步，但現在運行起來又是『唔湯唔水』（半天吊），搞不懂。」
一九五八年培僑中學前任校長杜伯魁遭港英政府遞解出境，吳康民臨危受命，三十二歲即接下校長職務，一做便二十七年，至一九八五年由香港大學畢業後便到培僑任教的曾鈺成接任，使這所位於港島東半山的「左派」中學，成為香港親北京陣營的重要據點。對於曾鈺成呼籲北京了解港人對普選的訴求，吳康民也表示，他在一九八二年赴京與鄧小平會面時，已表示港人在殖民地時期享有法治和自由，回歸後北京必須注意港人對於民主的訴求。
他說：「人民生活好了，民主，自然是一種訴求，否則民主派怎麼會有那麼多擁躉（支持者）？」親北京陣營正為香港未來的普選鋪路，也為未來在特區政府建制陣營裏爭取更大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