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待門』事件的性質，反映一名優秀公務員不自覺地異化的結果。
對於公職人員，應該視『款待門』為一次自我警惕的機會教育，銘記教訓，切勿重蹈覆轍。
特首曾蔭權在立法會答問會，就他接受富豪款待，引起市民憂慮，動搖市民對廉潔管治的信心和使公務員惆悵，向公眾道歉。事態發展，乃曾蔭權首次在立法會正視問題；但是他的道歉，並非基於承認錯誤；對利益輸送質疑的重要資料，也不予交代，顯示他仍然採取拖延策略。所以，答問會後部分議員表示不接受他的解釋，分別提出開啟彈劾程序和推動以權力及特權法例，徹查事件，個別公務員團體也不「收貨」。看來，先不說廉政公署的調查，單就社會層面，曾蔭權仍然未能從「款待門」脫身。
公職生涯污點烙印 曾蔭權長留市民記憶
曾蔭權在答問會，神情肅穆，語調低沉，一度面容扭曲，好像強忍淚水和些微哽咽，要停頓調整情緒，使人有情何以堪之感，他的表現，感染了議員，整體表情也變得嚴肅起來。老實說，以曾蔭權45年公職生涯，還有4個月就正式退休，在此最後歲月，卻被質疑公職人員最珍視的廉潔和誠信有問題，廣泛激起10多萬公務員和市民普遍憤慨，昨日會議廳一幕一幕，在曾蔭權的人生，會成為永不磨滅的烙印，也會長時間留在香港市民的記憶裏。
除了鄭重道歉，曾蔭權透露決定取消租住深圳東海花園的6700方呎豪宅，這個單位，最能使公眾聯想是否涉及「延後利益」，他斷然斬纜，是明智決定；事實上，這間超級豪宅，許多市民已經將之與「貪」字掛鹇，曾蔭權若堅持入住，日後難免備受評頭品足，設備再豪華，也不可能住得身心舒泰。
不過，即使道歉和放棄豪宅，不等於曾蔭權已經深切反省，因為他並未承認錯誤，更準確地說，他不認為自己犯了錯誤。曾蔭權的最新說法，是特首接受富豪邀請，並無守則規定，也無機制處理，於是自行制定一套內部規矩，按自以為是的準則，自行判斷沒有利益衝突前提下，給回一些行程費用，接受富豪款待就無問題；曾蔭權說，近日事態，反映市民不接受他的做法，令市民質疑，令立法會擔憂，故此已請前任大法官李國能負責檢討有關指引。另外，曾蔭權仍然說「忽視時代變了，公泷期望也跟著改變，對公職人員有更高要求」云云。
曾蔭權這些說法，其實在說「我並無犯錯」，只是市民不接受而已，而且「我的廉潔奉公並無改變」，只是市民的期望改變了而已。這就是曾蔭權「鄭重道歉」背後的真實心態。
曾蔭權所說沒有機制處理特首可否接受利益，符合事實；但是若說沒有守則，則值得商榷。因為問責官員受守則規管，有需要時，可要求特首給予指引，規管下屬的守則，對於上級來說，應該是最起碼要求，由於特首權力更大，有關守則只應該更嚴格，而非更寬鬆。這是基本道理，現實上，也應該如此體現。不過，曾蔭權卻以並無明文規管特首為由，閉門造車，自行制定收受利益規矩，而規矩卻是寬鬆而非更嚴格，曾蔭權自難洗脫為自己度身訂做收受利益之嫌；另外，曾蔭權推諉市民改變了期望要求，我們一再說了，市民要求公職人員廉潔奉公，一直並無改變，曾蔭權的說法，是諉過市民，推卸責任。
另外，曾蔭權在答問會迴避一些問題。連日來，輿論、公務員都提出一點，就是曾蔭權獲得富豪款待的內容，若有問責官員和公務員向他尋求指引，可否接受？曾蔭權是批准還是否決？昨日，有議員就此向他當面提問。曾蔭權不直接答問，只說「如他們（公務員）對接受邀請的款待有懷疑，需要向上司申報，如獲批准，行程毋須付費，如不批准，就不能出席」。但是個案向他申報，會怎樣批覆，曾蔭權避而不答，反映他迴避是非對錯，以這種心態批准自己接受富豪款待，怎會不犯錯誤？
「款待門」 事件 公職人員應引以為鑑
曾蔭權迴避的另一個問題，是不透露款待他的富豪名單，理由是朋友們不想曝光。其實，曾蔭權接受款待，前提是沒有利益衝突，若符合事實，即是他與富豪的私人交往坦蕩蕩，並無需要隱瞞之處，這樣的話，事無不可對人言，曾蔭權應該盡量說服富豪朋友，讓公眾知道他們之間的交往，光明磊落，以匡正官商勾結的認知與聯想。曾蔭權遮遮掩掩，難釋市民疑竇。
曾蔭權公職生涯45年，在前朝港英官員調教下平步青雲，官至特首，港英政府對公務員的廉潔和誠信，極其重視，相關考核，視為官員升遷首要參考，曾蔭權過去能夠通過公職生涯無數考核，他在廉潔和誠信方面，應該無問題。但是在「款待門」所見到現實的曾蔭權，為何廉潔和誠信疑竇重重？這個問題，只有他可以回答。曾任保安局長的葉劉淑儀，昨日在休會辯論曾蔭權「款待門」事件發言時，透露她1975年入職政府當政務官，她的英國人上司一再對她說，做公務員不會成為百萬富翁（相信是富豪的通稱），但是政府工作，可以給公務員帶來滿足感和不錯的物質生活。
葉劉淑儀的行內人語，可能說出了「款待門」的深層底蘊。她的話，可以解讀為以公務員的收入，不會過富豪生活；若公務員要過富豪生活，可以選擇辭職，到社會打拼，發大財之後，就算住10萬方呎大屋，是因其本事。但是做公務員，卻想過富豪生活，則如何可以如願以償？除了靠權力達至目的，還有什麼選擇？所以，「款待門」事件的性質，反映一名優秀公務員不自覺地異化的結果。對於公職人員，應該視「款待門」為一次自我警惕的機會教育，銘記教訓，切勿重蹈覆轍。
葉秀亮﹕對特首選舉的一些另類分析
本文將解釋，在遴選特首及其管治班子的問題上，若隨便找個「能力一般」及「缺乏理想」的特首及輔助班子，不僅會導致香港繼續沉淪，亦會給中央帶來許許多多的麻煩。
「能力」和「理想」的重要
首先，能不能找到有能力及有理想的管治人選，其結果將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在中國如是﹕如四人幫相對於鄧小平；在外國如是﹕如葉利欽相對於普京；如小布殊相對於克林頓；在港英時期如是﹕如戴麟趾相對於麥理浩——前者能以貪腐所得在英國買一個島作退休用途，後者作為一個充滿歐洲社會主義理想的人物，在香港實行了10年房屋計劃及建立了香港廉政公署，除了大大改善了當時低下階層的惡劣居住環境及徹底消滅了六七十年代的貪腐歪風，亦給現今港人留下了一套廉租房制度及廉政制度；在現今香港亦將如是，只不過我們現在能看到的就只有如曾蔭權般的負面例證，能不能在將來看到正面例證，使香港經濟再度中興，則尚屬未知之數。正因此憂慮，筆者唯有再度執筆，以一個香港市民的身分發表自己的看法和建議。希望筆者以往在中國經濟政策建議方面，在中國領導層建立的可信度，能在此發揮一點作用。
唐英年應是中央及港人的下下之選
近期的「唐宮僭建」事件，除了誠信問題，亦暴露了當事人薄弱的危機處理能力，再加上做了財政司長和政務司長這麼多年，一點比較像樣的政績也沒有，除了反映其在其他「能力」方面也相當弱，亦反映其一直沒有什麼「理想」去為香港服務。若其家族很多年前已部署其特首之路，以其現在的薄弱能力，以及缺乏整套理想論述，亦可能反映其家族只想出個特首，威一威，過纒「特首癮」，根本無心服務香港。由於自知其能力較弱，其競選班子就轉而強調其「親和力」，但筆者擔心，這「親和力」背後其實是商界慣用的「分餅仔」手段，亦怕其和商界（及其支持者）的利益糾纏太深。
推民意較高者是較穩健選擇
更令人憂慮的是，其處理近期醜聞的拙劣表現，已使其原已低殘的民望跌至不能見人的水平，有識之士已指出，若強行將此認受性極低、能力頗弱者推上特首之位，將在施政上遭遇許多質疑、挑戰和失誤，到時中央就算不「救到手軟」，亦會很煩，而香港更須為此付出嚴重代價。
早前中央和廣東在處理「烏坎村事件」時，表現了睿智的判斷，開啟了處理同類事件、疏導民怨及村選舉的日後楷模（唐英年有能力處理類似事件嗎？），輻射力甚強，以至村子雖小，其歷史及政治定位卻甚大。在處理此事件中，中國政府有一個發人深省的論述，就是政府宜當「球證」，忌當「球員」，其好處是如果村民自己選出來的做得不好，也得「認」了；若然上級政府強加其傾向的候選人於村，做得不好，村民將心生怨懟，若果處處如是，將對中國政治的穩定埋下大量炸彈。
個別指摘的謬誤
套用以上論述於香港，在今屆特首須為中央政府接受、以免危及中國政治的前提下，在可接受人選中容許民望較高者以其實力爭取特首之位，即使其最終做得不好，港人的怨懟之心亦較少。若強行推民望較低的人上，若再加上其能力較低，到時會出現許許多多意想不到的麻煩，煩都煩死之餘，亦會累及「保皇黨」的選情。因此，容許或引導民建聯及工聯會依民意投中央可接受且民望較高的人選，將是較穩健選擇，若其人有較高的能力，說不定其能挑選具較高能力的管治班子，為香港開創一個新局面，消除一些政治及社會隱患，使香港經濟再度中興，並再度為祖國經濟發展作出重大貢獻，而不是時不時攤手掌向國家拿政策。
筆者並不認識梁振英先生，亦希望有更佳候選人，更不欲在此為他「背書」，畢竟西九事件尚未知結局如何，但卻欲在此澄清個別坊間指摘的謬誤，如認為梁先生「狠」和「狼」，必須指出的是，指摘者可能背後有「利益考量」或「身有屎」，但對包括筆者在內的升斗市民，身既無屎，亦無利益考量，根本不會怕，甚至有點兒喜歡執政者在必要時對貪腐或特權階層有點狠——普京也相當狠，但若我是普通俄國國民，我會選普京，而不選葉利欽；重慶打黑也相當狠，但你若是普通重慶市民，你會歡迎，而不是擔心打黑。更何，每一個當政者也不可能樹敵太多，所以相關指摘其實是用來騙選票的。相對於唐英年的缺乏治港理想，梁先生應還有點理想，雖然不夠強，但若能坐上特首之位，還是有成為歷史稱頌的特首之企圖心。希望梁先生能以曾蔭權的醜聞為戒，避免官商勾結，好好為香港及中國服務，貪腐一出事，就可能如陳水扁般永不超生。
作者為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經濟系任副教授的香港學者，本文是以香港市民的身分而寫，觀點與其所屬大學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