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打黑英雄」王立軍出事後，提拔他的薄熙來受到什麼影響，備受關注，現在薄熙來被免職，日後薄在黨紀國法會否還要承擔責任，尚待事態發展。綜觀薄熙來治渝4年，推行「唱紅、打黑、共富」等政策，不但在全國、在國際也矚目，引發熱切討論。薄熙來在重慶轟轟烈烈幹了4年，是否觸及中共路線之爭，尚待觀察；不過，由他和王立軍所處身個人仕途橫逆景，若有所謂「重慶模式」，實踐結果顯示這樣的模式有重大缺陷，主要在於推行人治而非法治，強化政權而非民權，以一黨之尊凌駕公民社會，最終以失敗收場。
唱紅勾起文革噩夢 打黑突顯政府專橫
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共富，其實並非什麼新發明，只是他所以類如曾經使人民蒙受苦痛、國家陷於災難的「搞運動」方式推行，而人民對文革悲劇刻骨銘心，文革是否回潮？薄熙來勾起了一些人的「運動囉」噩夢。
在內地，大小城市的廣場或民泷聚腳之處，每屆黃昏，都有人聚集，唱歌跳舞，民泷大多上了年紀，文革紅歌唱得朗朗上口，他們以唱紅歌為樂，並無什麼動機，人們也不認為文革回潮了。重慶「唱紅」則是政府行為，以財政補貼唱紅歌組織，甚或強制各個單位組織紅歌隊，而官方傳媒大力配合，撥出時段空間，使紅歌深入民間。重慶經由組織出來的唱紅歌場面，經歷過文革的人會十分熟悉。
薄熙來組織唱紅，不相信他有推動文革回潮之意，因為薄應該深知極左不得人心，人民唾棄左毒。他可能只是看準民泷不滿現狀，藉覑唱紅歌凝聚民氣，作為他打黑的政治本錢。不過，內地歷經30多年改革開放，思想真空，價值混沌，加上貪官污吏惡名昭彰，劣舻斑斑，社會不公平、不公義之事，無日無之，這是搞群泷運動的極佳土壤。薄熙來當然不是毛澤東，中共也摒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但是類似土壤，當被利用作達至政治目的時，會否變質和異化？這是重慶唱紅值得忐忑之處。
至於打黑，政府對付黑社會，彰顯公義，保護人民免受脅迫，乃應有之義，舉世皆然。重慶打黑力度強橫，「殲滅」黑幫組織數量之多、打擊涉黑官員官位之高，大長正義之氣，大滅黑幫威風，使得重慶治安大為改善，市民稱善。不過，薄熙來和王立軍在重慶打黑，基本上以搞運動的架勢進行，盡顯行政機關霸道一面。另外，有舻象顯示，重慶打了大批黑社會組織，卻冒出了另一批黑幫，而打黑所得數以千億元計金錢的去向，也備受質疑，新黑幫與當權者的關係和所涉及利益，也與當權者千絲萬縷，所以，重慶打黑最終得益的是什麼人，王立軍事件和薄熙來受牽連，或許折射出一些「內幕」。
另外，內地有學者分析，重慶打黑不在法律規範下進行，有「黑打」之嫌，即是把打黑轉化成管理控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事務的一種方法。還有是重慶打黑，基本上先定目標，再講證據，隨意性很大，過程不透明，權力是否運用得當，是一大疑問。再就是，為涉嫌黑幫分子辯護的北京律師李莊，因而失去律師資格、被控偽造證據和妨害作證罪成，坐牢1年半，一案未了，李莊還被控侵吞一名當事人50萬元人民幣等，顯示重慶當局對李莊的迫害，是要對法律界發出警告。薄熙來談及此事時，講得聲色俱厲，理直氣壯。重慶打黑真象，可見一斑。
至於共富，政府推行福利政策，低下階層得到實益，不會有人抗拒，不過，所需資金何來？重慶打黑幾年，從黑幫得到大量資金，這些資金，部分被用作推行共富政策，目前，舉世認為做得較好福利的北歐國家，財政來源靠稅收，進行財富再分配；重慶共富，本質上與羅賓漢式劫富濟貧，並無不同，但是這種方式不可能持久，政策也不可能持續。
薄熙來主政重慶4年，其治渝模式可以歸結借助民眾對貧富差距等社會問題的不滿，以「唱紅、打黑、共富」操作的「重慶模式」，受到左派擁戴，但其強化國家機器、發動社會運動、脫離法治軌道等方式，也引發較大爭議，甚至被批評為文革回潮、開歷史倒車。所謂重慶模式，是否涉及中共路線之爭，以目前所知，無法判別，不過，無論薄熙來4年來給重慶帶來多少轉變，但是他的做法所帶來潛在危險，必須警惕。
關鍵不在重慶改變多少 問題在會否開歷史倒車
因為薄熙來所推動政策，有重大缺陷：他在推行人治而非法治，他在強化政權而非民權，他以一黨之尊凌駕公民社會。歷史上，不乏野心家曾經以類似模式取得權力，最終使社會、國家陷於萬劫不復境地。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如是，希特勒如是。我們不是以薄熙來比擬毛澤東和希特勒，只是要指出，「重慶模式」有這樣的潛在危險。
總理溫家寶前日在記者會上講到「不政改，經濟成果還有可能得不償失，文革悲劇還有可能重臨」，溫總力陳政治體制改革之緊迫性，結合重慶模式和王立軍、薄熙來出事，溫總所流露焦慮感，有了最佳註腳。溫總這次講政治體制改革，其中特別提到「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從薄熙來的重慶事變，看來知道溫總在說些什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