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一項最新民意研究發現，市民與政府之間的矛盾（官民矛盾），在特首曾蔭權任內急速惡化，今年的調查，官民矛盾更首次成為社會三大矛盾之一。這是曾蔭權領導香港7年的一個結果，其隱憂是社會存在巨大不穩定因素，下任特首必須對症下藥，首要端正政風，在個人層面，要以身作則；在政策層面，要改善貧富矛盾和市民與大財團之間的矛盾；在制度層面，中央政府必須看到香港的深層次矛盾，與制度缺陷有直接關係，應該讓香港實行真普選，透過民主程序理順權力與利益的關係，這樣，香港才可以在公平合理原則下運作，締造真正的和諧社會。
4年猛升36個百分點 官民矛盾到了臨界點
亞太研究所的香港和諧社會民意研究計劃，由2006年開始，每兩年做一次調查，探討社會7方面矛盾，連今年在內共做了4次調查，其中貧富矛盾和市民與大財團之間的矛盾，都位居前列；官民矛盾在2006年排第6，2008年排第7，2010排第4，今次的調查則排第3。另外，今次調查，發現官民矛盾比率高達67.6%（較2008年急增11.6個百分點），與排第1的市民與大財團之間的矛盾（68.1%）、排第2的貧富矛盾（67.6%），差距幾乎一樣。
有兩點值得注意：
（1）調查在今年2月1日至10日進行，即是特首候選人唐英年豪宅僭建地庫和曾蔭權接受富豪款待，仍未被傳媒揭發；曾唐是特區一把手、二把手，他們行為不當甚或涉嫌違法行徑，經傳媒深入報道，箇中情節之罔顧法紀和荒謬程度，大多數市民都極為憤慨，若調查近日才做，則官民矛盾比率肯定更高，隨時會成為香港社會矛盾之首，情之嚴重，可說到了臨界點。
（2）官民矛盾惡化，在曾蔭權特首任內發生，特別是2008年官民矛盾比率為31%，2010年56%，今年67.6%，4年之間急增了36.6個百分點，這是大躍進式的惡化。另外，官民矛盾急速惡化，還是在2007年以來，曾蔭權政府以紓困措施為名，直接、間接派錢超過2400億元之後發生；請政府不要再迷信派錢可以掩口，認認真真正視問題，才有機會予以解決。
官民矛盾、貧富矛盾、市民與大財團之間的矛盾，其實是一體三面，其形成和惡化與制度缺陷、政策失衡和個人因素有關，曾蔭權是特區之首，責無旁貸。
先說制度缺陷。回歸後，政治體制結構不合理，賦予工商、金融界別和個別既得利益團體（例如鄉議局）政治特權，使他們從中得到巨大經濟利益，因而抗拒變革和進步；另外，經濟既得利益集團的政治能量，大到可以左右誰當特首。這種體制結構，特首不可能擺脫大商家、大財團的影響，任何人若參選特首和當選後順利施政，都要看他們的臉色，這是過去幾年，香港出現地產霸權、金融霸權和公用事業霸權的深層原因。
其次是政策失衡。根據亞太研究所的調查，官民矛盾由2008年起急速惡化，回顧起來，與曾蔭權政府土地房屋政策失誤有關。曾蔭權政府不主動供應土地，曾經連續21個月無發展商勾出土地拍賣，官員竟然說勾地制度行之有效，致使新樓單位嚴重短缺，樓價茘升，脫離了市民的購買能力，另外，曾蔭權一度堅持不復建居屋，使夾心階層置業無望，導致民怨沸騰。
曾蔭權政府土地房屋政策失誤，性質若屬認知判斷有盲點，還可視為無心之失，但有不少事態顯示政策向發展商傾斜，例如發展商巧取豪奪，政府卻拖延立法規管新樓銷售，都被認為政府只顧及發展商的利益。政治特權階層當然企圖操控特首，主要視乎特首如何體待特權階層的欲求，由政策看曾蔭權政府的應對，很難說優先顧及市民的利益。
第三是個人因素。近期，傳媒相繼揭發曾蔭權接受富豪款待的情，引發許多聯想，一些不解之謎，隱約之間好像看到答案。例如，東區海隧專營權還有數年屆滿，不乏輿論建議政府提早收回東區海隧專營權（只需約30億元），政府擁有兩條海隧之後，就可以採取主動，分流車輛，減輕紅磡海隧的擁塞情。但是，政府擁有大量財政儲備，寧可胡亂派錢，卻不肯用以解決過海交通擠塞問題。現在發現，曾蔭權曾經搭乘富豪的私人飛機，有機主是包括擁有東區海隧的大股東，市民的聯想就有了客觀基礎，觸發更多胡思亂想了。過去幾年，官民矛盾惡化，不排除人為因素有以致之。
特首擺脫特權階層操控 才可不受掣肘解決深層矛盾
個人因素因人而異，要匡正政策失衡，除了官員的操守和良知，主要應該在特首和大商家、大財團之間設置「障礙」，減少特首被操控的情。近期，特首選舉一些事態，說明政治特權階層強橫到可以挾誠信破產的候選人，與民意對覑幹，所以，要扭轉「特首宿命」，使特首得以在不受掣肘下施政，必須從取消政治特權覑手，才可以實現良好管治。
雙普選已有時間表，中央應該認識到搭建公平公正選舉平台，是解決香港政治困局和深層次矛盾的不二之途。只有實行真普選，透過民主程序處理香港政治權力分配，則綱舉目張，其他深層次矛盾才可以迎刃而解；靠派錢派糖當掩口費，是本末倒置，於事無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