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臭不可當的選舉醜聞到選後西環治港之聲四起，至少在港大公投投白票的十二萬人心裏，香港政治充滿無力感。這是流水落花春去也的無可奈何，回歸十五年的年復年港人治港遭侵蝕，造成近三個月來百醜紛陳無疑有其必然性——從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日起，香港即跌入一個與開埠一百五十年來不一樣的中國文化裏；香港社會制度被簡化為「馬照跑、舞照跳」的淺薄，香港巿民被目為飽受英國殖民主義者薰陶的黃皮白心，伴隨覑這些質疑來的是中國經濟崛起而西方資本主義龍頭重重一摔，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委身推銷員到中國兜售債券為此消彼長的起點。
自此之後，中國的影響力進入香港毋須赧顏，香港社會其實早已沒有民主抗共這些政治取態，但香港文本一直長留未去。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在七百萬巿民心目中儼如固有核心價值，可是當北方巨手越過深圳河直入港九巿區，早因經濟疲憊人心虛怯的香港社會視自己為一頭待宰的雞、牛、或豬，面對龐然政經巨獸，宿命論由此而生。上星期小圈子特首選舉之後，facebook滿目哀嚎，那是深灰色的心情，透過文字鐫刻在永難回頭的流金歲月，久久不散。
客觀的事實加上主觀的印象，構成不能磨滅的哀傷，這使人想起回歸前社會上那股沉鬱得化不開的宿命論。
香港社會面對九七大限衍生不少副產品，電影是其中之一。從八十年代電影工作室的《英雄本色》加插一場兒童合唱《明天會更好》，到徐克把《笑傲江湖》改編成巨大隱喻的政治武俠片，這一段時期的香港電影，對中共在一九九七年收回主權是霧裏看花式的猜臆；唯一是徐克以其第一代老保釣身分，帶出對未來香港的輕度質疑和高度關切。然而這都是六四事件前的事。六四之後，香港社會爆發移民潮，記憶力好的巿民應該有印象，新加坡政府在香港設立攤位吸引巿民移居的墟軃場面，上千人擠得人仰馬翻，不明就裏的以為新加坡有金執。然而當港人大包小包打好行李，日以繼夜飲飽食醉移民宴，回頭向啟德機場留下離開前一瞥，另一種面對宿命如何自處的文化漸次確立。陳可辛的UFO電影公司以輕觸式的撫慰論及港人傷心處，《雙城故事》到《風塵三俠》乃至《新難兄難弟》，最後以《甜蜜蜜》為終結，勾勒出電影人眼中的前九七歷程。
陳可辛是作者型導演，與我心儀的許鞍華以及杜琪峰一樣，都屬此類。源於西方電影的作者論，一個稱得上「作者」的導演，作品必須突顯視野的延續及貫徹兩大特質。許鞍華七十年代由倫敦電影學院負笈歸來，此志不渝投入本土電影不歸路。許鞍華的作者特質是悲天憫人民間故事，沒有天下盡收於一片的史詩式野心，從無線電視的《CID》到如今的《桃姐》，許鞍華的大城小事娓娓道來淡淡而出，不言志只有人情。杜琪峰的作者論則是對昔日香港庶民情懷的回憶，大量熟悉但陌生的街景，《文雀》裏拔天巨廈上環街頭的陳年舊味，《神探》新寧道拍出另類銅鑼灣謐靜，那是對昔日物事的憶念。我曾經以杜琪峰比喻黑澤明的庶民特質，相對於此，陳可辛在UFO年代的幾部出色電影則頗有木下惠介韻味。
UFO年代作品輕觸撫慰傷心處
今年國際電影節舉行陳可辛電影展，挑選了十二部他導演或監製的電影。可能由於數量上的限制，或者主辦方面企圖通過有限時間介紹陳可辛全面香港電影蒭程，然而作為電影讀者，我寧願集中介紹陳可辛的UFO年代作品。今天的陳可辛已是中港合拍片監製，巿場視野是十三億人（一個相當吸引的名詞！）而不是七百萬，抓大放小自不待言，然而二十年前初生之犢的UFO實驗本質，確實在九七前路迷惘之際成為我們窩心的熱湯。陳可辛及李志毅的誠意是打動影迷的合璧雙劍，《雙城故事》眼前一亮，《新難兄難弟》向中聯的新寫實主義致敬。連英文片名也是一絲不苟語出有典，《雙城故事》是《Alan
& Eric: Between Hello & Goodbye》，披頭四便有《Hello
Goodbye》；《新難兄難弟》則是《He Ain't Heavy, He's My Father》的骨肉親情，也令人想到六九年的老歌《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九七臨頭的《甜蜜蜜》則是近乎不顧一切的《Comrades, Almost a Love Story》，《金枝玉葉》更是神來之筆的《He's a woman, She's a Man》。
陳可辛幼年奔波多地，懂諳泰語是因為小時在佛國生活，美式英語流暢是在加州上大學念電影緣故，漂泊人生帶來從遙遠國度凝視香港。陳可辛在UFO年代可貴之處，在於他往往能夠在光與影之間，勾勒香港巿民的樸素、安然以及善良的一面，通過平凡人生畫龍點晴指出固有核心價值——平民百姓都在尋找安樂窩，盼望免於恐懼匱乏饑餓戰爭。這一連串特質，在他的電影裏卻常常因為外部大氣候而遭扭曲，安詳和諧成為泡影﹕小焉如《新難兄難弟》電車工人梁家輝在春風里窮人之家一呼百應，偏遇上惡霸吳啟華橫生苛索；大焉是《甜蜜蜜》黎明與張曼玉歷盡千山萬水來到香港，本擬在東方之珠建家立業，到後來一個當廚子移民、一個隨黑社會男友流落新大陸。電影以此寓意，再好的平和日子，遇上政治多舛，命運關頭只得奮起或逃避一途。
怕驚醒眾生還是留下餘韻
這種意在言外的電影語言在九十年代很受落，毋須大鑼大鼓說「共產黨來了」，行文用語肌理之間，在漆黑的電影院引領人們思考昨日今日明日。我不懷疑陳可辛和李志毅以及UFO當時的老闆曾志偉可以用更淺白的手法標示電影以外信息，然而他們沒有這樣做，到底是怕一旦說出來驚醒巿民，抑或是盡在不言中留下餘韻，這要在星期二舉行的座談會問問陳可辛。從觀影者角度來說，木下惠介幾部作者型電影，與陳可辛的不向命運低頭有著不約而同的主調；在港人熟悉的《二人世界》，竹脇無我及栗原小卷自由戀愛，幾經起伏終於成婚，但更大的理想是開一間小食店。片集下半是年輕夫婦合力支撐「湯姆小店」，此舉不是要成為連鎖巨擘或飲食大亨，而僅是卑微地希望能夠保持一點點的自我。
事實上，陳可辛以小人物成為大時代一顆不可或缺的螺絲釘例子多不勝數，往往這小小的螺絲就是大局變化的催化劑或攔路虎。拒絕宿命安排，令到陳可辛九十年代的電影，在陰霾滿天的回歸前夕充滿生命張力。當然，《新難兄難弟》的新寫實主義斧鑿痕跡太深，急於要為香港巿民建碑立傳，同樣地《雙城故事》也犯了類似的技術小疵。但畢竟這是大器初成時期的粗糙，到了一九九四到九六年，UFO的渾然天成給觀眾帶來讚歎，陳可辛在《金枝玉葉》和《甜蜜蜜》的技巧明顯是九十年代的香港之最，鏡頭不做作，中鏡說故事，讓人來把故事串連。但這都是硬件上的可以操控，了不起的把這兩個老得掉牙的舊故事寫出新生命。同期的爾冬陞雖然有心有力，但陳可辛寫情寫人面面俱到，果然是大師出手。
《甜蜜蜜》側寫不確定未來
推崇《甜蜜蜜》的原因，不完全在於把兩個大城巿的浮萍化入大時代，更多的是通過簡潔明快的故事和剪接令巿民心有所感。陳可辛沒有教條地硬要刻劃中共治下九七後的香港將苦不堪言，也沒有盲目硬銷明天會更好，他以社會及巿民生活的變遷，側面刻劃對未來的不確定。陳可辛的功力在於電影菲林上看不到但人們能感受的預見——在他的電影可以看到木下惠介的《卡門還鄉》的倒映，在木下惠介這部極負盛名的電影中，戰後日本生活表面不變（《甜蜜蜜》是人人照舊炒樓蹨骨），但人心已變，淳樸的姑娘改了洋名卡門染一頭金髮（《甜》片是黎明去紐約做廚子，張曼玉曾志偉遠走他鄉；連同住一樓的外裔女子「芥蘭」染了愛滋，準備移民），一貫平靜的生活受到意想不到的窒礙和死亡衝擊。
電影是主觀藝術，片子的成敗在於觀眾是否心有所感，沒有客觀標準，奧斯卡獎多少只是一小撮人的觀感。陳可辛的電影沒有拿過奧斯卡，但在一九九七年前的歷史時空，人們會感念他的電影說出百姓潛於心底話語。雖然UFO的電影最終多以團圓結局，但不少是慘勝而回，捅人一刀，自損五成；今天人們經歷回歸以來最少得票率的特首選舉，也看見了長長的公投人龍，奈何七百萬人裏只有一千二百人中的六百八十九人支持下也能當特首，無奈感充斥香港上空。此時此刻，人們也許會想起了黎明飾演的黎小軍和張曼玉的李翹在維多利亞公園擺年宵的那一場戲，入錯鄧麗君的錄音帶虧大本，冷雨之下一事無成，但說到底仍能喝瓶溫熱的維他奶。面對宿命，陳可辛總有一條way
out，但現實是我們已過了喝熱奶的季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