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7日星期六

安裕周記﹕「為香港好」



"Sitting on a sofa on a Sunday afternoon Going to the candidates' debate Laugh about it, shout about it When you've got to choose”

一九六八年,美國民歌組合Simon & Garfunkel在電影《畢業生》的幾闋歌曲聲名大噪,人們記得的當然是《Sound of Silence》,除此之外,電影裏還有不少意味深長的不朽名曲,包括《Mrs.Robinson》。這些歌曲推出之時,保守傾向強烈的美國主流社會視之為次文化;歲月流聲四十年後,這部電影已然成為美國六十年代躁動一代的折射,戲內歌曲沉澱成為嬰兒潮文化不能或缺的成分。

Mr.Robinson》歌詞不乏社會投影,包括上面這一段文字;能夠完全明白並了解這首歌的人與事,可以在美國文化這門課初步過關。

那是一九六八年,是美國反戰高潮的一年,是美國大學生罷課示威的年頭,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Todd Gitlin傳世之作《The Sixties: Years of Hope, Days of Rage》深刻勾勒美國來到臨界點前的不安和悸動。那也是一九六八年大選前夕,尼克遜以前任副總統之身競逐總統,在任的民主黨籍總統詹森放棄競逐連任,是美國自由派與保守派交鋒的前夜。

美國人民是朝野建制的不滿、越戰的失利,一腔怒火走向一九六八年大選。對於候選人,《Mrs.Robinson》刻劃入微:「訕笑它吧,痛罵它吧,當你要作出選擇的時候。」

沈旭暉上星期訪問梁國雄的長文是練乙錚「板塊論」之後最精彩的選舉論述。梁國雄不愧身體力行的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回鄉證卻道出二十一世紀中港關係的借用特質,沒有巨額投資偏一言點出香港建構金融中心的虛妄。在講究包裝spinning的香港政治社區,這種紮實的功夫是仰之彌高的水平。也許,有人會批評梁國雄的是老左派觀點,只是經過時日洗禮硬塞進香港的政經框架之內;當然更多的是維園阿伯式的「反中亂港」指摘。對於這種批評,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會嗤之以鼻,在一個愈來愈混沌的社會,在一個愈來愈失去道德人格的空間,我們樂於看到香港議會有這樣高理論水平的代議士。

梁國雄在今屆特首候選人辯論前五天點出「無恥」的比併,當人們以為這長髮激進中年胡謅的時候,星期五晚上辯論的兵荒馬亂,毫不含糊透現出這一共同特質——謊言與事實的對質、人格與誠信的對比、大是大非與大奸大惡的對映。我們有幸不是選委,可以在電視機前恥笑痛罵,可以享受作為旁觀者的恣意評論,「太爛了」成為三月二十五日投票日政治人格墮落證言。

香港政治落得今天一坨爛泥是自找的。從香港前途《聯合聲明》正式簽署的一九八四年寒冬開始,香港政治言語開始浮現「為香港好」這四個字,這猶如褓襁中嬰兒夜半哭醒後的保嬰丹,與遊子身上的手織毛衣不遑多讓;出世之始,是在英殖年代英國人「最是倉皇辭廟日」時的無所依傍,是香港巿民一百五十年來身分第一次轉換的救生圈。在所有親北京的論述或行動,「為香港好」成為類比文革年代毛語錄無堅不摧的寶物,董建華的「中國好,香港好」是這四個字承先啟後第二代。「為香港好」變成通行證,任何物事只要蓋上「為香港好」印章,就如玉璽蓋印,無寶不落。

這種迹近戀物的狀態到了回歸當家作主後無日無之,我無法理解何以推出「為香港好」論述,是祖國表達對遊子歸家的愛惜,抑或政治內化成為中共體制一部分的第一步。若是前者,這做法未免太過看輕香港同胞。誠然,可以爭論說,英殖年代缺乏系統性對中國大陸的真確認識,但事實是不論是文革期間的殘民以逞,或者是七十年代末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改革開放,孰優孰劣,香港巿民心中都有一本帳。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無論九十年代前稱之為「大陸」、今天變成「內地」,香港巿民是了然於胸臆之間——六十年代東江之水越山來,香港不必捱四天供水四小時,是大陸的賜予;七十年代經濟起飛時優質副食品大量供應,胼手胝足屋家庭無一不銘感五中。中共在香港巿民心裏,逐步由共產惡魔變成在食水食物上幫一把的祖國。

興許是周恩來的高招,大量物資都是在大陸一窮二白年代跨過羅湖橋送到香港。其中必有換取外匯成分,更多是人心歸邊的統戰行動,令香港由滿目避秦難民的逃難天堂,成為眾心歸向的南風窗。然而,即便是統戰高於一切的年代,「為香港好」始終不是中共的言語;眾所周知,在北要全力維護北韓武裝到牙齒的無私援助,南要對越共北越支援從子彈到衛生巾,中共向香港運來大米蔬果單車布鞋,大陸仍有地方是幾個人合穿一條褲的苦,那時還沒有發明「為香港好」。

九七問題令香港歸心議題重上日程,經歷八十年代政治動盪的港英官員或政治人物都知道,那時香港問題的論述,曾經萌生怵目驚心極左思潮,更令人震驚是提出這些連中共高層都皺眉的往往是港人,尤其是忽然愛國的那一撥。資深記者如程翔或劉銳紹二位先生想必聽過,一九八五或八六年間,有港人在北京提出建議,認為香港的馬路都是英皇及殖民地官員姓氏,不如把太子道公主道軒尼詩道等等都中國化。後來是中共官員好言相勸,說要尊重歷史,這些積極分子才無法令太子道變成人民北路。

鄧一去 笑話百出

隨著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臨近,極左思潮因為中英就彭定康政改方案大拍桌子而有巿場,好在鄧小平那時在世,貽笑國際的笑話始終未有出現。可是,另一種政治語言悄悄破土而出,「為香港好」終於來到新生特區。於字義而言,為香港好絕對沒錯,奧巴馬為美國好,卡梅倫為英國好,薩爾科齊為法國好,可是在表現這一字義的時候,奧巴馬卡梅倫薩爾科齊都沒有把「為XX好」變成具體政治論述及操作,從而脫離本來的抽象意義。於是,感到香港回歸十幾年人心未歸順,「為香港好」就大搞國民教育,給學生硬嚥片面的中國近代史;政治上有不平順的,「為香港好」就變成普選三推四拖。這種政治涵意高於一切的操作,帶來香港社會極大傾向性的泛政治化,「為香港好」成為右翼保守思潮的護身符,稍一逆意,即扣上「你不是為香港好」的白色恐怖帽子,再是嘍囉打手撲出吆喝,不一而足。

「為香港好」 隨意賦予任何意義

具指導性的「為香港好」的弱視不僅在於廉價的愛港主義以及由此伸展的平價愛國主義,而是從上而下的意識形態指手劃腳。一元化的指導思想,必會帶來極大的政治及社會約束,「為香港好」有如一株聖誕樹,可以掛載任何燈飾(意義);任何掛上的裝飾,都可以馬上成為聖誕裝飾。這種政治加持魅力無窮,尤其是政治趨向一元化的香港社會,從黑道中人到富商巨賈都可以愛國愛港,能跨過這條線便可以得到加持,小則進入愛國圈子同心同德得到庇護,大者是政治酬庸如政協委員。小小的付出帶來巨大的政治回報,又可以從政治回報得到經濟利益,「為香港好」不只是妙不可言,更是妙不可醬油。

西方社會也有類似的「為香港好」意識形態,可惜的是,這些大多是右翼政黨,例如法國國會議員勒龐(Jean-Marie Le Pen)的民族陣線,喊了幾十年把少數族裔送回非洲亞洲,出發點都是為了法國好。除此之外,以類似政治語言為訴求的確實少見,美國近代曾經兩度險些踏入這一死胡同,一是五十年代的麥卡錫主義,一是六十年代的尼克遜年代。前者在新聞記者的抗擊下然而止,後者則是尼克遜怯於人民壓力而從未出師。事隔半世紀,麥卡錫是一頭死不悔改的狗熊,尼克遜則是看清楚形勢不在我的政治人物,一九九四年尼克遜去世,美國所有在世的共和黨及民主黨人總統都出席葬禮。三十年前對尼克遜鞭撻不遺餘力的《時代》周刊,封面是老總統的臉容,周刊稱呼他是The Statesman(政治家)。

一九六八年美國總統大選,尼克遜毫無敵手,自己是前副總統,政綱是美軍撤出越南,白宮浸浸然在望。美國社會裏左派不甘於大右派上台,發起遍及全國的反戰和反尼克遜運動。尼克遜是一代梟雄,工於心計,視野恢弘,敢於把美軍撤出越南是其一,設立美國歷史上第一個環保部門是其二,四十年後的今天觀之,水門案以及撤軍越南是瑕瑜互見,可是當時美國社會仍與他劃清界線,勢不兩立。但尼克遜從沒有以叛國罪名加諸學生或反對派頭上,他討厭自由派媒體,也覺得學生太過分,不過沒有要求學生或媒體「為美國好」而噤聲;他打出民意牌,提醒不要忘記「沉默的大多數」。

香港離開母體已久,回歸後不免有些陌生,事事以「為香港好」而設計政策,只會帶來萬馬齊瘖一片死寂。今屆特首選舉我覺得爛不堪言的唯一原因,不是候選人醜聞,是建制派候選人太過迂腐,話語筆下俱是幢幢「為香港好」鬼影。把「為香港好」抽離社會現實,僅定性於物質生活的提升,渾忘這次選舉於香港社會的發展而言是戕害。

戕害是什麼?《五代史平話.唐史.卷下》是這樣說的﹕「今新君信任朱、馮老畜讒言,戕害自家骨肉。」戕害,作殘害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