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有沒有道德可言？從政者的私德和公德能（該）否分開？政治家跟政客有何分別？
讓我們看看現代選舉政治及一切相關醜聞的鼻祖——美國——二百年前的故事。
1804年7月11日清晨，美國才建國二十八年，獨立紀念日剛過去一星期。
一葉輕舟從今天的華爾街附近蕩出，向西划過哈德遜河，在新澤西州一個叫Weehawken的地方靠岸。船上躍出三名男子，當中一位，個子不高但輪廓分明，赤
褐色頭髮，看上去正值壯年，深藍色的瞳孔散發着英氣。跟他一道的是他的好友和醫生。他們七點鐘來到那裏，是為了赴一場獨特的「約會」。
獨特「約會」 以命相搏
一行人穿過樹林後，來到一塊只有十公尺寬的岩石地，發現他們的「約會」對象已經到了。為首的梳一頭整齊的黑髮，穿着華麗的絲質及膝外套，深褐色的雙目如鷹眼一樣銳利；他也帶了同伴和隨從來。
雙方夥伴經短暫交談後，紅髮和黑髮男子分別走到彼此相隔十步的距離。
幾分鐘後，有人喊了一聲：「Present」，然後便是劃破寧謐清晨的兩響槍聲。紅髮男子應聲倒地，他的醫生趕上前，發現子彈已打穿他右胸的橫膈膜；而穿絲
質外套的黑髮男子則一臉詫異，雖然他要求與給他打傷的人交談，但在場同伴強行把他送回曼哈頓。翌日，紅髮男子因傷勢嚴重在紐約辭世；他的對手頓成兇手逃離 紐約，一直逃到南方的喬治亞州。
以上便是美國歷史上最轟動的一場政治決鬥，辭世的是鼎鼎大名、曾出任華盛頓總統內閣首任財長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他的肖像今天還印在十元美金紙幣上；而「兇手」也絕非等閒之輩，正是當時的美國副總統阿龍．伯爾。
到底這兩個響噹噹的人物為何要走到這一步？他們之間有何私怨公仇？至今還是議論紛紛。十九世紀，私下決鬥在很多地方被視為中世紀的野蠻遺風，在美國至少在紐
約州是非法的（所以兩人才要划船到新澤西州去），堂堂一國副總統和前財長竟然知法犯法，幹出這種好像只是中學生的行為，在今天看來簡直不可思議。
不過，決鬥仍給某些人視為當君子之間有解決不了、或被對方不可原諒的行為冒犯，而對方又拒絕道歉時的一種捍衞個人或家族尊嚴的高尚行徑。畢竟，一個人能以生
命作賭注，為自己的榮耀、信念（當然也可能是愛情和女人）而冒生命危險，根據一套光明磊落的格鬥規則（明刀明槍、由雙方各自好友做公證）拚死一搏，雖然鬥 爭也只是在一個十來呎的「小圈子」裏，卻也不失英雄氣概，可說是做到真正的「君子之爭」。
至少，他兩個並非只躲在背後發功、或放冷箭、或犧牲別人、或栽贓嫁禍、或黑箱作業、或奉承某某意旨卑躬屈膝，端的有男子氣概（本文決無影射，切勿對號入座）！
言歸正傳，伯爾與漢密爾頓交惡，可以追溯到1787年美國憲法通過以後。就像所有革命戰爭那樣，從打贏敵人的那天開始，同志們之間的矛盾便開始尖銳了。跟我們的《基本法》一樣，美國的立國精英對他們的新憲法也有很不同的看法。
雖然新憲法嘗試在保持原有十三州自主權的基礎上，建立比較強大的聯邦政府，但何謂足夠權力卻眾說紛紜，有人覺得聯邦政府的權要盡量大一點，新國家才能生存下
去；有些人覺得十三州才是美利堅合眾國的母親，要保住各州自治，聯邦權力太大就會侵犯到各州人民的自由，而自由正正是美國的核心價值，也是整個獨立戰爭追 求的理想。
今天香港 當年美國
今天，香港有些人覺得《基本法》是一國大於兩制、要跟內地融合我們的經濟才能發展下去，也有人覺得不能為一國而犧牲兩制和香港的核心精神，因為那才是我們成功、香港所以為香港的原因，幾乎與兩百年前美國有異曲同工之處！
而且，這爭論還涉及到各州和各集團利益板塊（容我借練乙錚先生的話）的分配，就像今天我們對《基本法》的爭論和選舉之爭，也涉及到很多很多既得利益集團瓜分地盤一樣，不同的當然是美國兩百年前的制度，縱有蓄奴，合資格的選民都要比今天香港多很多！
那時美國的兩黨制還處於雛形，所謂的「聯邦黨」人比較代表北方各州的利益，重視對外貿易，強化中央財政，鼓勵工商發展，那就需要比較強大的聯邦政府；代表南方農業州份的是民主共和黨，主張保留更大權力予各州。
漢密爾頓是聯邦黨的代表人物，他出任財長後，搞了美國的第一個國家銀行（就叫美國銀行，在賓夕凡尼亞州），同時宣布各州在獨立戰爭時欠下的債務全部國有化（超逾兩千萬美元，當時是天文數字），又發行支付利息的債券還債。
美國有今天的國債問題，可說自漢密爾頓始。但他的良好意願是，希望藉此增強投資者對新國家公共財政的信心，更放膽投資經濟商業活動。可是如此卻大大惹怒了南
部州份，因為他們在戰爭結束後節衣縮食（即我們所謂的財政緊縮政策），已清繳了部分債務，現在你搞個中央銀行聯邦債券，豈不是要我們替北佬還債？
可憐這美國國家銀行只有二十年的壽命，當漢密爾頓的政敵主政後，便讓它關門大吉了。所以今天很多人不知道它才是美國聯邦儲備局的祖先。
作者為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曾任特區政府政務主任，現從事公共事務諮詢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