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選舉後，建制派勢力會如何「洗牌」﹖蔡子強認為傳統左派對中央重用英治時代精英和資本家有強烈意見，「為何自回歸開始，等了10多年，仍然苦無機會﹖」蔡分析，受建制派分裂影響，梁振英上台的「蜜月期」很快過去，建制陣營將展開「板塊之戰」，首個戰場是今年9月立法會選舉。
蔡子強認為，立會選舉會將一改建制派與泛民互撼的局面，建制派之間會全力搶奪議席，傳統功能組別議員或受到新興勢力挑戰，與梁振英對手、唐英年關係友好的工商界亦會重新整合以自保。
蔡表示：「自由黨和經濟動力08年選舉分裂，今次會否把他們拉回一起呢﹖整合的力量是基於共同擔心，被『秋後算帳』的恐懼，他們都是唐營的，到最後關頭都無退縮。到立法會選舉要開戰時，原本自由黨或計劃從經濟動力手上搶回議席，現時的想法可能是聯合陣線，抵抗『開拖』。」
蔡又說，背後亦有一班大財團，例如到最後李嘉誠的立場仍相當堅定，他們會否想到在政治上比較保險的做法，其實是要有一股制衡力量，因此他們可能對民主派政黨的態度有變，甚至是否要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工商界政黨去保障其利益，多於過往直接與最高領導層聯繫的方法。蔡指出，若他們的心態改變，將導致政治生態的改變，投入資源支持專業參政人士作為購買「政治保險」。
蔡子強: 階級矛盾蓋過政治矛盾？
還記得1991年，那是香港史上第一次立法局直選，當時傳統愛國陣營派出程介南、陳婉嫻等人出來參選。面對這些強勁對手，在八九年六四事件的陰霾下，民主派的候選人當時只拿出三道板斧，就把他們殺過人仰馬翻、片甲不留，那就是：他們是否共產黨黨員、是否支持鎮壓六四、是否支持黃雀行動。那時民眾只要聽到這幾個問題，看到這些候選人顧左右而言他的曖昧態度，選票便往其對手那裏投。至於其他民生議題，以至階級矛盾，七嘴八舌的討論不錯是有，但對選民的投票決定，卻沒有多大決定性。
20年來的選舉生態是否已經改變？
1991年這次立法局直選的重要性，不單在於它是歷史性首次，還在於它為往後10多年的選舉議題定下基調，那就是政治議題重要過經濟議題，政治疑慮蓋過階級矛盾，成了選舉中最大的爭拗點。
往後10多年，雖然選舉議題屢有變焦，由六四，轉到臨立會，再轉到23條、親皇/保皇等論爭，但都始終沒有偏離這個基調。
今次特首選舉一大發人深省的現象，就是雖然梁振英先後受到地下共產黨黨員、六四事件立場的前後不一、以「狼」來形容其心狠手辣、黑金政治，以至後來，主張縮短商台續牌及以防暴隊對付遊行群眾等多項政治指控，但對其民望造成的打擊，始終有限，讓很多參與選戰多年的政圈中人，大跌眼鏡。
民情是否已經出現變化﹖政治尤其是選舉的生態是否已經改變？遊戲規則是否已經重訂？立法會選舉中的六四黃金比例，版圖會否重劃？這都是值得關心的議題。
尤其是，這並不是孤立的例子，並不是沒有先兆，4個月前的區議會選舉，雖然泛民全力催谷替補機制等政治議題，但最後卻遭外傭居港權的民粹主義議題反噬，反過來殺個人仰馬翻。
階級鬥爭的選戰對決劇本
大家都知道，過去兩年，梁振英是從民生和階級議題逐步建立起其政治聲勢的。當曾蔭權仍是舉棋不定時，梁已不惜有違行會集體負責制，力主最低工資；當曾蔭權仍是後知後覺，說樓價仍沒有超越九七，而堅拒復建居屋時，梁開始逐步主攻房屋問題。到了選戰真的開打，貧窮、社會兩極化、青年人缺乏社會流動機會、樓價過高（以至提出「港人港地」這頗具爭議的建議）、打擊雙非孕婦等議題，以至「change」（求變），始終是其主打頂目。在發表參選宣言時，梁也是通過穿膠花紮腳媽媽的故事，力圖為自己建立一個由基層打拼，奮發向上的形象。
相反，唐英年的富二代出身，以及紈铒子弟、不知民間疾苦的形象，可謂深入民心。他熱愛紅酒的嗜好，一宗又一宗的桃色緋聞，更成了這個形象的最佳註腳。但唐營卻一直好整以暇，到了選戰處於下風時，也是通過發動任志剛、李國寶、王冬勝、盛智文金融工商界重量級人物開腔挺唐的「炮仗行動」，又或者在提名時以「四大地產商」來作「show
hand」，以為這樣便可以讓選委歸邊，沒有認真想到在今天香港這樣反商情緒瀰漫，過分標榜權貴的支持，隨時會適得其反，激發輿論鋤強扶弱的心態。到了僭建地庫事件曝光，更被煽情的標籤為「酒池肉林」、「地下皇宮」，更讓仇富情緒進一步發酵。
就這樣，一個隱隱然以階級鬥爭作為主幹的選戰對決劇本，就此寫成。
最大的政治反諷
對於曾蔭權的最大政治反諷，就是梁振英乃曾蔭權的「頂心杉」，添馬艦內無人不知，但最弔詭的是，最後梁振英後來居上，卻是曾蔭權一手一腳所造成。除了在政治上，他讓中聯辦坐大之外（見周二本欄的分析），在經濟上，他太過自以為是，沒有好好處理貧富兩極化、樓價茘升的民怨，讓階級矛盾爆發，都為梁締造了異軍突起的條件。
至於對於民主派以至80後、90後社運的最大反諷，則是他們一直攻擊政府「官商勾結」，又以反「地產霸權」、反「金融霸權」等作為運動的綱領，讓這樣的意識形態深入民心，民怨沸騰。但正如3月23日《星島日報》的政情專欄「大棋盤」所指出，最後收割民意的，卻不是他們自己，而是梁振英。反而較能夠與泛民合作，保障泛民生存空間的唐英年，卻就他們所創造的這些意識形態所打倒。
政治的弔詭，莫過於此。
在這樣反商、仇富的國際大環境，在階級鬥爭怒火慢慢掩蓋政治上疑慮的本地氣候之下，選舉的生態及版圖會否重劃，固然值得關心，但特區政府領導精英的管治策略會否作出重大調整，更加值得留意。尤其是當新上台的梁振英，是低票、低民望、低凝聚力的所謂「三低特首」。
普京模式
近日時有評論提起所謂俄羅斯的「普京模式」。
所謂普京模式，就是指在蘇聯解體，俄羅斯邁向資本主義的進程中，冒出一大群寡頭財閥，他們通過與總統葉利欽官商勾結，篡奪國家資源，而牟取暴利，變得富可敵國，但卻害苦了黎民百姓，讓他們在貧窮線上苦苦掙扎，社會高度兩極化。於是大家恨透貪腐的葉利欽、俄國政府及那些財閥，階級鬥爭的火焰又重燃。
結果強人普京上台，他通過大幅改善民生，在一片仇富情緒中打擊財閥，以及向車臣開戰來鼓動民族主義和愛國情緒，這些一系列的民粹主義做法，來贏取民望。但同一時間，他卻在國內實行鐵腕統治，粗暴對待那些批評他的傳媒和異見人士，用各種藉口和辣招整治他們。
結果，也是階級矛盾蓋過政治矛盾，人民在得享民生上的甜頭，又眼看普京打擊財閥讓他們出了一口烏氣，於是對其政治上的鐵腕和高壓，也視而不見。普京民望維持高企。
我們都試過所謂「火遮眼」，只不過，今次卻是階級對立所引發的怒火。而讓人擔憂的是，這又會否被權術家所利用呢？
（後特首選舉政治生態系列之二）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