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23日星期五

古德明: 溫家寶之痛



三月十四日,中共人大、政協會議曲終人散,溫家寶會見中外記者,談到西藏兩個多月之內二十多位喇嘛自焚喪生:「他們或是受達賴控制,或是受達賴影響,走上了極端道路,破壞了社會和諧,死得很無辜,我深感沉痛。」藏人寧死不受中共統治,罪責原來都在達賴。溫家寶的沉痛,真有中共社會主義特色。

《郎潛紀聞初筆》卷五載:清朝嘉慶三年,四川白蓮教叛亂領袖王三槐被捕,解京師鞫審,供詞直言「官迫民反」。「仁宗皇帝聞之惻然」,知道禍根在貪官,就破格擢升劉清等廉吏,明令褒揚,以勸天下,一時傳為美談。那時候,統治者還不懂得把官迫民反的責任,都推到白蓮教主身上。

其實,西藏那些喇嘛不自焚,後果未必不會更慘,只是這後果外國人看不見,於是溫家寶不沉痛而已。

比如說,西藏六歲靈童根敦.確吉尼瑪一九九五年獲達賴認定為第十一世班禪,馬上遭中共抓去,由當局冊封的假班禪取代。悠悠十七年過去了,確吉尼瑪杳無消息,不是已經瘐死獄中,就是已經折磨得不成人形。

而真正天主教徒的命運,也和西藏喇嘛差不多。河北保定區主教蘇志民一九五零年代不受中共天主教愛國會招攬,繼續效忠梵蒂岡,於是判處反革命罪,坐牢二十多年之後,一九九七年再度被捕,從此不知去向,不死今年八十歲了。

還有河北易縣區主教師恩祥,由於不肯變節改事中共天主,一九五零年代開始給抓去農場、煤礦勞改,服刑三十多年之後,二零零一年再度被捕,從此也不知去向,不死今年九十歲了。

這一切,責任竟然都不在中共,而在梵蒂岡,而在達賴。
舊中國政府一般不會把宗教當作統治工具,政治、宗教界限分明。唐朝宣宗就把這一點說得很清楚。當時安國寺和尚從晦能詩,頗得宣宗歡心,求賜一襲紫袈裟,以耀法門。宣宗不答應,說他沒有骨相穿官賜袈裟:「朕不惜一副紫袈裟與師,但師頭耳稍薄,恐不勝耳。」(《東觀奏記》卷下)

新中國宗教領袖則只要率領信徒,唯當局之命是聽,就可以求官得官,求財得財。天主教香港區前主教陳日君指出:「內地主教,應當局邀請,出席偽祝聖儀式,報酬或以十萬元計。」那是一點都不奇怪的。

中共一九七九年版《辭海》「政教合一」條說:「奴隸制國家有特別規定的國教,君主亦即國教首腦。這制度行於中世紀歐洲……」政教合一的奴隸制度,今天並沒有消失,《辭海》雖然一字不提,但西藏喇嘛自焚的火焰,照出了《辭海》不說的事實,也照出了溫家寶「沉痛」的本質。

古德明 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