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四日，中共人大、政協會議曲終人散，溫家寶會見中外記者，談到西藏兩個多月之內二十多位喇嘛自焚喪生：「他們或是受達賴控制，或是受達賴影響，走上了極端道路，破壞了社會和諧，死得很無辜，我深感沉痛。」藏人寧死不受中共統治，罪責原來都在達賴。溫家寶的沉痛，真有中共社會主義特色。
《郎潛紀聞初筆》卷五載：清朝嘉慶三年，四川白蓮教叛亂領袖王三槐被捕，解京師鞫審，供詞直言「官迫民反」。「仁宗皇帝聞之惻然」，知道禍根在貪官，就破格擢升劉清等廉吏，明令褒揚，以勸天下，一時傳為美談。那時候，統治者還不懂得把官迫民反的責任，都推到白蓮教主身上。
其實，西藏那些喇嘛不自焚，後果未必不會更慘，只是這後果外國人看不見，於是溫家寶不沉痛而已。
比如說，西藏六歲靈童根敦．確吉尼瑪一九九五年獲達賴認定為第十一世班禪，馬上遭中共抓去，由當局冊封的假班禪取代。悠悠十七年過去了，確吉尼瑪杳無消息，不是已經瘐死獄中，就是已經折磨得不成人形。
而真正天主教徒的命運，也和西藏喇嘛差不多。河北保定區主教蘇志民一九五零年代不受中共天主教愛國會招攬，繼續效忠梵蒂岡，於是判處反革命罪，坐牢二十多年之後，一九九七年再度被捕，從此不知去向，不死今年八十歲了。
還有河北易縣區主教師恩祥，由於不肯變節改事中共天主，一九五零年代開始給抓去農場、煤礦勞改，服刑三十多年之後，二零零一年再度被捕，從此也不知去向，不死今年九十歲了。
這一切，責任竟然都不在中共，而在梵蒂岡，而在達賴。
舊中國政府一般不會把宗教當作統治工具，政治、宗教界限分明。唐朝宣宗就把這一點說得很清楚。當時安國寺和尚從晦能詩，頗得宣宗歡心，求賜一襲紫袈裟，以耀法門。宣宗不答應，說他沒有骨相穿官賜袈裟：「朕不惜一副紫袈裟與師，但師頭耳稍薄，恐不勝耳。」（《東觀奏記》卷下）
新中國宗教領袖則只要率領信徒，唯當局之命是聽，就可以求官得官，求財得財。天主教香港區前主教陳日君指出：「內地主教，應當局邀請，出席偽祝聖儀式，報酬或以十萬元計。」那是一點都不奇怪的。
中共一九七九年版《辭海》「政教合一」條說：「奴隸制國家有特別規定的國教，君主亦即國教首腦。這制度行於中世紀歐洲……」政教合一的奴隸制度，今天並沒有消失，《辭海》雖然一字不提，但西藏喇嘛自焚的火焰，照出了《辭海》不說的事實，也照出了溫家寶「沉痛」的本質。
古德明
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