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發展中遇到的一些問題，都可以從復古意識中找到原因。民企造假的風波就是一個例子。當政者應該有所省悟，中國應該有新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去掉那些不利現代社會的思想意識，才能使中國真正進入現代社會。
上期筆者構畫的民營企業家思想意識形成的畫卷中，我們隱然可以看到他們行為模式的可能傾向。這樣傾向與現實的制度——主要是資本市場的制度相結合的時候，它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將之與現實中發生的民企風暴相印證，就變得很清楚了。
「奸商」文化缺乏誠信
以中國內地，香港與美國這三個最多內地民企上市的資本市場而論。美國成為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大本營，它的資本主義市場設計以誠信為基礎，奉行披露為主的監管政策，遇上中國商業文化的缺乏誠信的弱點，後果可想而知，當然有許多糊塗帳。
中國奉行的是國家主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府保留一切對付資本市場發行人的手段。這既是目前制度的一個持點，也淵源於中國文化。在中國傳統的思維裡，一向把商人與奸詐手段畫上等號；民間即有「奸商」的說法。中國的資本市場制度因此實行詳盡的規則，包括核准性發行等的監管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企業的上市要求具體而微。在過去一段時間甚至上市時市盈率的水平也由監管機構提出要求，指令遵循。中國的上市地位是一種稀缺的資源，維持上市地位有相當大的經濟及其他利益。因此在A股上市的民營企業，不管是IPO發行，還是持續經營會計造假的成本很高。再加上中國政府還有很多懲處市場「壞孩子」的手段，包括令人生畏的嚴刑峻法，可起阻嚇作用。
香港很早就有上市民企造假出事的案例。當年的歐亞農業，特種纖維等爆煲後清盤，給投資者帶來巨大的損失。所以香港監管機構也進行嚴格的規則性監管，尤其是對申請上市的企業，進行近於審問式的審查。
由於國人思想上有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傾向，當造假這種不道德行為的受害人不是自己而是他人時，人們通常抱着事不關己的態度。甚至對因這種行為而獲利的人，一定程度上抱着羡慕的態度。這種羡慕態度實際上是一種社會的鼓勵。明白地說，那些在海外造假的發行人在內地，特別在他的周圍並不會受到讉責。甚至往往受到人們以各種論說加以聲援。相當程度上，進行這種論說的遺憾之處是造假手段不夠高明，不能把更多錢騙回來。
從地域上來說，民企風暴在美國刮得最猛；是風源、是風暴中心。香港只是風暴的邊緣。內地則基本在風暴影響之外。民企造假的風險呈現地域分布的明顯特點。
民企風險也存在時間分布的問題。雖然民企的誠信問題，主要是由中國文化和制度背景決定。相對於股市的投資周期即牛熊分布（大部分股市投資暂在牛市買入股票，在麃市賣出），這些背景因素可以說是時間不變量。但在牛市通常隨經濟興旺，在公司運作的實體層面，有關公司可能經營環境好，而達致很好的盈利；同時市場集資容易，很容易通過集資發展新項目使人們有所憧憬。而在市場層面，牛市時股市熱火朝天，大戶散戶同心協力把市炒上，揭發壞帳、沽空一類行為未必是最佳的市場行為，可能事倍功半。反而在麃市情況逆轉，公司的經營環境可能亦已逆轉，壞事無法掩飾，集資也困難。同時大戶醞釀造淡，會積極尋找目標，那些會計帳目存疑的公司，便成沽空的最佳獵物。
森林農礦業最易作弊
民企造假風險也有明顯的行業分布的特點。森林、農業和礦業具備最高的風險。會造假目的在推高企業的價值，從靜態看，最便捷的方法就是誇大資產淨值。森林企業的資產主要是森林，一般面積都相當廣闊，審計人員根本無可能通過實地丈量去核實面積大小。只能通過有關機構的專業評估來確定面積，恰恰這些本來應該提供準確證明文件的機構，在中國目前社會環境下，他們出具的證明真實性無法保證（想想那些文物鑒定專業人員，可以為幾大萬元而放棄基本操守，為行騙者出具以十億元計的虛假評估結論，則中囼專業人員的操守可思泰半矣），其他農業與礦業亦復如是。
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也值得港股投資者留意，與民企「離中國愈遠，造假可能性愈高」的規律相反，國企造假的規律是「離中國愈近，造假可能性愈大」。這是因為國企在A股市場造假（通常是地方國企）被認為是為企業好，有功於地方經濟。而在境外造假一旦被揭發，國企的責任人員可能被認為敗壞國家聲譽。這一來，國內造假可能有功而無過，國外造假則不但沒有得益（國企主事人一般只持極少的股份），反而更具風險。
人口流動涉治亂興衰
民企會計造假，誠信受質疑，只是中國現今社會諸般嚴重問題中的冰山一角。今天中國不少社會問題，既可以說是中國現行制度造成的，更具有深刻的文化原因。可以說，中國今天實行的制度，相當程度上是建基於我們的文化基因上。要解決中國現在的社會問題，必須向我們文化基因中尋找問題的原因，只有基因治療的方法，才可徹底解決這些問題的良方。
中國超過2000年的封建皇朝歷史，是以儒家倫理思想為主流意識形態，以把臣民固定在土地上為制度主旨，基本上是周而復始的皇朝循環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儒家倫理思想與臣民土地的固定聯繫是互為表裡的。從臣民與土地聯繫的恴義來說，漢代的晁錯（公元前200-前5154年，西漢文景兩帝的智囊，主張通過「削藩」加強中央集權，漢景帝三年，因七王之亂被政敵所殺）應該是中國封建社會制度的重要設計者。他寫了一篇《論貴粟疏》創造性地建議把人和土地固定起來，向封建國家獻出久安長治之策。（編按：《論貴粟疏》提倡老百姓從事農業生產，有餘糧的人獻糧給政府，而獻糧者應得到爵位。這樣，富人有了爵位，百姓有了錢，政府也有了糧食物資，而貧農的稅負可減少，同時鼓勵了農業生產，這就是所謂「損有餘而補不足」。原文可參閱http://cnx,org/content/m13510/latest/）
在二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的治亂興衰與臣民土地聯繫程度的變化存在密切的關係。當制度成功，社會大部分成員聚族而居固定在土地上，實行自產自足的自然經濟。社會成員沒有大規模流動時，社會就安定，國家就大治。反之當臣民因各種原因與土地脫離關係，發生大規模流動時，天下無不大亂。而在治亂興衰的過程中，中國的精英一直抱持同樣的思維。天下大亂不外就是通過各種手段，包括征伐與殺戮，設法讓臣民重新固定到土地上去。所謂「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按：語出西漢揚雄（公元前53-18年）《解嘲》一文）。要把臣民再固定到土地上，重整河山確實也讓聖哲們費盡移山心力。但就統治術而論，中國歷史上的精英似乎也太乏創新思維了。究其原因儒術深入人心之故也。
儒家學說乏進取精神
儒學統治中國超過一百個世代，儒家經典被視為不可置疑的教條。儒家經典的作者被封為聖賢讓國人頂禮膜拜。實際上，儒家學說的社會政治理論是一種發端並適用於自產自足農業社會的學說。因為在這種社會依靠人力為生產動力，經濟發展極為緩慢，在二、三千年間，中國社會幾乎沒有變化，才使這種學說一直可以作為統治的工具延續了這麼長的時間。這種延續性並不說明它永遠正確。至少它應該對中國沒有誕生新的生產關係與生產力，即資本主義沒有在中國發端負上相當責任。這種延續性更不說明儒學可以應用於現代社會。
很多人認為以儒學為主要意識形態，將臣民與土地捆綁在一起的社會制度為標誌的中華傳統文化，歷經3000年的歲月洗禮和無數次的外來衝擊能屹立不倒，說明其合理性與生命力，值得作為軟實力堅持下去，傳播開去。這種看法的最大誤點是沒有意識到會理性與生命力存在的時空基礎，而這種基礎已不復存在。在農耕的體力社會，將人倫關係及土地關係相結合，正好構建最穩固的社會結構。因此任何外部力量（主要是游牧民族）不管是西晉時期的五胡（匈奴、羯、氐、羌、鮮卑）亂華、蒙古入主中原建立元朝，還是滿人入關建立清朝，都只能是游牧民族被漢化或者被逐出中原。道理甚簡單，游牧民族不可能令生活在穩定的農耕社會的漢民族變為游牧民族，而只能是反過來被同化。
以演化博奕論的道理很容易解答這一個問題。按照演化博奕論的演化穩定策略（ESS）σA（（1-ε） σ+εσ1）》 σ1A（（1-ε） σ+εσ1），在此式中，σ表示體力社會中，中國模式農耕社會的演化策略，σ1游牧民族侵入者的演化策略，結果是前者有更高的支配性而佔上風。可以說在體力社會，漢民族的中原文化就像一個吸附中心，它吸附了所有的入侵者。然而，它只是一個被動的系統；自產自足的經濟形態加上保守的意識形態，使其滿足於天不變道亦不變固步自封。它沒有進取性，討厭新事物，反對創新，這是與現代社會要求背道而馳的。
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結束二千多年的帝制後，中國陷入了三、四四十年的混沌戰亂時期，一直到毛澤東的赤色革命才重歸一統。
毛澤東假馬列行秦政
為什麼毛澤東能結束中國近半個世紀的混亂呢？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毛主席創造性地把中國傳統的治國方略應用到他那個時代。他廢黜百家、獨尊馬列，實行思想禁錮。他架設起城鄉藩籬；通過戶籍制度實行城鄉二元制，把農民固定在土地上，把市民固定在單位中，與中國傳統的統治如出一轍。他老人家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批評「借馬列之皮：行孔孟之道；執秦始皇之法」（毛本人有詩云「百代猶行秦法政」）庶幾近矣。文革後期，筆者上山下鄉到山區耕田，在那裡，一個人即使離開生產大隊到鄰村過夜，也要出具蓋有大隊圖章的證明。把農民固定在土地上，在毛澤東時代真正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因此即使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中國發生餓死三、四千萬人的大飢荒，紅色政權也安然無恙。
可以說，儒家理論及其外化而成的國家制度與封閉社會、自產自足的經濟、專制統治等這些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的東西有着很明顯的聯繫。
肇端於歐洲工業革命的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最大的本質差別，是人類在製造產品以滿足自己的生產中，普遍用自然界的能源代替人力作為生產動力，因而生產能力大增。生產只是為了交換，從而以高效率的商品經濟代替自然經濟。這種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發展之所以首先發生在西方社會，主要是因為西方文化源頭—希臘文化誕生於愛琴海邊那些以貿易交換為主要經濟形態的城邦。貿易包括了平等交換的意涵，希臘文化早有人人平等的思想，中間經過基督教那種在上帝之下眾生平等的說教。即使如此，在進入現代社會門檻的關頭，西方文化經歷了文藝復興，找回希臘文化；通過宗教改革，開始瓦解教宗在精神方面的一統天下，解決人神關係與今生來世的着力點，並孕婦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德國社會學家）所稱的資本主義精神，加上啓蒙運動，理性至上的三大洗禮，相當程度上掃除了西方進入現代社會的障礙。
現代社會須靠公德維繫
經過二百多年的實踐證明，市場經濟是現代社會生產方式下最高效的經濟制度。這種制度的實行不斷把愈來愈多乃至全世界的人連接起來，構成各種市場以至全球市場。這樣人們有愈來愈多利益相關聯的領域。這些領域可以說是廣義的公共領域。處理這些公共領域中人與人的關係除了法治以及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外，還靠社會成員對公共利益的責任。這些公共責任通常以公共道德簡稱公德為基礎。
以儒家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尤其是市場經濟及其所需的自由、平等、法治的上層建築與意識形態是不相容的。二十世紀初，在被胡適稱為中國文藝復興的新文化運動中，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曾受到衝擊，被當時先進分子懷疑、揚棄與反思。本來這種過程有利於中國社會的轉型。但是，在共產主義試驗落幕後，中國的政治精英為了保住政治利益，提出以民族主義代替共產主義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在這種背景下，儒家學說被認定為民族精神的主流被大力提倡乃至向全世界推廣。這樣很多久違了的、與現代社會並不相適應的儒家說教便重現於中國的主流傳媒上了。
很明顯，中國社會發展中遇到的一些問題，都可以從這種復古的意識中找到原因。筆者分析的民企風暴是一個例子。長此以往，說不定稍後會出現一個儒家原
教旨派來。當政者應該有所省悟。中國應該新的文藝復興和啓蒙運動，去掉那些不利現代社會的思想意識，尤其是改變缺乏公德的狀態，才能使真正進入現代社會。
作者1952年生於福建泉州，髫年早慧，初中一年級時就懂得大學微積分。文革失學，曾上山下鄉。1985年來港，刻苦自勵。先後取得法學碩士、金融學博士 學位。在《國際金融研究》、《財經研究》等重要學術期刊發表論文。著有《腦力社會論》一書，把民主政治融入經濟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