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8日星期三

蔡子強: The society must be better than the individual




正在上映的電影《選戰風雲》,片中有如此一幕,由佐治古尼(George Clooney)飾演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莫理斯(Mike Morris),在選舉論壇被質問,反對死刑的他,如果被殺的是他的太太,看法還會否一樣?

熟悉美國政治史的朋友都知道,這是1988年總統大選,挑戰老布殊的麻省州長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在電視辯論中讓他一敗塗地的一條題目。當時主持Bernard Shaw問他﹕「州長,如果Kitty Dukakis(杜的妻子)被姦殺,你會否覺得兇手應該被判死刑呢?」結果杜卡基斯木無表情的給了以下一個答案﹕「我不會,我想你知道我畢生都反對死刑。」事後,很多觀眾都感到杜卡基斯的答案,流於麻木不仁,似乎對寢邊至愛的生死,無動於中,印象大打折扣。這晚之後,杜氏的民意支持度由原本的49%,急跌至42%,大勢頓去。

面對這個兩難問題,今次莫理斯又如何回答呢?

社會應該比個人更加冷靜理性

莫理斯說,他個人會想把這個殺人犯置諸死地,甚至不惜為此鋃鐺入獄,但在政策討論層面,他卻不會如此倡導一個公共政策的立場,因為﹕

The society must be better than the individual」(社會應該比個人更加優秀)。

上個星期在本欄寫了一篇〈Good People, Bad People, No Other Difference〉,呼籲大家不要以「蝗蟲」這類侮辱性字眼來形容祖國同胞,讓兩地傷口進一步撕裂。那篇文章引起好些迴響,有讀者回應,說我是「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唔係孕婦,唔明白孕婦搵唔到醫院脇位生仔幾慘」、「學者生活在象牙塔,感受唔到小市民生活有幾窘迫,前線員工有幾大壓力」……

對於這些批評,說我沒有切膚之痛,容我謙卑的受下。但我只是想帶出一點,在討論公共政策時,市民的遭遇和困難,固然應常在我心,但卻也應該超越情緒的層面,把之昇華,抽離和冷靜的去思考問題,想出解決方法,因為﹕「The society must be better than the individual」,社會應該比個人更加冷靜、更加理性、考慮問題更加周詳。

同情,就等於要不分青紅皂白?

例如,前一段時間,當內地遊客來港「掃貨」,「掃貴」奶粉,甚至讓市面缺貨時,有網民便一哄而起,提出要徵收「奶粉離境稅」,甚至連電視新聞也來湊熱鬧,煞有介事的炒作了一番,儼然成了解決問題的一大良策,不支持者便是不知民間疾苦。

父母親為孩子張羅奶粉而四出奔波,那一份焦慮和壓力,當然應該體諒,但社會整體卻不能陷入同樣情緒化當中,應該想出更周詳、妥當的解決方法(例如敦促政府檢視奶粉供應),而非單純為了同情,便附和一些太過民粹、草率的建議,連可行性也未想清楚,便急不及待表態附和,以示自已「撐」這些可憐父母。如今相隔一段時間,大家冷靜下來,平復下來,對於當日鬧得熱烘烘的「奶粉離境稅」建議,相信只會報以一笑。

再舉醫院產科脇位緊絀和雙非嬰問題為例,在連日傳媒的報道和渲染下,問題被描繪成像是因為大量雙非孕婦「衝關」,於是兵臨城下,危城告急。因此,找不到醫院脇位的本地孕婦,在心力交瘁、求助無門下,便轉而控訴「蝗禍」。

我再次重申,我同情本地孕婦的遭遇,亦同意要設法解決,但卻同時想指出一點,不錯,2010年的雙非嬰兒有3.2萬多名,佔全港出生嬰兒總數近三成七,問題看似十分嚴重,亦驟眼看似是攤薄本地醫療資源的罪魁禍首。但大家卻有否想過,這其實是政府近年口口聲聲說要「發展醫療產業」,但卻規劃失誤下出現的惡果。就是為了要賺內地同胞錢,所以要歡迎他們來港產子。以2012年為例,政府把非本地孕婦來港產子的數額定為3.5萬名,當中在私立醫院的是3.1萬名。比較起來,2011年頭11個月,公立醫院非符合資格人士經由急症室入院分娩的人數,為1453。這些資料不是什麼秘密,在食物及衛生局去年1213日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中都可以找到。我的一名學生,中大政政系畢業現在負笈海外留學的Edwin,最近便在facebook詳列數據剖析有關問題,我希望《明報》的讀者有機會一看。

不用祭起「蝗蟲論」,也可把問題說清楚

所以要解決問題,不用祭起「蝗蟲論」這面大旗,只要把矛頭指向政府,要其為過去所謂「發展醫療產業」的規劃失誤負責,把政策重新修訂,削減非本地孕婦來港產子的配額。這都可以通過理性的政策討論,把問題說得清清楚楚,想出解決方法,而不用訴諸仇恨和歧視的語言。

我贊成一處地方的公共服務應該讓本地人優先享用。周二,公民黨的代表要求衛生署停止向雙非孕婦發出預約產前檢查,或分娩證明書,預留脇位給本地孕婦及港人內地配偶孕婦使用。同時,又促請政府聯同內地相關部門全力打擊中介公司及其活動,並嚴懲闖關者。我相信,這些都是對症下藥的良策。過程中,公民黨沒有祭起什麼「蝗蟲論」,已經把訴求說得很清楚。

至於自由行和自駕遊,我認為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去討論。究竟香港的基建、配套等容量,能否容下如此數目龐大的遊客?沈旭暉所提的巴哈馬經驗,對香港有否參考價值?這些都是可以通過政策語言去討論的。我也不想見到在繁忙地區如旺角、銅鑼灣等,書店、本土特色店等被連鎖電器舖、名牌店、化妝品店、藥房等crowd out,弄至無處容身,讓香港日漸喪失本土特色,但這是一個旅遊業的規劃問題,自由行是否應該放緩?自駕遊是否應該叫停?這都是政策選項,毋須以「蝗蟲論」來看待問題。

不是不要同情,而是應該超越

讓我再重申,我們不需要用「蝗蟲論」這類充滿歧視和侮辱性的語言,已經可以把政府政策上的失誤及思慮不周,說得清清楚楚。矛頭應該指向特區政府,而不是讓一整個族群的人,為少數人所犯的劣行,當上出氣袋,背上十字架。

我們當然應該懷覑同情和仁愛之心,去看待市民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難和折騰,也應該對自身的幸運,多懷感恩,但這卻並不表示我們需要透過滿口憤慨、衝動的說話來證明自己。如果我們真的想為問題尋求出路、解決方法,就應該多從政策的語言,而非仇恨的語言,來切入問題,討論問題。

我們每個人都是有血有肉、有覑七情六慾之輩,人心肉做,當遇上困厄、利益受損的一刻,也難免會怒火攻心,我自己也不例外,但當整個社會去面對有關問題時,就不能這樣,就應該超越,因為,「The society must be better than the individual」。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