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選舉近期的戲劇性發展，加深不少人對體制的懷疑與不滿。一方面黑材料充斥媒體的選情報道，但更令人失望的，乃社會上無法也似無興趣聚焦於香港當下面臨的種種深層次問題及相關的政策對應，以及日益嚴重的政府信任危機。
近期一種懷疑香港正在倒退的情緒似在蔓延，港人的自尊日感失落。近日《華爾街日報》（2月23日）Hugo Restall的一篇文章更掀起不少漣漪。他引述十多年前《遠東經濟評論》前總編Derek
Davis的觀點，聲稱「香港在英國人治下表現更好」（Hong Kong was better underthe British）。
自由開放政府優於英治時期
我的一代經歷了上世紀50、60年代殖民地統治的疏離、歧視與貪污；大學時代，我們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反對貪污。港英政府要待1967年左派暴動的衝擊，及當時社會求變求改革的聲音與壓力不斷上升，以及土生土長新世代的抬頭呼喚，才終在1970年代由麥理浩總督推行民生改革，並開始重視民意與諮詢。之後20年內，香港脫胎換骨，變成廉潔有效率的現代行政體，講求法治公平負責，箇中有大量本地新一代公務員、專業人士及各行各業中堅分子的努力。把香港過去的成就，簡單地歸納為殖民地外派英國官員因要向在倫敦的宗主國民選政府「負責」所致，無疑是去美化殖民地統治的歷史。
誠然，九七回歸中國後香港面對各樣管治困難，體制錯置，且在與內地融合之路上既受局限也遭遇新挑戰。香港在「港人治港」上，仍在碰碰撞撞，吃了很多苦頭，九七前的香港盛世夢，備受刺破。但是，在自由、開放政府與政治問責方面，今天皆優於英國殖民地統治時期，當然這並非管治的全部，也仍待改善。
需有麥理浩的「新政」精神
近年，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的不快樂與日俱增，對社會及政府日感不滿，究其深層原因，乃貧富差距擴大、經濟成果未有合理下滴（trickle down）、社會向上流動減弱，再加以民眾無奈無能感上升，造成潛在危機。80、90年代曾大致認同「香港生活方式」的中產階級，今天不少感到失落，無法認同現行的特區政治秩序，因而對「官商勾結」、「中環價值」和「地產霸權」的批判才會日益引起社會上迴響，也才會有人鼓吹「港英治港」比「港人治港」更好。
香港要走出低谷，需有上世紀70年代麥理浩的「新政」精神，從基本民生出發。新任行政長官須下決心正視上述深層矛盾，並對管治體制進行結構改革，不再在民主化上蹉跎。正如文革後鄧小平曾說﹕制度不好，好人會做壞事。我們必須從制度入手，重建政治信任和施政能量，否則更好的政綱表述也只屬修辭而已，變不成實果。下屆政府不單要找有能之士，更要令制度改過來。
Derek Davis說殖民地時期的官員，因自知缺乏民授、不由民選產生，故更不敢疏離民眾，他形容為「其不安感令其更具敏感」（更戰戰兢兢？）（「their
nervousness made them sensitive」）。縱若如此，則今天情況下應也延續，只不過更為短期行為式的民粹主義而已。特區官員，因缺乏民主認受性，對由媒體和民意調查反映出來的民情十分緊張（甚或有時過分緊張），處處被動，變得過於風險迴避（risk averse）。
決策變成每天的政治「救火」
今天的香港政治生態，但凡有爭議性的課題，或社會媒體發掘的事件，均輕易被提升至公權力的頂峰——要求特首或至少司局長親自迅速回應解決。社會上既無耐性，也不容許時間去進行詳細的調研考證。在尋求快速答案（quick-fix）的本能反應過程中，短期利害考慮往往蓋過長遠得失的研判。
正常決策程序中應有的行政部門內部官僚思考與智慧，或是公民團體和專家、智庫組織可予貢獻的智慧，也會被靠邊站；亦會做成中層官員犯不覑花精力去由下而上提出「土」方案，去解決日常必會遇到的各種問題，因他們知道，縱有良方，也可能會被頂層決策或媒體的「政治」權宜考量所排拒。而事實上，一些議員也多只向司局長問政，視部門中層官員甚或首長級官員為「未夠品位」以對口。久而久之，公共決策更為「政治化」。
當決策變成每天的政治「救火」，又怎會有時間和注意力放到深層問題與長遠規劃去（這些問題往往十分複雜，不易解決，也難在政治上得分）。同時，時下的追究之風（blaming game）也易助長一種缺乏耐性包容、並不予個人較多空間／角色的惡性循環；個人層面的冷漠及欠缺積極，不利於香港以前長期精於的「土辦法」思維，人人但求不犯錯、不致政治不正確，那麼以往為人稱許的「香港，行！」（「Can
Do」）文化又怎能持續下去？
修辭不等於現實（rhetoric is not reality）。制度也是靠人去運作的，只改革制度而不改變人的腦袋和思維，也是不成，正如魯迅曾說，革命前後的主要分別乃是剪斷辮子而已，腦袋還是那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