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呼「雙非問題嚴重」、「港府無力抵抗孕婦湧港」、把雙非問題提升到公民權來討論之前，實在有需要先弄清楚有關雙非問題的性質與緣由。在「每年三萬多雙非嬰兒在港出生、佔總出生率四成」的宏觀數據之下，我們都看不到問題的真相，看不到一個精心規劃，但到最後嚴重估算錯誤的經濟政策。重新檢視數據後，筆者認為雙非問題的核心是﹕居港權正透過有規劃的內地孕婦來港分娩服務，被當作商品出售，而其外部成本則完全被忽略，更不用說這「公民權商品化」行為，完全不被香港人認同。是誰在不理會外部成本對社會整體的衝擊，從販賣居港權得益？
整體數據充滿誤導
媒體經常指出，2011年雙非嬰兒有三萬多個，全港整體出生數字才約九萬，即佔近40%。數字龐大，再加上本地孕婦的親身經歷，雙非問題看似嚴重。其後主流報道如脇位供應緊張、前線醫療分娩服務質素下降、長遠對公共資源及福利的影響、修法或釋法作為唯一解決辦法等等，都只是強化此一觀感。
細看數據，筆者發現與媒體報道角度頗有出入﹕
三萬五千個雙非嬰兒，其實近97%是經預約而合法入境的常規個案，只有3%為無預約及衝急症室的個案（約一千一百）。從全年總出生數字來看，無預約的「衝閘」個案只佔總數1%，而這屬真正需要堵截的一部分。
據報道2011年有1656個雙非衝閘（急症室）個案。但據政府報告，其中有約三成並非無預約的雙非孕婦，而是「已預約在公立醫院分娩的個案，但未能趕及前往已預約的醫院分娩」。另外，報告有點語意不明地說衝閘個案中有25%是單非個案，但不清楚是否包含上述三成之中。
那麼，真正的問題，是那全年約1100個衝閘的雙非個案。
導致出現分娩資源衝突的基本問題是﹕這不在預算之內的1100人為什麼會癱瘓了本地醫院分娩服務的故事。
你可能會問﹕不，一直以來的問題不是那三萬多個雙非嬰兒嗎？那97%的大多數才有可能造成這麼嚴重的問題吧？釋法／修法不就是衝著他們而來嗎？
要搞清楚的是，他們從來不是堵截對象。再說一次，那3萬多個佔97%的雙非個案，全部都是有政府認可的預約。即是，他們都是經政府人口／商業政策許可之下入境的。
以「發展醫療產業」之名
自莊豐源案，大陸孕婦湧入，好一段時間政府任由市場淘金自理。但2007年起，他們需透過申請非本地孕婦分娩配額合法入境。經公立醫院預約，更必須先繳付近四萬港元的預約費用才獲發入境所需的預約確認書，不設退款。私立收費當然是商業機密，但有說不低於十萬港元。
2011年總共3萬多個配額，當然是醫管局與私立醫院（亦即是市場），兩者在發展醫療產業、開拓內地市場的利益前提下批出，應該夠明顯了吧，衝突及起因的焦點，應該是這裏﹕醫管局估算並決定（當然是錯誤地，或至少完全不考慮外部成本，本地出生率也是）香港醫療系統容納內地孕婦分娩服務上的整體負荷量。
醫管局明白香港的分娩服務是發展醫療產業的重點之一，雖政策決定公立醫院以服務港人為主，但2007年都有近一萬個雙非預約，到2011年情有變，才急忙收減至3400個。私立醫院則在商言商，2012年還有近3萬個配額，佔總數近七成，先不說價格，只知還未完全滿足內地無限的需求。香港人優先？根據市場邏輯，只要你有錢，First
Come First Serve，絕不歧視。
至此，單非／香港市民沒有脇位，問題在哪？必然是醫管局估算錯誤。不難想像規劃進行時那些壓力測試，把可能性較低的因素都計漏，將整個系統的負荷量推至極限，以期在不影響本地人的情下，最大化來港分娩這門服務商品的利潤。
“If anything can go wrong, it will.” And it did.
然後，本地生育率的波幅、那約一千個衝閘個案，加起來竟然超越了系統的負荷量。無脇位、人手不足，有親身經歷的媽媽們最清楚不過。如果一開始，對總體負荷量的估算保守一些，保留一些從管理角度上「浪費資源」的緩衝空間／脇位，結果可會不一樣？
配額的重要性，充分反映在近期的政策改動﹕龍年效應，預期本地生育率上升，近日局長才宣布減少配額，包括私立醫院，但公立醫院預約已告飽和。減少私立醫院的配額，說穿了其實有干預市場之嫌，至於會否有違自由不干預的「光榮傳統」、問題又應否由市場透過價格自行調節、販賣居港權與香港商業發展至上的邏輯的種種關係，就由讀者自行判斷了。
減少配額可以直接大幅度減少雙非數量，這一點是明顯的，面對排山倒海的抗議，政府被迫急促作出改動中。當然，還有公私立醫院完全停止接收內地孕婦的選擇，不是沒有人提及，但私立醫院會否放棄此一大財源，是個大問題。
簡單來說，販賣居港權才是要堵塞的漏洞。誰是香港方面的賣家，應該很明顯了。但必須指出，釋法／修法會同時完結這門生意，雙非如不獲居港權，其附帶損害好像被忽視了，尤其私立醫院已經對內地市場出現依賴，更不用說對之前政府的人口政策所造成的打擊。
返回衝閘問題，2011年的確有上述約1100宗這樣的個案，但邊境阻攔的功效是否被忽略了？根據入境處去年的數字，前線人員成功阻攔了1930名無預約登記的非本地孕婦入境，成功率超過60%，相當不錯。要注意的是，這是近日推出「曾四招」之前，現在他們的注視及人手更是有所增加。早前民政署亦出手了﹕「民政署巡查、掃蕩專門接待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月子公寓』，打擊無牌經營旅館活動」成效如何不能太早下定論，但至少，要解決問題不乏政策選擇，純粹是政府的判斷問題。
至於有指政府「缺乏人口政策的清晰指標、執行能力、高度自治性」的問題，只需翻看一下中央政策組的文件，應可略知一二。筆者的看法是﹕政府是有清晰的人口政策，只是後果完全不是港人所希望的境。政府亦早已預期內地孕婦來港生子，應該說，那是計劃的一部分（an integral part of the population policy）。吸納內地有經濟能力的優秀人才來港，配額數量只是實際操作層面的問題。另，由2001年出現莊豐源案，到2002年7月特首宣布制定「人口政策」，過程是否反映出政府其實是「合理化」（Rationalize）了莊豐源案引申的「法律漏洞」，這一點有待研究。
在中策組○六年十二月召開的「策發會」，特首、劉兆佳及幾名立法會議員等均在場。對人口發展問題，早有人提出內地孕婦問題，但覑眼點卻變成了收費問題。記錄只有「但有部分委員持不同意見。他們認為近來的趨勢，可能有助解決香港的人口老化和低生育率問題。待這些兒童適齡入學，可考慮讓他們來港，因為香港必須有穩定的人才供應，才能作持久的發展」這只是確認更早之前的人口政策方向﹕本港生育率、吸引內地專才、人口質素等。
總之，清除由充滿誤導性的整體數據所造成的恐懼，認清問題，是任何行動所必須的第一步。香港市民從來不懼怕以行動表達訴求以及對政府政策的不滿，其重要性是相當明顯的，對此，筆者只有一個願望﹕
Let
us never fear to act. But let us never act out of fear.
後記﹕我的辯白——My Apology
一字一句，沒能擺脫以書生身分隔岸觀火的原罪，這一點我心知肚明。除了二十多年前在產房出現了一會兒，沒有親身經歷，我不認為我真的能充分體會港媽訴說「無尊嚴」時的無奈又或前線醫生護士的壓力及委屈。我想這不單是因為性別（Sex/Gender）、學院內外、或任何其他身分的差異。
早前聽了社會學家Richard
Sennett的公開講座，他區分了在對話中Sympathy與Empathy的不同之處（雖說他的編輯並不認同），而他認為後者愈見重要，對我是醍醐灌頂﹕他認為前者的對白如「我明白，我能體會」等，無意中隱含了一種「我什麼都明白」、接近全知的味道；後者則承認，現實中有時候我們是無法完全代入他人的角色或明白他人的苦，也假裝不了，但我們認同其重要性。
對，我不明白，所以只能嘗試貢獻一個不論身分差異都有可能認同的分析。
還有，同時需要超越的，或許是不少文章對「理性」一詞的迷戀（Fetish）。這樣說不無爭議。但宣告自己觀點的理性，其實是同時把對方的聲音畫作「不理性」或次等的感性宣泄，有「使沉默」（silencing）或「規範」（disciplining）對方意見的效果。結果是有意義的政策討論都發展不了。我們急切需要超越的，可能包括這種口舌之爭。
Edwin Chau（倫敦政治及經濟學院國際關係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