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近日環繞著內地「雙非」孕婦，從而引爆了一股疑真似假的族群仇恨。隨著政府進一步收緊「雙非」孕婦登記及入境，公開「罵蝗」的人可能少了，但不少人卻會有一種實用主義的感覺﹕族群政治真是個好東西，逼令政府「做事」。我記得，網上還有人說，中外歷史有不少以族群矛盾來搞政治的例子，包括人稱國父的孫中山，也是打著反滿、排滿旗號，成就了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以及「中華民族」。
這種說法是拿來主義，實用兼犬儒﹕只要有用，為什麼不用？歷史不是已證明了嗎？這種想法，是對去年剛慶祝一百周年的辛亥革命的嘲諷，我們其實對中國現代歷史毫無反省，尤其是當中的「種族／國族」暴力。
高全喜教授去年出版的《立憲時刻﹕論《清帝遜位詔書》》，從制憲角度提出了有別於革命派的蒭史觀，指出了「被遺忘了」的立憲派進路。這種「遺忘」，在我們的日常國族想像中可見一斑。我們通常覺得，中國的共和建國是由1911年的10月10日武昌起義算起，可是，我們卻忘記了翌年的2月12日宣統皇帝退位，其實才是民國的開端。
為什麼清帝退位如此重要？這就是一書的起點。作者從中華民國制憲角度指出，辛亥革命所代表的種族革命傳統，並不足以構成共和，立憲派的參與，以至他們與清室及袁世凱的周旋，才令中國由種族革命迅速轉向共和（雖然這個共和國在事後看來尤如豆腐渣）。
高全喜教授花了不少筆墨論證《清帝遜位詔書》在制憲過程中的重要性，當中涉及諸多憲法學及哲學的討論，筆者受教不少，不敢隨意點評。不過，換一個歷史角度去看，高的觀點並不難理解。武昌起義後，雖然引起不少省份鬧自治，但是，清政府並沒有即時瓦解，甚至曾派兵打擊革命派，而北方不少省份也大致受到控制。所以，中間經歷了短暫的南北對峙，議和的結果是清室決定退位下，這才沒有發生廣泛內戰，也沒有造成南北兩個政權對壘的局面。
清廷與革命黨議和免南北分裂
高全喜是當代重要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在他們的現代中國歷史敘述中，強調了立憲派士紳促成了和平的轉折，他們認為，立憲士紳比之前以康梁為首的維新派影響更大。尤其在1901年以後，清朝推行新政，各地成立諮議局，局中的士紳多支持立憲，而非排滿革命。他們曾一度期望清政府成功推行君主立憲，組成內閣以及由中央至地方的議會，可是，清室到最後還只是推出一個由滿洲貴族組成的內閣，加上其他新政措施遲遲不肯落實，令不少士紳感到無望，因此，他在武昌起義後轉為與革命派合作。這套歷史敘事減少了對革命派的重視，只要讀一讀去年出版的不少辛亥革命著作，便可看到這個趨勢（例如張鳴的《辛亥﹕搖晃的中國》）。
雖然清帝遜位很大程度上由袁世凱逼宮所致，但是，負責草擬詔書的卻是立憲士紳領袖之一張謇。詔書提出「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並從一憲法高度提出「中華人民」的說法。因此，成就了中華民國憲政的，不單是「驅除韃虜」的革命派，還有立憲派的改良主義，高稱之為「革命的反革命」，把革命派的種族革命轉化成更闊的國族。這股改良主義力量，由晚清立憲運動輾轉注入了現代中國共和憲政之中。
「革命的反革命」
高教授認為，這是一份為人所忽略的「富有生命的遺產」，兩個共和國共同分享卻不自知的。他提出了一個反問﹕若沒有立憲派提出由清室以「天命流轉」方式轉至人民主權，為什麼漢族革命派會承繼了清朝的「漢滿蒙回藏」的版圖及統治權？
作者哀嘆，往後的革命主義把立憲派的精神掩蓋及打壓了。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皆以革命為國家及國族敘事的主軸，爭逐革命權威，滅殺眼中的「反革命」。到了今天，革命修辭仍限制我們的想像，因此，不少人只知中華民國的辛亥革命起源，卻不知立憲派促成的制憲時刻，以及他們的「改良主義革命」。《清帝遜位詔書》雖是劃時代，卻是一場失敗的「光榮革命」。
國內不少知識人認為，此書雖然短小，卻是去年最重要的政治歷史著作之一，這點我非常同意。不過，我同意的原因，主要不在於作者重尋中國改良主義的歷史根源，而是高教授點出了現代中國國家建構的諸多特性，尤其是在種族與國族轉化之中的暴力。
以國族之名的種族統治
1912年的立憲時刻，的確化解了一場很可能會發生的戰爭，轉化了種族主義向國族的過渡﹕孫中山為首的革命者迅速接受了「五族共和」。這個國族蘊含了兩個互不相容的元素。一方面，它構成了重視平等與自由的人民主權，一個較種族更寬闊與開放的國民及公共的身分；另一方面，新成立的其實是漢人政權，以中華自居，卻承襲自清朝帝國的武力版圖，而非人民制憲的結果。若勉強說滿漢人得到革命洗禮及參與制憲，蒙、回、藏等民族則幾乎完全在制憲之外，所謂「中華人民」或「中華民族」，其實是沒有經過他們起碼的同意，是個放在非漢族頭上的金剛箍，是一種以國族之名的種族統治。
這種暴力在辛亥革命後並無一觸即發，卻在往後慢慢展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中原政權一直站不穩，由軍閥混戰到後來的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漢人政權無暇顧及邊疆。以新疆為例，一直有國民政府、回族軍閥、維吾爾族親王等力量共治，1931年，曾發生大規模的新疆騷亂，即所謂「哈密暴動」，以及短暫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至於西藏，其實由1912年至1950年，不存在任何中國政權機構體現主權，西藏要到1950年才由共產黨「解放」（或曰「入侵」），卻又在1959年發生武裝衝突，導致達賴出走及噶廈政府流亡印度。
因此，歷史其實沒有證明族群政治是好用的工具，它可以在短時間內挑起仇恨，促成社會動員，但是，它造成的政治後果是複雜的，即使不是窮兇極惡，也不能把其中的系統性暴力視而不見。我不知道高教授是否要尋找當代中國的立憲派，以轉化中共專制為民主憲政，現代中國歷史並沒有令我們很相信立憲派能解決族群暴力。但是，《立憲時刻》的確給我們很好的警醒，不該把族群政治當作方便工具，相反，需要持續以人民主權、平等政治化解其中的暴力，否則，作為公共政治的民主是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