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在北京作訪問學者，雖然身不在香港，但透過中大提供的翻牆軟件，仍然基本掌握香港社會的動態，這次數名學者遭左派報紙點名批判，作為學術界的一份子，自然有切膚之痛。
困擾香港公共空間的低氣壓
駐香港的代表機構中聯辦對香港學者愈來愈不客氣，這是近幾月來困擾香港公共空間的低氣壓，具體表現在親中報章如何密集的點名批評個別學者或個人。
最先為人注意的是香港科技大學的成名教授，他給左派報章批評為走極端激進路線，自由去年11月開始，兩個多月內竟有二十多篇文章批評他；成名 之後，續有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後者在民意調查中發現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創下十二年新低，鍾庭耀立即被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
批評調查「不科學、不符合邏輯」，加上親中報章的狠批，文章數目多達七十多篇。其後，《大公報》再以社評點名批評成名、鍾庭耀、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的蔡子強是「真政客、假學者」，打着「學術自由」的旗號、披着學者的外衣，長期為個別抗中亂港的政黨服務。
明顯，中央在港官員對不同意見的學者已開始不再客氣了。面對這情況，我會從三方面作出討論，其一是中聯辦在維繫一國兩制中扮演的角色、其次是親中報章在民意的位置，最後是學者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任務。
維繫一國兩制中微妙的平衡
郝鐵川批評鍾庭耀的調查「不科學、不符合邏輯」，到底是否如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所言的純粹學術討論？雖然學術討論不一定要在學術會議中進行，
但學術討論上的引經據典或者理論依據必不可少，而且郝部長忽略了其政治身份。在權力上，中央官員與一個大學學者從來都不是對等的，就如老闆要對下屬的工作 有此意見，下屬不會理解為平輩的提點，其中牽涉到的，就是尊卑有別的權力關係。所以西方學術界流行是不具名的批評（blind review），就是避免因為被評者與評核者的學術地位或身份，影響評核的客觀性。郝部長衝著鍾庭耀而來的批評，很明顯與調查的政治含義有關。
港人身份調查的代表性輿論已有很多討論，這裡只希望指出，無論新聞自由，抑或學術自由，都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份，其保障除了一國兩制的法
律依據，亦在於一些微妙的平衡，就是當權者有多自覺這些自由的可貴，權力擁有者對自我權限有多自覺制約，而一國兩制的維繫，在於北京是否願意自律，不讓一 國壓倒兩制。
中國在回歸初期信守承諾，不干預香港內政，主要仍覺得香港矜貴，當然亦與當年二地的經濟及文化的差距有關；但回歸十五年來，中港關係的蜜月期已
過，北京對香港的容忍亦逐漸露出疲態，在國內流行的說法，是香港就像一個寵壞了的兒子，香港人從中央得到的好處從來不缺，但又經常自覺比內地人高人一等， 所以北大教授罵香港人是狗，在國內不乏支持者，不少人都認為香港人得一想二，而按中國大家庭的老規矩，子孫是要自己爭氣討老人家歡心，但香港既不爭氣又對
祖國不懂感激，自然令阿爺覺得不是味兒。在這種情況下仍然要奢求要得到更多的特權，便會出現「憑甚麼？」的問題。因此郝部長對民意計劃的「指點」就不自覺 流露京官的威勢，是不願再自我約束的表現，難怪連外國媒體如《華爾街日報》亦嗅到事態的嚴重。
幸而，郝部長的火很快便收斂，可見中央是不會輕易破壞一國兩制的承諾。況且香港的自由空氣對台灣仍有示範的作用，郝部長對學術界的不客氣，亦屬於一種姿態，一方面測試輿論的反應，另一方面亦要看學術界是否識相。
親中報章在民意的位置
其次是左派報章在香港輿論的影響力問題。其實左派報章攻擊不同意見作者的事時有發生，回歸前我定期在報章寫評論時，亦曾因為有關香港電台作為
公共廣播的討論被《文匯報》點名批評。點名批評是少數本地報章的特色，大部份報章對意見的討論是對事不對人，不提姓名卻針對其意見，較為客觀理性；然親中 報章的點名方式，卻有恫嚇的效果。當然被點名的人是否覺得受威脅因人而異，我記得當時只是一笑置之，感覺是左派報章亦有其言論自由，也曾經寫過文章分析親
中報章的政治處境。英治時期左派報章備受屈辱，對回歸後由港人當家作主寄望甚殷，因此回歸前正是它們爭取輿論主導權時期，點名或攻擊手法有助左報與主流輿 論界打筆戰，令社會大眾更留意左派觀點，從而提升親中報章在主流媒體的能見度。
回歸已經差不多十五年，但親中傳媒的地位及對政策的影響力並未因為政權轉移而有所改變，左派報紙所代表的仍然屬於親中人士的觀點，它在言論陣
地中有其代表性但卻缺乏帶動民意的力量，而且大部份時間，它與其他主流媒介存在對立的狀態，沒法與主流輿論透過交流及對話作有機的互動。筆者這裡所說的交 流對話，是與指和平理性的討論，而非指責與謾罵。因此左派報章近期不尋常的攻擊學者行為，除了緊隨中央路線外，亦可以視為爭取民意的話語權的表現，親中報
章若不是用非比尋常的力度，主流媒體基本上不會留意，更遑論納入議題討論範圍。親中報章要提升其政治能量，攻擊反對派自然是策略之一。但公眾如何看待這些 攻擊手法？文革式上綱上線的謾罵會否適得其反？令人覺得橫蠻無理？
學者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任務
最後一提的是學術界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學術研究與大多數社會事務無關，除了少數與社會科學、商業或經濟相關的學科外，香港的學者在兼顧
象牙塔內出版、研究及教學要求之餘，只有為數不多的學者關心社會議題；而願意面對傳媒的，更寥寥無幾。無他，社會事務或媒介的參與不會計算在工作表現範圍 以內，學者用自己的時間作社會參與，大部份是基於社會良心及對社群的承擔。當然亦有出於其政治信念或者是學以致用的，但溫和的學術界多數用客觀理性的方法
對事件作出分析或提出不同的意見，幫助公眾理解事件或作出判斷。即使有學者支持不同政黨，亦代表社會不同界別的不同政見，不明白為何學術界不能有不同的聲 音。
中聯辦官員與親中報紙的連串抨擊，令無權無勢的學術界感到焦慮，學術界雖然習慣面對學術上的批評，但面對這種政治打壓卻是有理說不清的，這類
攻擊的確會影響到學術自由。很多從事學術研究的人會因為怕惹麻煩，會盡量維持「政治正確」而害怕表達自己的觀點；親中傳媒若對學術界虎視眈眈，寫文章或回 應動輒得咎，亦會影響學者發表的意慾；即使有學者參與公共議題的討論，亦會顧慮到權貴的好惡，而索性迴避所謂敏感的課題，這些都會損害到香港的學術自由和
學者對社會應有的承擔和責任，到最後都是多元意見社會的損失。
學術自由與香港其他的自由是連成一體的，是關乎香港社會整體利益的問題，過往學術界像一盤散沙一樣，對社會議題欠缺明確的立場，這次面對外來的攻擊，學者的反應不及傳媒的反應強烈，顯然學術界對其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身份及維持公共空間的任務，是如何溫溫吞吞。
作者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訪問學者，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及傳播系導師，著有《媒介之都：縱論大眾傳播與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