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蔭權發言沒有官腔，用短句、直接。他提出新視野，強調價值，但又結合草根訴求。
坦白說，我過去對香港特首曾蔭權沒有好感，他講話乏味，像帶著面具，掛著勉強的笑容。我最不解的是他向港人派錢六千元的政策。這是個有錢不懂花、活該挨罵的笨政府。但我必須承認，他在剛結束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表現出色。在香港說曾蔭權的好話頗有「風險」，但公道話還是要說。
一月二十八日上午舉行的「二零一二年全球經濟展望」是論壇的重頭戲之一，聽泷近千。和曾蔭權同台的六位講者，包括IMF總裁拉加德、世界銀行行長佐力克、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等重量級嘉賓。即將開場時我坐在第三排，和後面的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梁卓偉聊著。梁給iPad我看，提起當天《明報》用頭版頭條批評曾蔭權在二零一一年出訪頻繁，有浪費公帑之嫌。梁沒生氣，只是有點無奈的說，出差不輕鬆啊。「昨晚凌晨一點要和香港通電話，酒店房間還比不上香港大學的宿舍」。
開場了，《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Martin Wolf主持。我近距離看著曾蔭權，其他講者都凝神注視在台上講話的人或者在做筆記，曾特首卻直視前方，臉無表情，腿上放個iPad。他偶爾游目四視，好像心不在焉。日本經濟財政大臣古川元久讀完講稿，談及日本債務危機和潛在的風險，中規中矩，但沒有亮點。最後輪到曾蔭權。我想慘啦，他要讓香港丟臉了。
誰料，句子從他的口中奔騰而出，語調流暢，遣詞有力。他還是那副撲克臉，但和在港時判若兩人。
他呼籲歐洲領導人必須果斷地對經濟危機採取果斷行動，解決歐洲債務危機並重塑信心。「一定要有信心，信心來自於政府的果斷行動，動作要快，要狠」。
他提到香港九十年代末亞洲金融風暴中的經驗。他說：「我從事公職四十多年，大半和公共財務有關，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擔心。」
他是唯一提到窮人和草根群體的講者。他說：「我們不能光照顧那些提供資金的銀行，要照顧中小企業、草根。你要幫助窮人，保證他們能活過去，幫助他們重整債務，能支付帳單。」
他認為在解決這些宏觀經濟問題的過程中，二零一二年至關重要：「二零一二年要活下去，記住，一定要照顧民眾，我們服務於人，公共服務就是為了人而服務。」不到五分鐘，曾蔭權講完了，全程沒有看iPad或紙條。會場爆出自發的掌聲，其他的講者都沒得到這熱情的反應。
從演講藝術來看，曾的表現能拿高分。他沒有官腔，用短句、直接。他提出新視野，強調價值，也結合草根訴求。他談過去經濟發展，但把宏觀經濟個人化，語帶感情。台上再來一輪討論，曾蔭權再講了一段話，又一輪獨家的掌聲。
會後中國多位企業家對曾蔭權表現讚不絕口﹕「他的英語很厲害。」長期駐倫敦的《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師琰說：「我真想向他致敬。他講話很給力，直指問題核心。」曾蔭權在國際場合為何與他在香港會出現這種巨大的反差？特首辦一位助理說：「他在香港不可能說這些話。記者只會追問他怎麼回應孔慶東。」「他講英語比廣東話好。」我想，也許他在香港給媒體和泛民主派議員罵多了，得到鍛煉，到了國外，草根成了順口溜。
更可能的是時勢造英雄。今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氣氛充滿焦慮，出席的政治家強顏歡笑，但是憂心忡忡。歐債危機未見解決方案，美國自顧不暇，中國經濟放緩。更可怕的數字是十六至二十四歲人口的失業率：阿拉伯國家百分之九十，美國百分之二十三，英國百分之二十二，西班牙百分之五十。全球失業人數達到兩億，其中七千五百萬是十六至二十四歲的年輕人，每年有四千萬人加入就業年齡人口大軍。大家知道，高失業率會帶來不安、抗議和動盪。阿拉伯之春的衝擊未完，「佔領」運動風起雲湧，二零一二是危機四伏的一年。
達沃斯今年的主題是「大轉型、塑造新模式」，要尋求超越現資本主義的新架構，這是個巨大的挑戰，命題高遠，但是談何容易。香港的情況和歐盟不能相比，但是挽救經濟要以人為本的原則還是一樣，彈丸香港的曾蔭權像個天真爛漫的小孩，喊破了皇帝新衣的神話，使人耳目一新。
曾蔭權今年卸任行政長官後去向未知。我倒覺得中央政府可聘他出任國際場合的發言人。中國在世界政治經濟的影響力日增，急切需要有能力面向國際社會的發言人。前特首董建華講話態度過於官方和接近中共正統。從曾蔭權在達沃斯論壇的表現看，出任北京的「國際發言人」游刃有餘。
陳婉瑩，香港大學新聞教授、新聞與傳媒研究中心總監，曾在美國長期從事新聞工作，一九九八年來專注高等教育，推動資訊開放和教育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