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著名古希臘史學家Jean-Pierre Vernant在小書《希臘思想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la pensée grecque ）裏，描述了城邦紮根的3個精神，第一是法律和書寫／語話的關係，因為通過後者城邦的市民可以了解民主的方式；第二是政治活動公開，特別是在廣場召開的全民大會。Vernant描述的精神或條件跟我們今天對比很有趣，特別是書寫數碼化，還有facebook的網上集結平台，無論是城邦的概念和條件都要被重新評價，媒體研究如果還執著於「身分認同」無疑很可悲，且對當前香港的政治危機毫無反思。至於第三個條件﹕「那些組成城邦的公民，不論他們的出身、地位以及職務有多不同，從某意義上說都是『同類人』。這種相同是城邦統一的基礎，因為對希臘人來說，只有同類人才能被友愛(philia）聯繫在一起，結合成一個共同體」。可惜這個「同類人」並不是說共同的血統以及文化，而是平等。
城邦滅亡有幾個原因，簡單來說，其一是波斯戰爭後，大量新商業機會湧現，鄉下人湧到城邦謀生，城邦經濟發生很大的變化；其二，經此之後，希臘城邦之間的戰爭愈來愈專業化，城邦在軍備投放的資源愈來愈多，軍人與平民之間出現階級化（也即造成上述第三個精神的破滅，也如同移民以及本土的階級化）；再加上斯巴特和雅典之間無休止的戰爭，以及外來力量包括波斯及馬其頓在背後角力，城邦終於畫上句號。以我們今天慣用的語言﹕第一就是，資本主義全球化將本土傳統的商業模式徹底改變，城邦的經營方式、人口分佈也隨覑轉型，由此延伸至理論家Toni Negri以及Michael
Hardt所言的「帝國」，即是資本主義全球化削弱了國與國的主權，資本的流通變成主導。第二，城邦是相對於彼此而存在，存在狀態更是戰爭及糾紛不斷，當我們想像香港作為一個城邦的時候，其他城邦在哪？當不存在其他城邦，自治相對就是國與國之間的對立。「高度自治」不是自治，這是「城邦論」最弔詭的地方，所謂realpolitik，是「幻想」還是「現實」，還有待研究？
香港是城邦嗎？
讓我們暫時擱置道德、政治光譜等討論，回到政治經濟分析。自由行的出現，是因為香港除了金融、消費和地產根本就無其他有力的經濟。香港沒農業、製造業、工業、高科技業，這個經濟實力十分貧乏的城市，如果不覑力發展多元化經濟模式，便只能依賴以上的消費和投機模式。當本土的消費無法撐起整個單元經濟的時候，自然必須依賴內地的旅客，特別是新富階級。所以各名店迅速繁殖、小店相繼倒閉、樓價狂茘因為終於有富人來買，亦是於這個經濟模式下要賺取更多的現象。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表面上似乎為商品流通造成障礙，事實上卻是通過減稅而加速資本累積。國與國之間，在我們的情則是國家與特區之間，在原本「一國兩制」的原則下，開始製造愈來愈多灰色地帶或者緩衝區，即上述提及的「經濟」主導「主權」以及政治。我們可以考慮取消自由行，那香港政府以及跟它一起經營這個「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限公司」的商人階級會有什麼應變？很明顯，除了坐以待斃，只會是推出其他方便資本流通的花招，例如自駕遊。
資本主義並不純粹是資本家的問題，我們必須明白當下資本以及國家／政府在整個全球化下的結合，是30年來歐美（特別是戴卓爾夫人和列根）所實驗並廣至亞洲、拉美的新自由主義，所製造出來的「不負責任」。這種不負責任根本沒有考慮城市發展的長遠打算，如果有，「長線投資」亦只是投資股票一般的投機，例如說，中國新富階級在香港生下的小孩可以提升香港的競爭力以及人口質素。我暫時不想分析生命政治，但是十分明顯，21世紀的政治是人口優化的政治。「雙非嬰兒」為香港私家醫院帶來了巨大收益，香港的「嬰兒經紀」成行成市，本地孕婦找不到脇位，政府卻沒有迅速反應，因為相信市場的同時，政府可以將責任交給市場。
政府卸責市場
金融危機4年，特區政府的經濟政策如同僵化，以為只要依賴內地龐大的市場就可以解決香港的經濟問題，於是連「責任」二字也交給了「自由行」或者「內地遊客」。政府可以大條道理以「法治」、「人權」來維持整個畸形的資本累積運作，左翼和自由主義者如果永遠都只看到「人是自由的」、「人是平等的」等公理，但看不到背後矛盾其實是件很可悲的事，因為這會導致忽略這種政府已經被吸納進市場，而成為市場的幫兇。
另方面一些自治論者埋怨「雙非」、「自由行」的時候，以為自己是在討論realpolitiks，以為只要回到七八十年代香港的資本主義美學（也即是全球化剛剛起步、新自由主義開始為香港帶來甜頭的時候）就能解決問題，其實只是一種盲目的資本主義現實主義（capitalistic
realism）﹕看到了香港和中國的對立，忽略了所謂「外」遠非中國而已；雖然想說let us be
practical但卻以心理及情緒化作解決方法，以蝗蟲與非蝗蟲來開拓新的戰場。所謂民粹，其實便是這種心理以及情緒，無論是左翼的普遍主義還是右翼口中的「realpolitik」都一樣。問題是我們有沒有辦法去關注這些特殊的，而又不捨棄普遍的呢？這便是本土運動的政治以及倫理要求。
民粹最大的困局是它其實找不到真正的敵人或者不敢去找真正的敵人，因為那是他們賴以支持下去的神話。也因為這個盲點，它必須找到一批看起來與制度有關，但又不完全相關的人，於是所有怒氣便投向了外來的人，先是因為6000元而痛罵新移民，然後是以「文明」或「文化」等級來羞辱內地遊客。其實很容易理解，當內地帶來的文化差異與殖民化的香港華洋文化相比，許多習俗都格格不入，於是輕易代替制度成為羔羊。內地遊客只是在制度前的牧群（herd），他們順覑廣告、推廣、好奇心、便利、小便宜等被推到香港。當政府無能，而新的政治局面不能出現的時候，羔羊便是最好的犧牲品，如同Wikileaks的Julian Assange。
代罪羔羊的傳統
如果看看代罪羔羊的傳統，我們會發現與今天有多相似，古希臘每有天災，都有形形式式的代罪儀式，例如公元6世紀的colophon。一個人被挑選出來，人們先餵飽他，然後再鞭打他，趕他出城，甚至有說將他燒死。例如在Abdera，人們會買來一些被遺棄的人（如奴隸），餵飽他們，然後當選好的日子到來，便會向他們扔石頭趕他們出城。這些儀式背後都有類似的預設，也即本身原本是「潔淨」的，只是偶爾被「玷污」了，要回到原狀便要將這些注滿邪惡力量的pharmakos犧牲。可以想像，中止自由行以及中港融合之後，資源會重新分配，零售業會大幅削弱，經濟會開始轉型；仇恨並不是沒有角色，政府或多或少會因為政治穩定而有所行動，但如果以為這是仇恨內地遊客帶來的直接結果，以為那是真正的敵人，這種realpolitik無疑十分魔幻。仇恨播下的種子，也是「城邦」眦滅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