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特首候選人梁振英的求變魄力，是香港重回正軌的希望，卻令少數既得利益者畏懼不已。
西諺有云：「你與什麼人交往，就會被視為什麼人。」（You're known by the company you keep）然而我更相信王爾德（Oscar
Wilde）那句：「要評價一個人，看看他的敵人是什麼料子吧！」（You can judge a man by
the quality of his enemies）
強調要在「穩中求變」的梁振英決意做香港特首，觸動建制既得利益階級的敏感神經和警報系統。從王冬勝到李國寶到任志剛、從盛智文到周星馳，金融界、財經界和娛樂界的重量級人物紛紛表態支持梁的對手唐英年。報業大亨為抹黑梁振英，更不惜粉墨登場，在大批記者面前上演一幕令人嘆為觀止的潑婦罵街。還有那些兩骀插刀、為唐英年奮力助選的「富二代」；他們放下身段，目標似乎只有一個——不要讓梁振英當選。
為什麼梁振英如此令（某些）人生畏？那是因為他跟同樣有意競逐特首的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大大不同，早在八十年代已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的梁振英，是一個北京可以接受的特首人選。建制派——至少是建制派之中的一批最貪得無厭、殘人自肥的既得利益者，則視梁振英為心腹大患，因為有時只有賊才能捉賊（it takes a thief to catch a
thief），只有能夠進入建制權力核心的人，才可以對腐敗不堪、喪失自我更新和自動修正（self-correcting）能力的建制，進行致命的一擊。
史家稱這類體制內的改革者為「激進的保守主義者」（radical conservatives），近代最著名的例子包括前蘇聯的戈爾巴喬夫、英國的戴卓爾夫人和中國的鄧小平。激進主義一詞來自拉丁語「radix」，意思是「根部」。當權者、統治階層和既得利益者對激進主義又怕又恨，因為它意味著根本的改變（change at the
root），直接威脅他們在現行制度下享有的權力和利益。為得到群眾支持，他們將激進分子描繪成社會公敵和麻煩製造者；就像舢舨上一個冥頑不靈的孩子，故意把船弄得搖搖晃晃，使得船上的人有墮河的危險。
可是同一件東西，在甲的眼中是美味的肉，在乙看來卻是可怕的毒藥，即英文所謂的「One man's meat is another man's poison」。同樣道理，一個真心求變、決意修理建制的政治領袖對剝削者來說是催命符，對被剝削者而言卻是還魂丹。少數人的恐懼可以是大多數人的希望。
香港人對梁振英仍然所知不多，但很明顯，在現行選舉制度下，較諸沒有可能當選的何俊仁，以及（很多人認為）大有可能當選的唐英年，他是能夠把香港人從「現狀的極權」（the tyranny of the status
quo）中釋放出來的best bet（最佳選擇）。
今日香港人面對的「現狀的極權」，是大多數人被少數的當權者、特權階級和既得利益者剝削、操縱和勞役。這種制度的最大功能，是對現狀進行永無休止的鞏固和複製，並且製造一種錯覺，叫人相信現狀是無法、也不應該一下子改變的。任何改變必須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否則整個社會——不只是當權者、特權階級和既得利益者，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沉默的大多數接受或至少默許了這套論述，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提出這套論述的政府擁有管治和使用武力的合法性；而他們的思想經特權階級和既得利益者無所不用其極的操縱，也會產生一種「維持現狀符合社會最大利益」的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
另一方面，這也是人性使然：人天生有一種抗拒改變的「惰性思維」（intellectual inertia），變是需要理由的，不變是不需要理由的。這使得他們成為對當權者、特權階級和既得利益者非常有用的傻子（useful
idiots）——他們以任勞任怨和逆來順受去維護一個把他們剝削到極致的制度。香港自回歸後內耗越來越嚴重、官民的對立越來越厲害、階級的矛盾越來越尖銳，不是因為普選的承諾遲遲未能落實，而是因為政府對百姓；特權階級對普通市民；擁有權力、人脈與資源的「自己人」對無權無勢、連發言權也沒有的「外人」的操縱和剝削，已到了一個一觸即發的臨界點。
一個以捍衛建制派利益為己任的特首不可能解決香港的問題，因為他捍衛的利益本身就是問題所在。
林沛理，牛津大學出版社副總編輯。著有《破謬．思維》、《英文玩家》及《玩起中文》，最新的一本書是《反語》（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