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副主席習近平對美國進行的正式訪問舉世矚目，原因不僅是因為他最可能是今後十年中國最高領導人，更重要的是中美關係的未來關乎今後世界的和平與繁榮。
儘管冷戰後的二十多年時間裡，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並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當前中國無論在硬實力還是在軟實力上仍然與美國差距明顯。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對於中國崛起帶來影響的判定還是一個沒有定論的開放性問題（open
question），這些判斷的主要來源就是為政府決策提供智力支持的美國的學界。究竟美國學界是如何看待中國的崛起？是否認為中國的崛起對美國構成威脅？如果構成威脅的話將會是什麼樣的威脅？中美會走向合作還是對抗，還是新冷戰？這些問題的答案不僅將會決定今後美國對中國的政策，而且對於這些問題答案的判斷也會成為中國對美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據，進而影響被認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美關係的發展。因此正確，全面，係統地了解美國學界對於中國崛起的認知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第一期：20世紀90年代初 中國崛起和中國威脅討論的開始
在冷戰結束前，中國幾乎沒有成為美國學界的主要題目，更不用說中國崛起的討論。冷戰中美國長期關注的是來自蘇聯的威脅，以及冷戰末期的日本經濟威脅。直到冷戰結束和日本泡沫經濟崩潰的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崛起和中國威脅的討論才開始出現。
這一時期參與討論的主體主要兩類人，一是對中國有第一手接觸的與中國相關的媒體人和少數的中國問題專家，另一類是少數從事安全戰略與政治學研究的學者。雖然此時的有關中國是否會成為美國的威脅的討論尚初露端倪，但是隱藏在這些討論背後的基本判斷邏輯幾乎覆蓋了之後20年左右美國學界對於中國崛起和中國威脅的討論的主要方面。
前者的代表人物是《紐約時報》原駐北京分社社長Nicholas D. Kristof，他認為中國軍事能力低，不具備挑戰美國和國際權力平衡的能力，體現了現實主義樂觀派的邏輯。同時他還認為中國既沒有當年德國，日本的軍國主義擴張傾向，也沒有美國那種在本地區獨霸的門羅主義主張。這也就是說中國沒有對外擴張的意圖，代表了自由主義樂觀派的邏輯。
後者的代表人物是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亨廷頓，他認為中國將最終成為美國的威脅，事實上他的一些論述構成了之後“中國威脅論”觀點的主要邏輯支柱。第一他認為從19世紀開始，所有的大國都走了一條強硬並且常常是破壞性的道路，中國無疑會在今後幾十年內走同樣的道路，體現了現實主義悲觀論的“國強必霸”邏輯。第二，他認為中國這樣的非民主國家由於政治制度，意識形態與美國不同，雙方存在著本質上的對立，體現了自由主義悲觀論的邏輯。
第二期：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 中國崛起和中國威脅討論的升溫
1995年-1996年，中美因為“台海危機”而引發關係緊張，中國崛起是否對美國構成威脅的討論首次有了現實的意味。亨廷頓教授提出的“中國威脅論”的兩個邏輯依據都有了較多的追隨者。現實主義悲觀論者們將中國在台灣海峽為了阻止“台獨勢力”的軍事演習被作為中國尋求地區霸權，威脅使用武力的有力“證據”，以及挑戰美國霸權地位的強硬行動。自由主義悲觀論者則認為中國的軍事威脅的根源在於非民主國家對內試圖操縱民族主義來保證政權穩定，而這會讓中國政府在對外關係上失去回旋余地，最後導致衝突，代表人物是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的的重要人物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對於這些認為中國威脅的人士來說很自然開出的政策處方就是“遏制”。這可能是美國學界最早比較明確地出現“中國威脅論”並開出“遏制”的政策建議的開始。
有意思的是正因為上述中國威脅論的具體化和政策建議化讓持相反意見的美國學界人士有了明確的反駁對像，而持相反觀點的主力是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主要學者的認知體現了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樂觀論，例如羅伯特·羅斯認為沒有所謂的中國威脅，並不是因為中國是一個良性的大國（benign giant）而是因為中國太弱以至於不可能挑戰力量平衡。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偉（David
L. Shambaugh）認為世界將更多地塑造中國，而不是中國改造世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邁克·曼德班姆（Michael
Mandelbaum）認為國際貿易和合作的機制已經建立，中國正在努力融入而不是另起爐灶。他們的政策建議是對中國“接觸”政策。
第三期：21世紀之初 美國學界對於中國崛起的認知
進入2000年，隨著克林頓政府第二任期即將結束和美國總統競選開始，中國問題成為美國國內政治討論的熱點。在布什政府中先後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和國務卿的賴斯。她的認識起點是美國的超乎尋常的實力和至高無上的地位以及美國是國際和平和穩定的唯一保護者，在這個基礎上，她認為中國是試圖將亞太地區的權力平衡向有利於自己方面改變的大國，僅這一點，就讓中國成為美國的戰略對手，而不是克林頓政府曾經所說的戰略伙伴。她對美國的自信體現了自由主義樂觀派的認知，但是對中國可能造成的局部威脅則帶有現實主義悲觀成分。
在學術界，則出現了現實主義樂觀論和現實主義悲觀論的對立。前者的代表人物是當時的MIT教授柯慶生（Thomas
Christensen，在布什政府第二任期任國務院高官），他認為中國軍事力量會給美國帶來挑戰，但是不可能趕上美國。後者的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米埃舍莫（John
J. Mearsheimer），他在著名的《大國政治的悲劇》中預測，只要中國力量增長，中國就會控制周邊地區，如果可以的話甚至控制整個世界。
第四期：九一一事件到金融危機樂觀派占主流
這一個時期具體從2001年9月開始到2007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又可以進一步細分為前期（2001-2005）和後期（2005-2007）。
2001年，九一一恐怖襲擊後美國對於中國崛起的關心被全球反恐戰爭所取代，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也讓美國政府，學界和智庫的關注重點轉向了中東和中亞地區。2001-2005年，美國學界對於中國崛起的討論主流是樂觀派，但是政策圈對於中國的關注並不足。這一時期有關中國的討論呈現出更多的現實主義樂觀論與自由主義樂觀論的傾向，在經濟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政治上中國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的積極姿態都被看成是積極融入世界的信號。
隨著美國布殊政府的全球反恐戰爭的最為緊要的時期的度過，加上美國總統選舉的臨近，美國國內對於中國崛起的討論的相對安靜期也結束了；從2005年到金融危機發生的這一時期，悲觀派開始抬頭。
現實主義悲觀論者延續國強必霸的邏輯，認為中國雖然能力上還不如美國，但是有挑戰美國的意圖，因此經典現實主義者們將中國視為美國必然的敵人。但是應當指出的是隨著中美關係的依存的加強，這種單純的現實主義推導出來的中國威脅論的影響力已經不大。
自由主義悲觀論則認為中國的資源外交“缺少道義”，因為“北京與那些不尊重國際機制的國家簽訂能源合作協議”，中國挑戰了美國的道義霸權和美國控制它所討厭的國家的能力。
但是，這一時期美國政府的戰略重點仍然在中東和中亞地區，雖然中國的崛起的討論在美國有回潮的趨勢，但是該問題沒有成為2004年美國總統選舉的主要焦點。布什政府將中國政策定位為讓中國成為一個“負責的利益攸關方”，暗含希望中國承擔共同應對挑戰的希望。在這一思路的基礎上，2006年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框架正式建立，這也開啟了中美關係政策對話機制化的大門。
第五期：金融危機後 多元和復雜的認知和合作意願的加強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後，美國經濟不景氣日益嚴重，而中國在經濟危機中仍然保持高增長的勢頭，美國學界對於中國崛起和所謂的權力轉移（power
transformation）的討論的現實意味空前加強。至少在經濟總量方面，美國的學界的普遍認識是中國將會在21世紀的前半期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體。在這樣的背景下，金融危機發生後美國學界中關於中國崛起的討論的層面擴展到全球，從國與國關係層面上升到意識形態的層面，參加討論的主體中加入了經濟學家和金融專家。
首先，自由主義悲觀論有了新的發展，所謂的北京共識和中國模式的討論在西方學界浮出水面。討論的焦點主要圍繞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是不是意味著威權主義國家的勝利和自由體制的失敗。代表人物有Azar Gat等。
同自由主義悲觀派進行爭鋒相對論戰的是自由主義樂觀派，主要代表人物是普林斯頓教授John Ikenberry和著名媒體人Fareed
Zakaria。他們的主要觀點是中國面對的國際秩序與以往的崛起大國有根本不同，中國面對的不僅僅是美國，而是西方中心的體係，該體係具有包容崛起大國的巨大能力。
儘管有上述論戰，主張中美合作的呼聲在學界中的討論中比較突出。現實主義樂觀派創造了中美國（Chimerica），兩國集團（G2）等名詞主張在中美合作中保持美國的國際地位，自由主義樂觀派則主張用國際機制中的中美合作來規範中國，以確保美國的優勢。奧巴馬政府雖然在對中國的外交中交替出現合作和摩擦，但是合作的一面大於摩擦的一面，
中美關係的未來取決於雙方的智力博弈
從上述簡單回顧可以看出美國對中國外交決策和學界討論的起伏變化構成了一定的呼應。第一時期相關討論較少的情況同克林頓政府第一任期對華忽視的情況相對稱。第二時期現實主義樂觀派和自由主義樂觀派的抬頭與克林頓政府第二任期的“接觸”政策相呼應。第三時期即將成為布什政府高官的學者們的有限悲觀派抬頭同布什政府將中國定位為“戰略對手”相呼應。第四時期布什政府的國際重心轉向反恐和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美國學術界對於中國的討論的主流被中國問題專家所占據，樂觀論升溫。第五時期金融危機發生和美國反恐時代走向尾聲，美國政府開始將戰略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中美之間合作與摩擦的現像交替出現，美國學術界的相關討論呈現悲觀論和樂觀論相互交替的現像。
從冷戰後20多年時間的美國學界對於該問題討論的軌跡來看，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不斷多元和逐漸理性平衡的趨勢，只要這種趨勢能夠保持並同政策界保持良性互動，美國的對中國政策就不至於走向極端，就有理由對中美關係的未來抱希望。當然中美關係的未來還同樣需要考量中國方面的學界和政策圈的主流方向，中美關係的未來更多地將取決於中美雙方的智力交鋒和互動，而不是純粹的實力較量和戰略設計。
作者為日本新潟大學大學院現代社會文化研究科準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