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此時，尼克森總統抵達北京，展開他自己稱之為「改變世界的一周」，雖然用詞毫不謙虛，但卻不失精準。此次訪問對尼克森一九七二年連任非常關鍵，老練的觀察家們當時都了解，此次訪問的成敗，取決於他和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如何處理台灣地位問題。這個問題自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取得國共內戰勝利、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來，一直是中美關係的核心問題，時至今日依然如此。
自一九五○年六月朝鮮半島爆發衝突，至尼克森訪華之二十多年間，美國一直否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然而這並不是最初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秉持的立場。二次大戰期間，美、英、中三國在一九四三年的開羅宣言中同意，對於日本在一八九五年動武迫使中國割讓的台灣，日本必須在戰爭結束時將其歸還予中國。因此，一九四五年十月，取得勝利的同盟國授權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蔣介石，在台灣接受日本的投降。
當時蔣並未等到任何和平條約正式完成台灣的歸還程序，即將台灣重新整合到中國的政治體系中。時至一九四九年秋天，蔣政府在中國大陸被毛澤東領導的勢力擊敗後，將台灣作為抵抗共產黨革命的最後避難所。而毛則準備攻島，完成革命。
當時美國國內，杜魯門政府被指控「丟失了中國」，將其拱手讓給共產黨，而遭到在野共和黨的強烈政治攻擊。面對各方要求政府部署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以防止毛澤東即將發起的猛攻，杜魯門政府正斟酌如何回應。經過痛苦和激烈的全國性辯論，杜魯門總統和國務卿艾奇遜於一九五○年一月連續發表演說，宣布美國不會干預。他們說，干預行動會把美國捲入中國內戰，而且會被視為是對亞洲國家領土完整的干涉。
他們做出這樣的決定是基於一個前提，那就是台灣已再次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儘管在事實上台灣的地位並未經過任何和平條約的正式確認。國務卿艾奇遜是一個有才幹的律師，如他所言，當蔣的勢力在戰爭結束時被任命接手台灣，沒人提出任何「律師會提出的疑慮。」他表示，蔣接手台灣之根據是基於開羅宣言及後來戰時之承諾。
然而，此後不到六個月，當北韓入侵南韓時，美國將這一侵略行動理解為不僅是「國際共產主義」對朝鮮半島的進犯，更是對台灣和印度支那地區的攻擊。杜魯門總統在未展開任何全國性辯論的情形下，旋即宣布已命令第七艦隊保護「福爾摩沙」，採用的是台灣在西方世界的別稱。為了正當化這個事關重大的決定，杜魯門和艾奇遜改變了美國的法律立場。總統發表一正式聲明，表示該島嶼的法律地位未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地區的安全恢復，或與日本正式締結和平條約，或是經由聯合國考量後，再做決定。
該聲明給中國對台灣的主權主張增添了變數，但即使如此，美國仍繼續將蔣政權視為合法的中國政府，並與之維持外交關係，還締結了互防條約以保障該島的安全。
當尼克森和季辛吉於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抵達北京時，美國仍然秉持上述令東道主深惡痛絕的觀點，北京始終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而且台灣「早已歸還祖國」。由於蔣政府除了兩個位於中國大陸沿海的小島外，已不再控制任何屬於中國、主權無可置疑的領土，而且其不久前才在一九七一年十月被聯合國逐出，所以當時蔣政府聲稱自己是中國大陸合法政府的主張，長期看來對中美關係不再是一個重大的障礙。
然而台灣地位問題就困難許多。在這個阻礙中美恢復關係的關鍵性問題上，華盛頓和北京所持的互相矛盾的立場將如何調和？這一次，美國是否會重新調整其立場，犧牲台灣人民的安全？北京是否會變通？
即便是倉卒成稿，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公布的《上海公報》行文巧妙，構思精心，周恩來總理和季辛吉獨闢蹊徑，找到了促使中美和解的方法，同時又無須在實際上處置台灣問題或危害到台灣安全。文件中美國單方面陳述其觀點的一段話，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但是，第二句緊接道：「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該段落甚至接著重申美國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
自《上海公報》公布以來，過去四十年間出現了諸多進展，包括華盛頓和北京建交，華盛頓和台北斷絕正式外交關係，美國國內通過了對台灣繼續提供保護的《台灣關係法》，以及近來台海兩岸締結了許多半官方的協議。
至今《上海公報》的意義仍備受爭議，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公報中最著名的那段話為兩國取得進展拓展出一條道路，這些進展顯然改變了世界。
然而，由於一些變化，尤其是中國驚人的崛起，台灣民主和法治的卓越成就，以及日益相互依存的美中台三方關係，下一個四十年裡，政治領袖在朝向保護東亞地區和平及台灣人民自由邁進之道路上，勢必將面臨更加艱鉅的挑戰。
孔傑榮Jerome A.Cohen，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紐約大學亞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外交關係協會亞洲研究兼任資深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