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貴境總是撞板多過食飯。紐約可說是我第二故鄉，前後住了七年，到今天我還能背誦上西城一二三這三線地鐵的每個站名，西六十六街林肯中心、七十二街、七十九街、八十六街，然後是我住的九十六街，之後是分道兩線直上一一六街哥大正門。縱然變了半個紐約人，連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也找我幫忙接待內地和香港的紐約訪問團，卻是要走的那天還是大鄉里。
說大鄉里，是因為紐約有着一些歷史悠久的法例，今天說起來都會讓人莞爾。其中一條是不許在街上喝酒，哪管是幾乎沒有酒精的Miller Lite。喝過這種啤酒的都知道這酒騙人，百分之四的酒精，還不是等於水？夏天紐約極為乾熱，華氏一百度以上天天都是，下城區回家鑽出地鐵，有時去小店買一罐喝。每次小店老闆都給我用一個小小褐色紙袋包着啤酒罐，我每次一出門就扔掉紙袋。直至一天，有個軍裝警員走過來，豎起食指搖了又搖。我瞪着眼睛不明所以，他走過來說﹕這是犯法。
紐約有些笨法例一直執行到今天。以不能當街喝酒為例，這不像禁止抽煙那樣是因着健康原因，而是這條法例是上世紀二十年代美國禁酒令年代立下的。這是當年芝加哥黑幫頭子卡邦（Al Capone）發大財的來源，一九八七年荷李活有一部大賣電影《The
Untouchables》由奇雲高士拿和辛康納利主演，羅拔迪尼路飾卡邦，說的就是財政部特工奇雲高士拿和老差骨辛康納利對付卡邦的真人真事。今天美國再沒有像當年雷厲風行的禁酒令，但不許人們當街喝酒一直流傳到今天。那次，警察先生說，再喝就要開罰單，原來除了違例泊車，連街上喝酒也有定額罰款。
笨法定了也得執行
法例雖然笨，可是既然定了就得執行，本人阮囊羞澀，沒有可能為了喝酒權利打官司打到美國最高法院，請九個大法官解釋這條禁酒令如何與世相違，只能當笑話笑了笑，反正在家一樣可以喝，差那幾步不至熱昏街頭了吧。類似的事不僅美國有，另一文明大國日本也有，朋友八十年代在東京上學，人住上野，遇上交通休整周，他卻實踐港人分秒必爭精神，眼看車道來回五十米汽車全無，在行人過路燈仍閃着紅色時大步跨出去。對面一個維持交通安全的義工婆婆一手把他截着，下場是罰他來回過三十遍馬路。為什麼不爭辯？外國人哪知這交通條例，况且婆婆的北陸口音也聽不懂。
事隔多年，當我讀到一個中國大陸婦女在香港地鐵車廂和小孩吃東西的新聞，就不由自主追看下去。當然，想不到的是，這場小小的地鐵車廂爭執，被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上綱上線變成了「香港人不說普通話」、「香港人欠揍」、「香港人是狗」這些話來。我甚至有幾天疑心大發，覺得中聯辦郝鐵川部長和孔慶東教授是一鼻子出氣唱雙簧——孔先生說香港人不講普通話，言下之意是討厭香港人自外於中華民族；郝先生談到中國人和香港人在民意調查裏的意義。時間上一先一後，卻讓我這好事之徒老是覺得事有蹊蹺。這是後話，容後再說。
從D&G到雙非孕婦來港搶閘生孩子，乃至地鐵車廂吃東西事件，三樣事掀起了小至中港文化不同，大至香港必須獨立脫離中共魔掌，中間還摻雜要堅決阻止蝗蟲來港生事的年輕人。這是深圳河兩邊的事，有一種傳統看法是，除了新界原住民，我們上一代都是新移民，在四十年代末中共快要席捲全國之際，拖男帶女把家當都帶來這南方海島落地生根，浸浸然有着「我也是原住民」的睥睨天下心態。另一種論說則是大陸人來香港搶了我們的繁榮搶了我們的工作搶了我們的法治，還把我們的乾淨整潔明快都搶去，例子是當街大小二便以及在廣東道呼盧喝矢。一派則以香港是我家為大纛，大陸人入侵，亂我香港。
今天還在說原住民與過客，這種調調無疑脫離了現實。今天的香港，只要有身分證便可以按照法例留在這裏，現代社會巿民的身分（identity）已不是純粹血緣已能解說。以台灣為例，理論上台灣至少有幾百萬人是一九四九年隨着蔣介石渡海而來的外省籍，可是今天這些人都是台灣人而不是大陸人。中共就是如何希望統一台灣，都沒有膽量在省籍上把外省人和本省人分開對待，「台灣人民」這四字說明一切，是政治名詞而非地理名詞。
同樣地，如果香港今天事事都把原住民找出來做擋箭牌或者作為面對新世代的遁詞，在歷史因緣而言完全說得通，但客觀上這些現代社會的原住民嚴格而言也不一定全是貨真價實的原住民——明朝南來的原住民到今天都六百多年，這六個世紀間，建設香港的不止是當年南來的那一群了吧，清朝康熙及嘉慶年間先後有兩個版本的《新安縣志》，這是香港的最早地方志，首都博物館有一套，中山大學的一套則由葉靈鳳先生捐出來的。有興趣不妨一讀，當知原住民的來龍去脈，對今天各種相關說法自會搞清楚弄明白。
身分非血緣能解說
香港是移民城巿，和紐約洛杉磯悉尼溫哥華都一樣；沒有人可以從方物志的精確考究而言是真正香港人，就等於紐約人是紐約客（New Yorker），高克毅先生把這個英文字詞翻譯得出神入化，紐約一千萬人，意裔愛爾蘭裔西班牙語裔華裔都有，各善其身，各行其事，各不打擾，是為大都會。香港有北至黑龍江南及海南的各省移民，儘管五六十年代所謂「撈鬆」之說，那只是粵籍對外省來客的統一稱謂，實是半鹹淡國語的「老兄」之謂也；表面上是一句嘲笑，其實是自認細佬的謙卑語。既然沒有真正土生土長的港人，這種以「先到先得」來決定話語權的做法沒有根據，也就無法站在道德高地，以「我比你先來」而對人與事振振有辭了，倒過來是人人平等，新來者不必對固有者低眉失額，但先到者也不必對後進頤指氣使。
D&G挑機是另一回事。我翻看不少人報道，那個星期天聚集在廣東道D&G的年輕人，從不滿店方不許港拍照到反對地產霸權都有。我一直感到香港年輕一代比我們那一代更有希望，是因為今天的年輕人有着更多的獨立思考，有着更廣闊的社會視野。上星期我說過，廣東道早在七十年代已是殖民地中的殖民地，海運大廈代表的是「鬼佬竇」，不信，回去問問你家父母兄長，中環雖然洋化，但那是所謂買辦華人的地頭，和廣東道一帶的全洋化是兩碼事。必須指出，那是崇洋的年代，是一句話中英夾雜大盛的日子，是鬼佬一出誰與爭鋒的華人低人半截的買辦當旺年代。今天，鬼佬又點，就是要你道歉。但我們從D&G事件看到的是不亢不卑，沒有人叫打倒鬼佬（邱誠武八十年代在《九十年代》與中大同學寫的中環騷動報道文學，那次是有人喊出這句話，也有人對經過身邊的豪華跑車發噓聲甚或起飛腳），D&G聚集事件是文明之極的一次表達意見活動。
若是要把D&G扯上對中共治下的大款來港侵佔本港經濟，平心而論是拉牛上樹，八十年代海港城已經失守美日歐遊客，今天大陸客充斥廣東道，除了拖着那個行李箱礙着行人，錢多而氣粗，我們實在沒轍。八十年代香港外遊大熱，曼谷街頭馬尼拉旺巿不也是廣東話盛行，那嗓門比今天的大陸佬大陸婆不遑多讓。我在倫敦大英博物館曾經見識這些漪歟盛哉場面，「嘩嘩嘩」之聲與古埃及法老王木乃伊同在，「喂，快啲幫我影張相」與唐三彩共處。相對於那些年，今天香港人成熟文明得多了，然而我在倫敦的日子，從未在《泰晤士報》和《衛報》讀過有讀者投書不滿遊客喧嘩；是的，英國佬是陰濕的，他們不投訴你，但卻掩着臉竊竊私笑。
文明教育需要時日
這是需要時日的。六十年代日本經濟起飛，日人出國成風，人們今天看到的領隊擎着一支小旗、後面跟着成串團友，起源便是日本團。不要以為日本人天生是如今羅浮宮看到那樣溫良恭儉，那時一樣是大鄉出城。香港老資格的旅行社老闆都知道，日本人當年出國，出入國境部門會在發出護照時夾着宣傳紙品給國人，教導出去之後要注意的各種生活起居，其中一項是女性要化妝。這種形而下的教育歷時四十年，始有今天日本團遊客貓着身在故宮博物院在大都會博物館抄寫展品圖解的新時代。
至於雙非嬰兒，我更不知如何與大陸人蠶食香港扯上關係。毋庸諱言，大陸一些人來港產子，是為了香港較優良的醫護系統，也為了那三吋見方的身分證；弄得香港的醫院一團糟，健康院滿是人潮，無疑也是這批雙非嬰。可是事情簡單不過，把條例一改便馬上煞住。美國也是抵壘政策之地，你只要在美國生下孩子，哪管你是非法移民，可孩子這輩子永遠是美國人，鄧小平兒子鄧質方之子便是美國人，上學課本校車牛奶都免費，理論上更可以參選美國總統。但美國的把關是嚴格的，拿着簽證入境，海關大爺大嬸只要稍不滿意即原機遣返。香港不必修改基本法也不必人大解釋，明天便可堵住。有人大哭大罵，香港是法治城巿，會怕刁民？
這些討論日益遠揚的核心是「香港是不是沉淪」，以至讓昔日低三下四的大陸人欺侮。公道一點說，香港今天是沉淪了一些，至低限度比一九九七年回歸時沉淪。我所說的沉淪，是這個城巿已不是一個人人敢於說真話的城巿，是這個城巿再也不是一個人人勇於承擔的城巿。這兩點，這些年來講得嘴臭筆也寫禿，香港沉淪的不是經濟，是這兩股底氣。經濟不景可以屈服港人？笑話！第一次石油危機，彌敦道上的光管招牌十時後全部關上，夜馬取消，香港變成黑暗都巿，但社會沒有泄氣。今天我們變了什麼？新聞自由一下子跌了二十位，地產霸權沒有誰敢於公開批判，北京講一句話香港雙手一搓說「喳」。日本經濟不復當年勇是事實，美國放緩早就不是新聞，英國連歐洲二流也挨不上，但人家底氣十足，今天不行，希望在明天。趙丹說過，人，總是要一口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