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美國政治的已知道有個「一八九六年大選之謎」，美國後來的許多不同，都從這次選舉開始。
十九世紀末期，美國打完南北內戰，由於國家統一，市場擴大，商機因而無限，於是鐵路鉅子和金融富豪興起，他們擅於搞官商勾結這一套，史稱他們是「強盜公侯」。他們創造的那種畸形繁榮被稱為「鍍金年代」，因此當時社會風氣敗壞，貧富嚴重不均。可是當時美國的民主政治已趨成熟，大選投票率都可高達八成，於是有識者遂努力於政治改革，希望透過政治改革而經濟改革與社會改革。
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力的第三黨人民黨遂告興起，它在一八九二年大選已可推出自己的候選人，得票八五％，它拿下五十二席眾議員，三席參議員，三個州長，在七個州議會成為多數。於是一八九六年大選，人民黨遂和民主黨結盟，支持民主黨的進步候選人布萊安（William
J Bryan），如果那一仗他們打贏，美國一定會成為重視中小企業，重視社會公平的國家。
但不幸的是，那一仗布萊安還是敗給了共和黨的麥金萊。麥金萊得票七一○二二四六，布萊安則獲六四九二五五九票。根據紐約州立大學教授畢文（Frances
F. Piven）及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克勞德（Richard A.Claward）在合著的《美國人為何不投票》中所述，那一次大選，美國的富人們已警覺到政治在變，社會在變，他們的利益可能受損，他們必須阻擋這波變化；於是那次大選有錢的大亨們遂大舉動員捐錢給麥金萊陣營，那一仗麥金萊陣營收到政治獻金三五○萬美元，這是當時的天價，而布萊安陣營只有卅萬美元。那一仗布萊安之敗是敗在金權上。一八九六年的大選，使得美國的民主走向了金權政治的不歸路。
除了金權政治外，一八九六年的大選也使得美國政治的既得利益者警覺到民主政治可怕的另一面。中下階級可以用選票來造成他們不願意的改變，於是度過那次大選危機後，美國遂開始對中下階級進行消音。在那個時代消音的手法直接而粗暴，它就是以限制選舉權的行使為主要手段，如用嚴苛的選民登記，選民考試及少設投開票所等招數來限制人民的選舉權。於是美國的投票率開始急速下降，在一八九六年至一九二四年間，美國大選的投票率在南方由六四％降至一九％，北方則由八六％降至五五％，全國平均則由八一％降至四九％，這表示北方的下層中產階級和南方的黑人已被澈底的政治消音。透過制度的設計和意識形態的操作，於是美國成為全球投票率最低的國家。因此「一八九六年大選之謎」乃是十九世紀末美國因應轉型但未轉成反而走到反方向的特殊例證。同一時間，歐洲國家在選民的壓力上發展成福利國家，美國卻成了金權政治國家。
我在此特別舉出美國的「一八九六大選之謎」，主要是在表示，每個國家在某個特定時刻都會面臨轉型的壓力，轉型成功是國家人民的福氣，轉型不成功並不表示國家一定完蛋，但國家人民卻會因此而錯過更好的可能性。自從一九八八年「美國政治學年會」正式提出「政治轉型」這個預見了廿一世紀上半期全球政治發展方向的核心價值後，全球多數國家莫不努力於政治的轉型偉業。
但轉型需要轉型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那是一種高度知識整合與企圖的意識，在今天的亞洲、新加坡已在向頂級城市國家之路邁進，南韓則已成中型的科技大國，甚至連香港亦被動的轉型成中國的金融商業中心，只有台灣落到了轉型不動的最後一名。
台灣在二○○八年後，政治上有山崩式勝利的政府，有絕對多數的立法院，那是轉型的最佳時機，而錯過了那樣的時刻後，二○一二大選，無論誰當選，都只能是微幅或極微幅領先。而國會則可能三黨不過半。轉型的工作將更趨困難，甚至不可能。因此此次大選，似乎不必有太高期待。唯一方法，就是像蔡宋宣示的，無論誰當選，都去組成大聯合政府，否則台灣的轉型改革更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