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聽到不少金句，當中有令人喝采的：
當被研究院學生「寸」：「你哋係service oriented的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我哋係customer喎！」
陳院長的回應是：「只有那些不懂何謂高等教育的人才會有這樣的想法。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做教育研究、為社會和學生提供服務，服務是知識和專業技術的分享，而不是去遷就『顧客』的興趣。大學的核心價值容不下顧客至上主義！」
被問到為何不多收法學博士（Juris Doctor）課程學生？
他說：「是可以賺錢，但這不是目的……」
談及法治和外傭居港權案，他說：「個個都話支持人權法治，但就不肯付出代價！」「『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是法治』，明白這些字並不足夠，最重要是是否接受這套價值。」
訪問太長，如果忙，不看也罷；若能細味金句，有所得着，功德無量。
陳文敏自1999年出任港大法律系系主任，至2002年法律系升格為學院，繼續出任院長，任期至2013年6月。2010年原可續任五年，但他選擇只多做三年，以處理兩項重要工作：其一是學院搬遷新大樓；其二是2012年雙學制，之後便返回教學崗位，專注學術研究。
他形容院長工作不易做，要管理70多名專家學者、約40名行政職員，每年預算8000多萬元，比很多中小企還要多，須要做業務計劃、公關和籌款。從前籌款較
易商量，如今由專業基金管理人把關，勸捐要做簡報，鋪陳回報成效。距離正式離任尚有年多，學院已成立委員會進行全球招聘繼任人。
大學非「顧客」至上
課程質素相信是陳院長的重中之重。三年前開辦法學博士課程，較城大和中大都要遲，學生多來自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地，包括長春藤院校的畢業生，收生40多人，僅及其他院校四分一，只辦全日制，不設兼讀。
陳文敏認同小班教學，「200人一班，都唔知邊個打邊個，賺錢是可以，但不是目的；想搞好個課程。」
「我肯定開辦兼讀課程可以收到很多學生，但愈好的學生便愈沒有時間，工作要飛來飛去，哪有時間上課。」
至於對待學生，他強調不能太遷就，「一些事情上，你要告訴他們如何分辨對錯，太遷就學生，對他們有害無益。」曾遇上一個有工作經驗的研究院學生以「顧客」自居，大放厥詞，說什麼學費貴、教授人工他有份付出云云。
陳文敏當面直斥其非，對顧客至上主義不以為然，但亦不諱言大學教育界正充斥這種現象，哈佛大學亦如是；或許與籌款有關。但無論如何，「對錯要分辨，價值要堅守。」
卸下院長重任，陳文敏可多投入時間在一些教學計劃中，例如去年開辦的法律轉介個案（Legal
Clinic）選修課，讓學生在教授督導下處理真實個案，取得實戰經驗。
其中一宗案件涉及一名12歲學生在馬路上和同學拋傳籃球，意外令一名交通警員受傷，政府向交警賠償20多萬元工傷後，向學生家長索償。學生來自基層家庭，家人儲了5萬元，希望和解，但遭拒絕。案件拖了幾年，家人飽受壓力，學生自覺連累家人，成績亦愈來愈差。
跟進個案的社工將案件轉介學院，由課程師生提供法律意見，代表當事人向律政司建議和解或酌情不作追討，但官員拒絕，稱審計署會質疑為何少收10多萬元公帑，寧願由官判決，判多判少不關己事。
成敗不能單看輸贏
師生惟有努力尋找支持的法理，增加和解籌碼，再以事件對社會的影響、社工的報告、當事人的心理評估等，成功說服律政司放棄索償。幫到人，學生當然開心；但不是每宗個案都順利，學生亦要學習面對失敗。
其實成敗不能單看官司輸贏。二十多年前，仍在學師階段的陳文敏曾處理一宗相信是本港首宗電腦詐騙案。當事人是他一位師兄的中學同學，在地鐵公司任職技術員，
電腦技術高超，成功破解地鐵儲值票的磁帶保安，將零價值的票價，增值至50元，再以較低價錢轉售他人，涉及300張車票。
他同情被告的犯案 原因，建議認罪，然後再從求情方面下工夫。事緣當年車票磁帶程式出問題，不時亂「食」票，困擾公司，被告上司曾表示破解者可獲晉升，及後食言，更作出打
壓，令被告不忿而犯案。法官同情被告，判處緩刑，並在庭上讚賞陳文敏，令其工作機會大增，未正式執業已應接不暇。
不過，最終他選擇到大學教書，只間中處理案件，因為他重視以人為本，享受做研究工作，亦覺得香港需要有多一些中國人教授法律，長遠地對法律界作出影響。及後推行雙學位課程，則希望不同界別人士對法律亦有一定認識。
他慨嘆要政府堅守法治，卻沒有幾位官員有法律背景，處處依賴律政司，縱覺不合理，又有誰敢反對呢？立法會議員亦然，想認真審議法例草案，便需要有足夠法律支援。
「美國Fortune 500的調查顯示，五十大企業的行政總裁有一半有法學博士學位。法律知識有助他們應付律師，履行市場法規；當然也更懂得鑽法律空子！」
推廣普及法律教育，他做了三十年。早在大學時期已透過法律學會着手，到八十年代中與志同道合之士製作教材，惜未獲教育署採納。眼前有調查顯示，三成通識教師
竟然接受警方私刑拷問，令陳文敏覺得「好得人驚」，想為老師開辦短期課程，以助教授學生正確觀念。現正着手編製教材，希望透過分析本地個案，讓學生認識司 法系統的背後價值。
陳文敏指出，教授法律並非單純學習條文，更重要是令學生思考「法律點解係咁？我哋接唔接受啲法律係咁？」「法律是一套價值觀念，由社會價值支持，但同時社會上又有另一些價值與之抗衡。」他嘗試以一個支持「寧縱無『打』」的案例作闡釋。
1987 年魔鬼山謀殺案，死者刀傷致死，傷口藏刀刃碎片。警方拘捕一名女子的兄弟和男友，相信因死者性侵犯女子遭尋仇殺害。被告遭苦打成招，帶警方到丟棄兇刀的海
邊並指出位置。警方尋回兇刀，刀刃碎片脗合。原審和上訴庭均認為，警方曾嚴刑逼供，拒讓被告的認罪供詞呈堂，但兇刀等證據亦足以入罪。
寧縱兇手不容逼供
英國樞密院於1991年推翻裁決，指私刑除了令被告供認罪行外，亦帶警方尋回兇刀，故有關證據不可呈堂。文明社會應確保警方不會私刑逼供，若將被告定罪會傳遞錯誤訊息。案件可見，要堅守公義，是要付出代價──寧願讓少數真兇逍遙法外，也不能容忍私刑逼供。
陳文敏指外傭案亦然，說支持人權、自由、公義和司法獨立，沒有人會反對，但要付出代價便不願意。
公然支持外傭居權案，不怕排山倒海的輿論攻擊麼？「無得避，大家有言論自由，不介意進行辯論，不會退縮！」多年前，他曾獲左派報章邀請撰寫專欄，欣然接受但
條件是不能刪改內容。其後發現自己的文章於周五刊登後，周一便會有一篇抗衡的批評文章。「總有不禮貌的批評，世界就係咁！」借用院長的代價論，或許這就是 尊重言論自由要付出的代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