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流流，大吉利市。
翻查紀錄，去年過世的名人真不少，其中不乏令人動容的如司徒華、Steve Jobs、Amy Winehouse，電影導演Sidney Lumet、Ken Russell、森田芳光，演員Elizabeth Taylor、Peter Falk，曾叱咤風雲的拉登、卡扎菲、金正日，綠茵場上馳騁的史必、蘇古迪斯，樂壇（不是娛樂圈）的Gary Moore、畫壇巨擘Lucian Freud，半文半政的哈維爾等。
如果說立春以後才算得上是龍年，那麼這個兔年，於我來說，真的不好過。
有三個人的辭世，令我最難釋然——先是我疼愛的媽媽走了，然後我敬畏的爸爸也緊隨其後，最後一個，竟然是想也沒有想過的安哲羅普洛斯。
近來心情複雜，很少上面書，對世界大事的認知，只限閱報，對最新情報的掌握，可說是慢三拍。星期三的下午，編輯黎佩芬忽然在電郵拋下一句﹕「想寫安哲羅普洛斯嗎？」剛讀過安氏在Sight & Sound的訪問，我第一時間的反應是﹕The Other Sea拍完了有試片嗎？還是這次他可以來香港接受訪問了（前年電影節因他突然有病，臨時取消來港，緣慳一面）。接通電話後，晴天霹靂，沒有一個詞彙可以更準確形容那一刻我的震動了。
說來奇怪，小兒一歲有八，本在興高采烈地玩耍，一通電話後，見我面色一沉，坐下來翻閱安氏的訪問，合該有事，他竟然十分乖巧的安坐在我的膝上良久，然後指著《霧中風景》劇照中的姊弟，說﹕「爹爹？」彷彿他是知道這是尋找父親的故事，其後再指向房外說﹕「媽媽？」好像對我說：「媽媽知道了嗎？」
這半年間，父、母親離去的創傷還未來得及復原，新來的還得在傷口上灑鹽。要開始這篇悼文，感情上不得不從追悼父母親開始。雙親與安氏本來風馬牛不相及，不過想著想著，隱隱間似有一段非常微弱的紅線，牽引著過去百年一整個世紀人類的命運。
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是個非常傳統的中國女性，戰後走難來到香港，學歷很低，所識的字不多。最早且深刻的記憶是我3歲學前她教我寫字，每一個字她都很用力的寫在拍紙簿上，珍而重之，彷彿是她僅有的遺產，要好好的傳給我。很快，懂的字寫完了，她眼有淚光的跟我說﹕「媽媽懂的就這麼多了，以後你要好好讀書識字，知道嗎？」奇怪經她這麼一說，不用打鬧，我以後的學習軌跡，有幸沒有辜負她的期望。我沒有告訴她的是，讀書除了識字，還提供了一道橋樑，感通天地，明白是非，接近每一個善良的靈魂。那些年，是什麼令到人民得不到公平的教育的機會？
媽媽說，她有個大她很多的姊姊，在車禍中不幸去世（又是車禍），其後她二十來歲隻身來到香港。知識改變命運，缺乏知識當然會影響命運，往後她跟家鄉失去聯繫，就是自然不過的事情。是什麼樣的政治環境，會令人離鄉別井，切斷家族的根源，獨在異鄉裏自尋生機？她當時是何其堅韌，與我們幾兄弟認識的家庭主婦形象是如何大相逕庭。
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有著軍人般的性格，行事爽朗，樂天知命。你可以說他阿Q，可他凡事只往好處想，充滿正能量。記得我高考時成績不差，豈料大學收生時遇上滑鐵盧，過其門而剛不能入，他安慰我說﹕「理工學院（按﹕還未升格大學）仲好啦，哈哈哈……」真是令人難過。
這幾天回到舊屋收拾，恍似《一生何求》的終場，Bruno Ganz回到家裏，一切記憶重現，不捨舊屋的離別。其間，有一鄰舍的小子路過，問起老父的近道﹕「大叔在我小時是很疼我的。」人與人總像有某種聯繫，有某段歷史，別人無法得知，直到契機悄然而至。我們在收拾間找到父親的記事簿，記下他來港時的心路歷程。「命途多舛」，是我們不曾聽他用過這詞來描述自己的，為我們提供了不一樣的父親面貌。二戰結束，內戰揭幕，家道中落，飄泊四方，親人失散，輾轉來港，落地生根。什麼的民族，會充公私產，迫使人民流徙四散？家父一生嫉惡如仇，教誨我們要做個正直之士，缺不可加害於人，於此有因。
老父最後的日子裏，在病榻上竟然吹起口哨來。原來吸每一口氣都不是必然的，他用鼻子呼吸已然十分困難，要用口來呼氣，嘯嘯作聲，前半生太沉重，冀望他走得瀟灑。
安哲羅普洛斯
安哲羅普洛斯本念法律，臨近畢業，要接管叔叔的律師行生意時，作了逃兵，問朋友借了往巴黎的盤川，不顧一切登上往法國的火車讀電影。人到了關鍵的時刻，總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不過，電影他也沒有念完，原因是討論拍攝計劃時，他在黑板畫了個大圓圈加一個中心點，他畫的可不是叮噹，因為他要拍一個360度的大搖鏡。老師要他回到原先的學習議題上，他不肯，就這樣吵了起來，結果當然是中途輟學。用現今香港的尺度看，真是一個一事無成的反叛青年。往後他回憶道，當時真的有些年少氣盛。無巧不成話，留下來的同學，沒有一個留在電影的行業，只有他這不肖徒，仍然是電影界的中流砥柱。
他要拍的360度的搖鏡，在首作Reconstruction我們見到了，其後在《36年的日子》、Alexander the Great等相繼出現。在外境場地，猛烈的陽光下，要拍這樣的搖鏡，問題可大了，因為一則背光，二則穿影。就因為這個意圖，他讓我們看到跟明信片不一樣的希臘，天蒼蒼、白茫茫的國度，冬天的希臘，沒有太陽的希臘。
安哲羅普洛斯的死是心裏的一根刺，令人忐忑不安，用平常分析電影的思考模式看，簡直是匪夷所思。外電說，他是步行往電影的場景中，給休班警員騎的電單車撞倒。我們每日翻報紙，給摩托車撞倒行人的機率是多少？摩托車遇行人從來都是司機避人而受傷，電單車撞死人而車手安然的例子又有多少？安氏的場景是設在海邊的一片頹垣，在一望無際的路上避不了途人的機會又是多少？這個難度簡直可比作是打一個距離月球這麼遠的保齡球瓶，而這個保齡球瓶又剛巧是希臘的國寶級導演，他正要拍攝現代三部曲的壓卷作，回應當下的歐債危機。試想想《尤利西斯的凝望》般的調度，大批軍警壓陣，與示威者對峙，主角們穿梭往來，是何其的震撼，他的死絕對不是巧合，更不像意外。朋友說希臘警察的往績很糟糕，經常非法打死打傷異見分子，亦多有殺傷人者及後被發現職業是為警察的納粹分子。
安氏的車禍，首先令我想到的是茂瑙，其次是柏索里尼。茂瑙是出櫃的同志，他的車禍是否意外，尚待考證，柏索里尼的可不是意外了，懸案三十多年沒有水落石出，又是什麼道理？
安哲羅普洛斯2000年時到巴塞隆拿出席影展，他托人傳話想會晤Victor Erice（艾里斯），艾里斯感到很驚訝，暗忖安氏為何對他有興趣，可是艾里斯住在馬德里沒有成事。安氏跟艾里斯，最終在2005年碰頭，這次還加入了基阿魯斯達米，成了三大師級導演的世紀會面，更速成了Erice跟Kiarostami在2006年的合作作品The Complete Letters。
緣起是安哲羅普洛斯覺得艾里斯的電影與背景跟自己很相像，西班牙是內戰與佛朗哥，希臘二次大戰時，先是意大利的法西斯，繼而是納粹的德國，然後是獨裁者Metaxas（《遊唱藝人》）。安氏的家庭就是在左右派的意態下被撕裂，《悲傷草原》有著淋漓盡致的描寫。在兩大陣營的角力下，到底「人」在哪裏，是安氏不斷拷問的問題，我父母親的家庭也是這樣的被撕破，那一輩的多少人，不分種族，多多少少是時代的受害人，他們的群像，構成了二十世紀的哀歌。萬萬料不到，新世紀的安哲羅普洛斯可能也是這個困局的直接受害者，他變成他電影裏故事的主人翁。
有問The
Other Sea怎樣埋尾，我們不知他拍了多少膠卷，不過電影是作者內心世界的呈現，前、中、後期太多變數，基本上沒有人可以替他作主，鑑於奇斯洛夫斯基的前車，替補完成亦不是那回事。
對於藝術家而言，沒有東西比不能完成工作更可悲、更不甘心了。死不瞑目，就更是放不下，可是我們不能像《獵人》般對屍首視而不見。套用一句Ken Loach在《土地與自由》的對白﹕「We
can't let it pass!」
安氏在最後的訪問裏談到，現存經濟危機的癥結不在金錢，而是缺乏核心價值的問題，而安哲羅普洛斯的死亡說明，這個世界容不下一個把真話說得動聽的導演，正正就是最核心的核心價值問題。
在朦朧的冬日，一邊聽著Eleni Karaindrou的配樂，一邊寫這悼文，幾乎潸然淚下，沒有心情談電影，願在沒有「太陽」的國度，你我得到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