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28日星期六

四維出世: 悼﹕沒有太陽的希臘 ——我的母親、父親、安哲羅普洛斯




新年流流,大吉利市。

翻查紀錄,去年過世的名人真不少,其中不乏令人動容的如司徒華、Steve JobsAmy Winehouse,電影導演Sidney LumetKen Russell、森田芳光,演員Elizabeth TaylorPeter Falk,曾叱咤風雲的拉登、卡扎菲、金正日,綠茵場上馳騁的史必、蘇古迪斯,樂壇(不是娛樂圈)的Gary Moore、畫壇巨擘Lucian Freud,半文半政的哈維爾等。

如果說立春以後才算得上是龍年,那麼這個兔年,於我來說,真的不好過。

有三個人的辭世,令我最難釋然——先是我疼愛的媽媽走了,然後我敬畏的爸爸也緊隨其後,最後一個,竟然是想也沒有想過的安哲羅普洛斯。

近來心情複雜,很少上面書,對世界大事的認知,只限閱報,對最新情報的掌握,可說是慢三拍。星期三的下午,編輯黎佩芬忽然在電郵拋下一句﹕「想寫安哲羅普洛斯嗎?」剛讀過安氏在Sight & Sound的訪問,我第一時間的反應是﹕The Other Sea拍完了有試片嗎?還是這次他可以來香港接受訪問了(前年電影節因他突然有病,臨時取消來港,緣慳一面)。接通電話後,晴天霹靂,沒有一個詞彙可以更準確形容那一刻我的震動了。

說來奇怪,小兒一歲有八,本在興高采烈地玩耍,一通電話後,見我面色一沉,坐下來翻閱安氏的訪問,合該有事,他竟然十分乖巧的安坐在我的膝上良久,然後指著《霧中風景》劇照中的姊弟,說﹕「爹爹?」彷彿他是知道這是尋找父親的故事,其後再指向房外說﹕「媽媽?」好像對我說:「媽媽知道了嗎?」

這半年間,父、母親離去的創傷還未來得及復原,新來的還得在傷口上灑鹽。要開始這篇悼文,感情上不得不從追悼父母親開始。雙親與安氏本來風馬牛不相及,不過想著想著,隱隱間似有一段非常微弱的紅線,牽引著過去百年一整個世紀人類的命運。

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是個非常傳統的中國女性,戰後走難來到香港,學歷很低,所識的字不多。最早且深刻的記憶是我3歲學前她教我寫字,每一個字她都很用力的寫在拍紙簿上,珍而重之,彷彿是她僅有的遺產,要好好的傳給我。很快,懂的字寫完了,她眼有淚光的跟我說﹕「媽媽懂的就這麼多了,以後你要好好讀書識字,知道嗎?」奇怪經她這麼一說,不用打鬧,我以後的學習軌跡,有幸沒有辜負她的期望。我沒有告訴她的是,讀書除了識字,還提供了一道橋樑,感通天地,明白是非,接近每一個善良的靈魂。那些年,是什麼令到人民得不到公平的教育的機會?

媽媽說,她有個大她很多的姊姊,在車禍中不幸去世(又是車禍),其後她二十來歲隻身來到香港。知識改變命運,缺乏知識當然會影響命運,往後她跟家鄉失去聯繫,就是自然不過的事情。是什麼樣的政治環境,會令人離鄉別井,切斷家族的根源,獨在異鄉裏自尋生機?她當時是何其堅韌,與我們幾兄弟認識的家庭主婦形象是如何大相逕庭。

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有著軍人般的性格,行事爽朗,樂天知命。你可以說他阿Q,可他凡事只往好處想,充滿正能量。記得我高考時成績不差,豈料大學收生時遇上滑鐵盧,過其門而剛不能入,他安慰我說﹕「理工學院(按﹕還未升格大學)仲好啦,哈哈哈……」真是令人難過。

這幾天回到舊屋收拾,恍似《一生何求》的終場,Bruno Ganz回到家裏,一切記憶重現,不捨舊屋的離別。其間,有一鄰舍的小子路過,問起老父的近道﹕「大叔在我小時是很疼我的。」人與人總像有某種聯繫,有某段歷史,別人無法得知,直到契機悄然而至。我們在收拾間找到父親的記事簿,記下他來港時的心路歷程。「命途多舛」,是我們不曾聽他用過這詞來描述自己的,為我們提供了不一樣的父親面貌。二戰結束,內戰揭幕,家道中落,飄泊四方,親人失散,輾轉來港,落地生根。什麼的民族,會充公私產,迫使人民流徙四散?家父一生嫉惡如仇,教誨我們要做個正直之士,缺不可加害於人,於此有因。

老父最後的日子裏,在病榻上竟然吹起口哨來。原來吸每一口氣都不是必然的,他用鼻子呼吸已然十分困難,要用口來呼氣,嘯嘯作聲,前半生太沉重,冀望他走得瀟灑。

安哲羅普洛斯

安哲羅普洛斯本念法律,臨近畢業,要接管叔叔的律師行生意時,作了逃兵,問朋友借了往巴黎的盤川,不顧一切登上往法國的火車讀電影。人到了關鍵的時刻,總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不過,電影他也沒有念完,原因是討論拍攝計劃時,他在黑板畫了個大圓圈加一個中心點,他畫的可不是叮噹,因為他要拍一個360度的大搖鏡。老師要他回到原先的學習議題上,他不肯,就這樣吵了起來,結果當然是中途輟學。用現今香港的尺度看,真是一個一事無成的反叛青年。往後他回憶道,當時真的有些年少氣盛。無巧不成話,留下來的同學,沒有一個留在電影的行業,只有他這不肖徒,仍然是電影界的中流砥柱。

他要拍的360度的搖鏡,在首作Reconstruction我們見到了,其後在《36年的日子》、Alexander the Great等相繼出現。在外境場地,猛烈的陽光下,要拍這樣的搖鏡,問題可大了,因為一則背光,二則穿影。就因為這個意圖,他讓我們看到跟明信片不一樣的希臘,天蒼蒼、白茫茫的國度,冬天的希臘,沒有太陽的希臘。

安哲羅普洛斯的死是心裏的一根刺,令人忐忑不安,用平常分析電影的思考模式看,簡直是匪夷所思。外電說,他是步行往電影的場景中,給休班警員騎的電單車撞倒。我們每日翻報紙,給摩托車撞倒行人的機率是多少?摩托車遇行人從來都是司機避人而受傷,電單車撞死人而車手安然的例子又有多少?安氏的場景是設在海邊的一片頹垣,在一望無際的路上避不了途人的機會又是多少?這個難度簡直可比作是打一個距離月球這麼遠的保齡球瓶,而這個保齡球瓶又剛巧是希臘的國寶級導演,他正要拍攝現代三部曲的壓卷作,回應當下的歐債危機。試想想《尤利西斯的凝望》般的調度,大批軍警壓陣,與示威者對峙,主角們穿梭往來,是何其的震撼,他的死絕對不是巧合,更不像意外。朋友說希臘警察的往績很糟糕,經常非法打死打傷異見分子,亦多有殺傷人者及後被發現職業是為警察的納粹分子。

安氏的車禍,首先令我想到的是茂瑙,其次是柏索里尼。茂瑙是出櫃的同志,他的車禍是否意外,尚待考證,柏索里尼的可不是意外了,懸案三十多年沒有水落石出,又是什麼道理?

安哲羅普洛斯2000年時到巴塞隆拿出席影展,他托人傳話想會晤Victor Erice(艾里斯),艾里斯感到很驚訝,暗忖安氏為何對他有興趣,可是艾里斯住在馬德里沒有成事。安氏跟艾里斯,最終在2005年碰頭,這次還加入了基阿魯斯達米,成了三大師級導演的世紀會面,更速成了EriceKiarostami2006年的合作作品The Complete Letters

緣起是安哲羅普洛斯覺得艾里斯的電影與背景跟自己很相像,西班牙是內戰與佛朗哥,希臘二次大戰時,先是意大利的法西斯,繼而是納粹的德國,然後是獨裁者Metaxas(《遊唱藝人》)。安氏的家庭就是在左右派的意態下被撕裂,《悲傷草原》有著淋漓盡致的描寫。在兩大陣營的角力下,到底「人」在哪裏,是安氏不斷拷問的問題,我父母親的家庭也是這樣的被撕破,那一輩的多少人,不分種族,多多少少是時代的受害人,他們的群像,構成了二十世紀的哀歌。萬萬料不到,新世紀的安哲羅普洛斯可能也是這個困局的直接受害者,他變成他電影裏故事的主人翁。

有問The Other Sea怎樣埋尾,我們不知他拍了多少膠卷,不過電影是作者內心世界的呈現,前、中、後期太多變數,基本上沒有人可以替他作主,鑑於奇斯洛夫斯基的前車,替補完成亦不是那回事。

對於藝術家而言,沒有東西比不能完成工作更可悲、更不甘心了。死不瞑目,就更是放不下,可是我們不能像《獵人》般對屍首視而不見。套用一句Ken Loach在《土地與自由》的對白﹕「We can't let it pass!

安氏在最後的訪問裏談到,現存經濟危機的癥結不在金錢,而是缺乏核心價值的問題,而安哲羅普洛斯的死亡說明,這個世界容不下一個把真話說得動聽的導演,正正就是最核心的核心價值問題。

在朦朧的冬日,一邊聽著Eleni Karaindrou的配樂,一邊寫這悼文,幾乎潸然淚下,沒有心情談電影,願在沒有「太陽」的國度,你我得到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