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6日星期一

葉蔭聰: 天下——中國國家的定位問題



每次台灣總統選舉總牽扯出所謂「國家定位」,除了統及獨之外,還有中間許多可能,也涉及中華民國或「台灣國」的內容及合法性基礎,這番政治景觀,在最近一次選舉中好像淡薄了一些。我想反問一個好像不成問題的問題: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沒有「定位」問題?

表面上看可能沒有,在北京眼中,泱泱大國,怎可能有小朝廷的煩惱?但是,若你細心去閱讀一下近年大談「天下」的大陸學者及知識分子(下稱「天下主義者」)的著作,你會疑惑,如果大家都對中央領導以至憲法中的立國理念信心十足,怎麼會對這個大國的定位有這麼多的焦慮與不安?以致要復興各種所謂傳統觀念(甚至近年興起的孔子像),來重新界定或充實新時代的「中國」?

為了「天下」「階級」與「民族」可放一旁

「天下」成為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的關鍵詞,與異見人士愛用「天朝」來指稱政府相映成趣。天下主義者來自不同領域,但不約而同地嘗試界定中國為非西方式的主權國家。例如,曾在香港中聯辦當過幾年研究員的法學教授強世功,2008年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書,名為《中國香港》,內裏說得坦白:中國的主權建立在「country」與「state」二分與連結,前者是歷史傳統,後者是政府。就以「一國兩制」為例,「一國」所指的是「country」,兩制可以容許不同制度的政府存在,強世功甚至認為,西藏等民族自治區亦是建立在這種二分與連結。因此,搞法學的他得出了一個政治上相當大膽的說法:中國共產黨理論中最核心的不是階級,甚至不是民族,而是「國家」和「天下」的觀念。這可以解釋了為何共產黨會接受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也會接受西藏人的宗教社會及活佛轉世。

強世功的理論,既承襲官方的,又擴展出一套不一樣的理論。類似思路早有不少,例如著名的甘陽,在更早的時候提出新「通三統」論。以往「通三統」是指周室承襲了夏殷的典章制度,今天甘陽說孔子、毛澤東及鄧小平為歷史文明連續統一體。因此,不難理解,何以「天下」會成為這群知識分子的關鍵詞,以及中國政權的新合法性基礎。不過,我以為,汲汲於新政統,奢談一以貫之,背後其實是舊政統的破產與斷裂。

編寫周邊歷史

新天下主義有兩大論述功能。第一,與其說是為「一國兩制」解釋,不如說是為共產黨在全國走資作解釋,為了「天下」,「階級」與「民族」可放一旁。第二,「天下」的想像秩序,是幫忙中共統合周邊地區的工具,包括非漢族的少數民族地區,以及不在共產中國之內的港澳以至台灣。以往的「中華民族」也許對港澳還勉強有點用,對台灣的另一個「中華」政統,以及不認「中華」的台灣主體便沒有大用了。至於對少數民族,尤其是藏族,「中華民族」更毫無幫助。歷來,藏人既與漢族有文化與政治區分,也沒有參與20世紀的中華民族建構,他們是1950年代「被解放」才進入共產中國的,而1959年西藏起義或叛亂後,藏人爭取自治以至獨立的反抗其實沒有停止,文革過去了,鄧小平年代來臨,中共的革命解放者形象及意識形態退去,西藏的寺院教育、宗教社會復興(我以為,這才是真正的傳統復興),亦只有愈演愈烈。西藏流亡政府不說,1989年及2008年的西藏騷亂,去年10多名僧侶相繼自焚抗議,又怎能用「境外敵對勢力」六字便蒙混過去?

在官方意識形態破落之時,我們知道大國崛起,看GDP,崛起是沒錯,但「大國」是什麼?「天下」似乎是答案,亦是高唱入雲的「中國模式」的新衣裳或遮醜布。要蓋覑的不單是政權自身,還有中國周邊的叛逆力量,他們的反抗傳統、歷史及政治能動性。

郝鐵川官話的蛛絲馬跡

事實上,天下主義者用心編寫的,倒不是中國新政統的歷史,因為,由孔子開始也好,由漢唐天朝開始也好,要跳到共產黨的毛澤東、鄧小平,以至江澤民與胡錦濤,都無法寫成能見得人的歷史敘事,反而,需要驚人的想像力,才能完成此番穿鑿附會。不過,編寫周邊歷史,倒是有其政治必要的,就正如回歸前大陸歷史工作者忙覑編寫香港「正史」,其實,在同一時間,北京政府也一直在推動編寫周邊民族的歷史。

近年冒起的天下主義者也投身這個國家大計,當中最具影響力的,要算是鼎鼎大名的汪暉。一位本來只搞思想史的學者,竟然在2008年西藏騷亂後寫下〈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長文,在當代西藏幾乎成為禁忌的中國大陸裏(不少真正搞西藏研究的大陸學者反而不敢反駁他),能反覆在自己的專著及文集中刊登出版,殊不容易,也代表了一種官方可以接受的天下觀點。他花了數萬字冗長的敘述,編寫他的西藏歷史,論證民族自治區域作為新中國體制的重要部分,體現了帝國遺產、民族國家與社會主義價值,這個定位令人疑惑,新中國算不算是帝國主義?這三樣性質不同的東西可以「貫通」起來,甘陽式思維的又一變種。按汪的說法,帝國遺產中主要是朝貢體系,它把周邊地區的歷史及政治性質限定了,因此,清朝與西藏是一國之內的朝貢關係(許多藏人並不承認),清朝覆亡後的西藏獨立國(有歷史學家稱之為「喇嘛王國」),脫離朝貢關係,只能倒向西方帝國主義,或投向中國懷抱,沒有西帝,西藏不可能出現獨立運動。從這天下角度看,西藏夾在大國(英國、印度及中國)之間的所有爭取自治或獨立的運動,都不成值得承認的歷史,或只是東方主義式的幻象。

同樣道理,在強世功眼中,香港回歸前後的社會運動與民主運動,亦只是英國人搞動出來的「政治熱情」,「自治」是北京給的,香港人曾否爭取毫不相干。最近,中聯辦的郝鐵川批評有關香港身分認同的調查,在他眼中,辨認出與中國有別的「香港」壓根兒是不「科學」的。這番官話,我們也可以在新天下觀中找到蛛絲馬舻。

如何面對票箱民主及人民主權?

壓在黨政強權下,「天下」可以狂想,「蠻夷」歷史可以亂說。不過,在黨國力量還不及的台灣,中國「天下」又如何面對這個票箱民主及人民主權?我期待天下主義者的天花亂墜,套一句毛主席的話,不要怕亂,亂了的可能只是他們自己。

延伸閱讀

汪暉,2010,《亞洲視野:中國歷史的緕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強世功,2008,《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作者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