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台灣總統選舉總牽扯出所謂「國家定位」，除了統及獨之外，還有中間許多可能，也涉及中華民國或「台灣國」的內容及合法性基礎，這番政治景觀，在最近一次選舉中好像淡薄了一些。我想反問一個好像不成問題的問題：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沒有「定位」問題？
表面上看可能沒有，在北京眼中，泱泱大國，怎可能有小朝廷的煩惱？但是，若你細心去閱讀一下近年大談「天下」的大陸學者及知識分子（下稱「天下主義者」）的著作，你會疑惑，如果大家都對中央領導以至憲法中的立國理念信心十足，怎麼會對這個大國的定位有這麼多的焦慮與不安？以致要復興各種所謂傳統觀念（甚至近年興起的孔子像），來重新界定或充實新時代的「中國」？
為了「天下」「階級」與「民族」可放一旁
「天下」成為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的關鍵詞，與異見人士愛用「天朝」來指稱政府相映成趣。天下主義者來自不同領域，但不約而同地嘗試界定中國為非西方式的主權國家。例如，曾在香港中聯辦當過幾年研究員的法學教授強世功，2008年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書，名為《中國香港》，內裏說得坦白：中國的主權建立在「country」與「state」二分與連結，前者是歷史傳統，後者是政府。就以「一國兩制」為例，「一國」所指的是「country」，兩制可以容許不同制度的政府存在，強世功甚至認為，西藏等民族自治區亦是建立在這種二分與連結。因此，搞法學的他得出了一個政治上相當大膽的說法：中國共產黨理論中最核心的不是階級，甚至不是民族，而是「國家」和「天下」的觀念。這可以解釋了為何共產黨會接受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也會接受西藏人的宗教社會及活佛轉世。
強世功的理論，既承襲官方的，又擴展出一套不一樣的理論。類似思路早有不少，例如著名的甘陽，在更早的時候提出新「通三統」論。以往「通三統」是指周室承襲了夏殷的典章制度，今天甘陽說孔子、毛澤東及鄧小平為歷史文明連續統一體。因此，不難理解，何以「天下」會成為這群知識分子的關鍵詞，以及中國政權的新合法性基礎。不過，我以為，汲汲於新政統，奢談一以貫之，背後其實是舊政統的破產與斷裂。
編寫周邊歷史
新天下主義有兩大論述功能。第一，與其說是為「一國兩制」解釋，不如說是為共產黨在全國走資作解釋，為了「天下」，「階級」與「民族」可放一旁。第二，「天下」的想像秩序，是幫忙中共統合周邊地區的工具，包括非漢族的少數民族地區，以及不在共產中國之內的港澳以至台灣。以往的「中華民族」也許對港澳還勉強有點用，對台灣的另一個「中華」政統，以及不認「中華」的台灣主體便沒有大用了。至於對少數民族，尤其是藏族，「中華民族」更毫無幫助。歷來，藏人既與漢族有文化與政治區分，也沒有參與20世紀的中華民族建構，他們是1950年代「被解放」才進入共產中國的，而1959年西藏起義或叛亂後，藏人爭取自治以至獨立的反抗其實沒有停止，文革過去了，鄧小平年代來臨，中共的革命解放者形象及意識形態退去，西藏的寺院教育、宗教社會復興（我以為，這才是真正的傳統復興），亦只有愈演愈烈。西藏流亡政府不說，1989年及2008年的西藏騷亂，去年10多名僧侶相繼自焚抗議，又怎能用「境外敵對勢力」六字便蒙混過去？
在官方意識形態破落之時，我們知道大國崛起，看GDP，崛起是沒錯，但「大國」是什麼？「天下」似乎是答案，亦是高唱入雲的「中國模式」的新衣裳或遮醜布。要蓋覑的不單是政權自身，還有中國周邊的叛逆力量，他們的反抗傳統、歷史及政治能動性。
郝鐵川官話的蛛絲馬跡
事實上，天下主義者用心編寫的，倒不是中國新政統的歷史，因為，由孔子開始也好，由漢唐天朝開始也好，要跳到共產黨的毛澤東、鄧小平，以至江澤民與胡錦濤，都無法寫成能見得人的歷史敘事，反而，需要驚人的想像力，才能完成此番穿鑿附會。不過，編寫周邊歷史，倒是有其政治必要的，就正如回歸前大陸歷史工作者忙覑編寫香港「正史」，其實，在同一時間，北京政府也一直在推動編寫周邊民族的歷史。
近年冒起的天下主義者也投身這個國家大計，當中最具影響力的，要算是鼎鼎大名的汪暉。一位本來只搞思想史的學者，竟然在2008年西藏騷亂後寫下〈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長文，在當代西藏幾乎成為禁忌的中國大陸裏（不少真正搞西藏研究的大陸學者反而不敢反駁他），能反覆在自己的專著及文集中刊登出版，殊不容易，也代表了一種官方可以接受的天下觀點。他花了數萬字冗長的敘述，編寫他的西藏歷史，論證民族自治區域作為新中國體制的重要部分，體現了帝國遺產、民族國家與社會主義價值，這個定位令人疑惑，新中國算不算是帝國主義？這三樣性質不同的東西可以「貫通」起來，甘陽式思維的又一變種。按汪的說法，帝國遺產中主要是朝貢體系，它把周邊地區的歷史及政治性質限定了，因此，清朝與西藏是一國之內的朝貢關係（許多藏人並不承認），清朝覆亡後的西藏獨立國（有歷史學家稱之為「喇嘛王國」），脫離朝貢關係，只能倒向西方帝國主義，或投向中國懷抱，沒有西帝，西藏不可能出現獨立運動。從這天下角度看，西藏夾在大國（英國、印度及中國）之間的所有爭取自治或獨立的運動，都不成值得承認的歷史，或只是東方主義式的幻象。
同樣道理，在強世功眼中，香港回歸前後的社會運動與民主運動，亦只是英國人搞動出來的「政治熱情」，「自治」是北京給的，香港人曾否爭取毫不相干。最近，中聯辦的郝鐵川批評有關香港身分認同的調查，在他眼中，辨認出與中國有別的「香港」壓根兒是不「科學」的。這番官話，我們也可以在新天下觀中找到蛛絲馬舻。
如何面對票箱民主及人民主權？
壓在黨政強權下，「天下」可以狂想，「蠻夷」歷史可以亂說。不過，在黨國力量還不及的台灣，中國「天下」又如何面對這個票箱民主及人民主權？我期待天下主義者的天花亂墜，套一句毛主席的話，不要怕亂，亂了的可能只是他們自己。
延伸閱讀
汪暉，2010，《亞洲視野：中國歷史的緕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強世功，2008，《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作者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