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總有幾次眼眶微紅的一刻，上星期日晚上回到家，打開電視機，夜間新聞說哈維爾去世。我怔了怔，在暗黑的寒夜呆了幾分鐘，腦海裏是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一連串早丟在歷史的名字忽然都在腦海裏冒出來——杜布切克，布里茲尼夫，柯西金，波德戈爾內。這些名字或許人們已經不大記得，或者說根本不知道人類歷史曾經有過這些人。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是一九六八年捷克共產黨第一書記，布里茲尼夫是當時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柯西金是蘇聯總理，波德戈爾內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相當於國家主席。
這些人在一九六八年那個炎熱八月成為舉世焦點。杜布切克提倡的「有人性的社會主義」，被蘇聯及其他四個東歐集團國家的強大軍事機器壓扁。杜布切克下台，流放到鄉間當伐木廠工人，哈維爾開始從劇作家轉向關切政治，一九七七年，哈維爾成為著名的《七七憲章》的核心人物，一年後他寫出《無權者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是為不同政見運動的最卓越文章，驅動了心靈，激發了良知。
二○一一年的傷逝要是只可聚焦在一個人身上，我會毫不猶豫選擇哈維爾。
「異見人士」這一說法我是不能同意的。異者，不同於正路也，這是所謂正統視角下的折射，我寧願鍵入多兩個字，不同政見者或不同政見人士，這會令我心內安然一些。可是這種安然是沒有法子長久，就在哈維爾去世消息公布之後十幾個鐘頭，北韓宣布金正日的死訊。二十四小時內兩宗死訊帶來兩重不同衝擊，哈維爾留下的是作為生存於極權政治下挺身而出的勇氣，通過言傳身教，令人看到人類的希望。劉曉波的《零八憲章》很大程度是《七七憲章》的中國版，這所以劉曉波身陷囹圄的時候，哈維爾寫了一封信給胡錦濤。金正日則是一個所謂信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國家的家天下第二代，他留給北韓人民什麼這一刻暫未可知，但客觀所得的是，北韓是極度封閉的國家，人民沒有展示一己意志的自由。可是令人感到詫異的是，聯合國為金正日猝逝默哀一分鐘，胡錦濤在金正日死訊公布翌日到北韓大使館弔唁，確認金正日兒子金正恩的接班人地位。哈維爾的葬禮上周五舉行，我看不到有中國領導人參加這項儀式，也找不到官方新華社周五當天曾經發出過有關報道。
中共眼中的哈維爾
哈維爾以及捷克也許沒有北韓那樣的戰略地位，這是因為捷克沒有核彈抑或捷克沒有潛在饑荒，不可能有難民流徙到中國而不獲重視？抑或僅僅是哈維爾寫了一封為劉曉波求情的信簡，或者更加簡單的只是哈維爾在推翻捷共統治過程中曾經發出熱和光，從而遭到中國官方如斯冷待？沒有人會知其中原因。以一個曾經讀過哈維爾的文章、並對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有少許認識的香港巿民來說，我覺得中國人民如果深切了解布拉格之春的背景歷史，相信會同意我前面所說的，為什麼中國政府沒有像弔唁金正日那樣正面評價哈維爾。
一九六八年一月，捷克共產黨選出新任第一書記杜布切克，他上台後首個目標是放寬新聞管制，提出捷克政治生活民主化。這與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總理納吉上台後曇花一現的匈牙利革命似曾相識，然而納吉的下場是這齣政治春天圓舞曲的悲劇結局——蘇聯派出大軍入侵匈牙利，打死逾萬人，納吉被蘇聯特務綁走，兩年後秘密處決，埋屍亂葬崗。十二年後，杜布切克主事，捷克上演布拉格之春，人民開始臉上看到笑容，杜布切克說要實行名為「具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令到社會主義不再是沒有人性的教條，他相信馬克思主義可以把人性和個人自由融合起來。這場革命令捷克在一九六八年成為最有生氣的東歐國家，捷克人民從報章上讀到一九六八年一月以前讀不到新聞，秘密警察和黨官的顢頇無能統統刊登出來。
杜布切克的做法，在蘇聯眼中明顯是重複匈牙利納吉的自由化政策。一九六八年五月，蘇軍開始在捷克邊境集結，東德、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四個共產國家的首腦到莫斯科商討對付杜布切克。八月初，蘇聯猛烈批評杜布切克的政治自由化政策，八月二十日，五十萬蘇德保匈波五國聯軍開過邊境直闖捷克，兩天後，蘇軍先頭部隊坦克開進布拉格。在這一時刻，杜布切克顯出政治家應有的素質，蘇軍包圍捷共中央委員會辦公樓，杜布切克毫不畏懼，要求蘇軍馬上撤出國土。對峙局面延續了一個月，當死亡的捷克人愈來愈多，增援的五國聯軍愈來愈眾時，杜布切克在蘇聯的鐵蹄下被帶走流放鄉間，布拉格之春歷時九個月，在坦克隆隆中化成虀粉。
杜布切克雖然從捷共第一書記的位置退下台，但撒下的種子遍地開花，哈維爾目睹事件的全部，其後他在回憶錄裏寫過一句到今天仍然擲地有聲的觀察——「對手無寸鐵的平民動干戈是徒勞無功的」。捷克人民以血肉之軀抵擋蘇聯侵略的勇氣，令哈維爾決心留在國土，不願接受當局要他流亡海外的安排，並開始極為艱辛的不同政見旅程。今天回看，哈維爾沒有受到毒打迫害，這段重塑心靈的旅程也似乎沒有想像中或有如索贊尼辛古拉格群島那樣駭人，然而對一個有良心的知識分子而言，幾乎等於零的寫作空間，其實已足以構成一道不可踰越的電網高牆。哈維爾的作品不獲出版許可，著名的《七七憲章》是以地下形式發刊。
布拉格之春帶出哈維爾
哈維爾在東歐變天之中不如俄羅斯葉利欽或波蘭華里沙那般轟烈，他以細水長流的耐性道出人性的弱點。必須指出的是，哈維爾的矛頭不具黨派而是跨黨派，他指向社會主義的非人性，也指向資本主義的死穴。在西瓜開大邊的國際政治，哈維爾的風骨是「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經得起考驗。我在這裏說的經得起考驗，是哈維爾沒有撿政治便宜，像華里沙或葉利欽那樣無條件倒向西方，把自己和祖國的命運交到外國手上。哈維爾的捷克本質，成為他與美國化的華里沙和葉利欽的最大迥異：華里沙和葉利欽的影響力遠不及哈維爾，因為哈維爾是人道主義者而不是政客，這也可從客觀上解釋了為什麼哈維爾始終與諾貝爾獎絕緣。
當政治成為談判技術的體現，當國際政治變成買與賣的交易，我們看到原則的廉價出售。金日成傳子金正日再傳金正恩，這種事發生在一個號稱馬克思主義追隨者的國家，令人質疑平壤讀到的《資本論》是不是中間缺了好些頁數；毗鄰的中國今天自詡走向世界，卻又率先承認金正恩這個父傳子的政治世襲。中國要的是北韓局勢穩定，以原則換來未知會否長治久安的穩定。如果時光倒流，毛澤東去世前把權力交給兒子，十億中國人民會否就此答應？當原則變成揮之則去的政治權宜，當風骨變成可資買賣的政治失格，哈維爾的逝去，令人們對他帶給世界的一切更加不能忘懷。
John Barry留下音樂
二○一一年也是傷感的一年，三月的日本大地震，奪去了大量生命。我們不會忘記拉登、卡扎菲曾經對世界的衝擊；當然會記得喬布斯的創意；也不會就此把重量級拳王傅利沙忘懷，他的內線勾拳至今無人能及；還有著名記者Andy Ronney留下的睿智，Tom Wicker的視角，這些人的離世，都令人們久久不能自己。伊利沙白泰萊的美艷得不可方物在二○一一年成為此情只有成追憶的歷史；人舻杳然，唯有音樂可以傳世，在這一刻，我們應該為手上還有John Barry的CD， 或者在youTube找到《Born Free》的意在言外主題音樂而慶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