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明: 中共的「父子情」

農曆三月二十一日，是蒙古春祭民族英雄成吉思汗的日子，但是，日前春祭將近，中共號令忽傳，內蒙大學生不得與祭；煙和酒，是回民教義之所禁，但是，新疆和 田區最近官命忽頒，區內回民店舖不得不賣酒賣煙。禁蒙古學生春祭，據說是要保持「社會穩定」；毀回民教義，當局更明言是「政治需要」。而無論是「政治需 要」還是「社會穩定」，用意當然都在維繫獨裁政權。

舊中國政壇，有《論語》「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之說，即尊重各民族，不令其苗裔滅絕，風俗湮沒。唐太宗時，突厥部落紛紛來降。太宗以「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為原則，把他們安置河北，仍冊封其族人為可汗，這正是興滅繼絕的天下歸心之道（《貞觀政要》卷九）。

又明太祖朱元璋率中原豪傑，恢復漢家河山，蒙古北遁。有朝臣請太祖黜元朝開國之君忽必烈，禮部卻不同意，指出「自古帝王，優崇勝國（尊重被戰勝之國），以 昭忠厚」，朱元璋於是不廢忽必烈之祀。今天，中共卻要廢忽必烈祖父成吉思汗之祭，這可謂情理之外，意料之中。畢竟中共字典裏，從來沒有我國「忠厚」兩個字 （《玉堂叢語》卷三）。

事實上，除了蒙古以及新疆族人，漢人傳統，中共同樣滅之而後快。文革時，他們鼓吹「破四舊」，就是要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一一破除。於是，漢 人禮教習俗，毀棄殆盡，人欲橫流。而這「破四舊」運動，今天名亡實存。就以廣東粵語為例，近年在中共「普通話」重壓之下，不斷萎縮。在廣東省，電臺漸多 「普通話」節目，嘔啞嘲哳，最難為聽；在香港，中文課程也漸多「普通話」教授，喧賓奪主，大勢難回。總之，漢滿蒙回藏五族的傳統，中共都要抹去，代之以中 共幫規。

當年，滿清入主中國，順治帝就下薙髮之令，要漢人學滿族薙髮，不得保存束髮之俗：「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若不畫一，終屬二心。」中共 和滿清一樣，視中國各族為階下楚囚，更絕不容階下楚囚有故國之思。所以，蒙古的春祭以至廣東的粵語，都是中共取締對象。「若不畫一，終屬二心。」順治帝說 出了共產黨對民俗的看法（《清朝野史大觀》卷三）。 「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順治帝的父子論，說來親切，其實心狠手辣。不過，滿清之毀漢人傳統，和中共相比，終是小巫見大巫。滿清只廢漢族衣冠，中共則 把中華民族思想文化風俗習慣全部毀掉。是之謂「父子一體，豈可違異」。

林行止:不問男女Mx.好 銅臭遠比書香香

■牛津大學出版社五月三日宣布已把一九七七年首見於《單親》（Single Parent）月刊對無性別或性別模糊者的尊稱Mx（發音若Mix）收入《牛津英語字典》，今後大家見姓氏之前的Mx，即此君可能是男是女亦可能是中性人（gender-neutral）。Mx的出現，將令古已有之的Mr. Mrs. Miss和Ms的使用頻率下降。

《牛典》正式選入此字，皆因英國勞工部、郵局、運輸部牌照局以至皇家蘇格蘭銀行等公私機構，近年先後給客戶以「選擇稱呼權」，即駕駛執照持有人、銀行客戶以至收信人等，都可填報Mx，如此無人（包括政府）可知你的性別，這亦是保護私隱的一種辦法。由於不男不女半男半女，以至時男時女的人甚眾，料Mx會被廣泛使用。此字的中文，筆者以為「君」最恰當。

正是無巧不成文，五月十六日《紐約時報》竟有〈孟加拉國的第三性〉（Bangladesh's Third Gender）的新聞特稿，寫的是該國不男不女者的生活和工作情況﹔這類稱為hijras的「生物」，日間以男人面目出現，在工廠工作或到處「打雜」賺錢，晚間則搽脂抹粉、長裙拖地、戴頭飾耳環，與同性或異性談情說性。這些人什麼工作都做，但主要是在各種宗教及俗世慶典中當知客、在街上嘈吵直至商家給點小錢打發以免影響生意，當然亦有當男女嫖客都接的「性工作者」……對這類「生物」，最宜稱之為Mx。

■「資深」讀者應該知道，筆者老是擔心計算機網絡流行的「終局」會令造林業沒落，因為互聯網取代了不少印刷品，印刷廠對紙張需求急降，植樹便非厚利生意，那意味日後少人造林，大家今日在世界各地駕車漫游滿目參天大樹的悅目景象，將在若干年後消失！五月初《商業內幕客》貼一短文，指如今互聯網上的信息，如果印出來，一共要用一千三百六十多億張A4紙，這種紙的厚度為零點零零三九（0.0039）寸，迭起來的高度達八千三百餘裡。

這個數字是英國裡斯特大學二名學生推算出來的。首先是，他們「計算」維基百科的信息，印出來為七千零八十五萬九千八百六十五頁，由此推算全球四十五億個互聯網一共要用近一千四百億張紙……。制造這些紙要用一千六百萬多株樹！換句話說，如果沒有互聯網，需要信息的人都得把信息印出，林業的生意肯定比現今旺盛。

不過，以保護綠林為職志的環保分子，不必太擔心互聯網真個會殺樹毀林，因為網上零售商天天送遞大量貨品，件件需要紙（瓦通）盒，據本報日前一則題為〈網購帶挈紙商報捷〉的股市報道，在倫敦上市的南非紙商蒙蒂（Mondi）股價堅挺，皆因今年首季利潤比去年同期漲近三成，利之所在，眼睛絕對雪亮的股民（起碼比選民「雪亮」百倍）遂大舉購進，蒙蒂股價因而節節向上。由於包裝用紙大增抵消了印刷媒體用紙下降，市場對紙張的需求不升反增，這可在筆者早前想象之外。

顯而易見，造林業不致因為互聯網的勃興而中落！

■友人K．T．兄嫂紐約探親歸來，贈以《大富翁——財富史》（The Very Rich - A History of Wealth）一巨冊，此書成於一九一八年，所寫當然都是歐美早發世家及其掌舵人的「威水史」﹔正因為沒有時代感，讀起來另有一番情趣。一如作者（曾為《生活雜志》老編）開宗明義所說，這本說錢（財富）的書，與經濟學無關，談的都是如何積聚財富和花錢的故事。

古往今來，超級豪富，都是從土地、礦務、新科技（古有交通運輸通訊今有計算機及網絡生意）以至金融業致富（有說不少財主的錢來自遺產，但「遺產」的累積莫不亦從這幾方面而得），他們傾向炫耀性消費的習性亦無二致，大家都在古董名畫游艇飛機大屋上「用錢如流水」，以自我陶醉以傲視同儕，這種心態，筆者早年（大約三十年前吧）細說韋白龍的《有閑階級論》（T. Veble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時，說之頗詳。事實上，古今中外的有錢（賺飽錢便成有閑）階級，除了少數以燈下數錢為樂事的「孤寒財主」，大都花大錢於「體驗式奢侈品」（Experiential Luxury，如名畫如度身安排的旅游）及「個人享受奢侈品」（Personal Luxury如名表）上。對於「什麼都有」的人，體驗式享受較個人擁有更有滿足感，四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在佛羅倫薩召開的「康狄納特奢華會議」（Conde Naste Luxury Conference，有三十五國代表五百多人與會），傳出了未來五年「個人享物」物價平均年增幅百分之四，「體驗奢華」代價則增百分之七點五──幾乎倍於前者──的訊息。

《財富史》可以一談的內容甚多，今天只寫其一。印度「土豪」阿加汗三世（Aga Khan, Sir Sudan Mohammed Shal, 1877-1957，其子阿裡汗與荷裡活艷星烈打．希和芙有短暫姻緣而成為當時「風頭無兩」的玩家），有的是不勞而獲、多得不得了的錢，常做善事，一次他捐出等同體重的黃金「濟貧」，成為傳媒盛事。他「召開群眾大會」，當眾「過秤」，得體重二百三十四磅半，遂捐出等重黃金，以昨天倫敦收市盎斯價一千二百零八點七五美元計，為四百一十三萬三千五百七十八點六九元，不過三千餘萬港元而已，「小意思」之至﹔但以手法新奇，轟動全球，大收宣傳之效，這位印度什葉教伊斯瑪儀派（Ismaili）精神領袖樂善好施之名，由是名揚世界。

■貪污行賄在我國真正是「古已有之」，而且已成日常生活一部分，做起來非常自然。讀彭信威的《中國貨幣史》（一九六五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筆者認為是這方面的「最佳」著述），在駁斥外國人指我國古代貨幣流通只限上流社會不及庶民階層時，指出「這是不正確的。當劉邦做泗水亭長的時候，想到上司家裡去，撒謊說以幾萬錢為見面禮（林按可見向上司送禮是稀鬆平常的事），嚇得他的上司到門口來。蕭何因為早年多送了劉邦兩個錢，後來竟加封二千戶（林按知恩圖報鼓勵後人要識人送厚禮）。東漢趙壹說︰『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林按真是市儈社會的金句）……可見貨幣的拜物教，在中國老早就有其根源。」

何以外國學者有我國古代貨幣不流通之說，彭教授認為是「近代中國史家，在寫中國史的時候，只寫政治史，忽略經濟史更忽略貨幣史」有以致之（頁三至四）。彭氏因而寫這本內容非常翔實豐富（文字也許「追不上時代」）的著作。古人早已懂行賄打通關節之術，吸收古人經驗，今人只有做得更高明。

■喜歡讀閑書奇文消磨公餘閑暇的讀者，不宜錯過網志《立場新聞》（thestandnews.com）姚崢嶸的「（新）奇文共賞」。這個專欄至今已刊出三十五回，大概每周一回——每回分「天下奇文」、「自然知趣」及「流行文化」三大類（其實都是「天下奇文」），各錄三四篇不易見的「奇文」，內容應有盡有，即使只瀏覽簡介，亦可增廣見識。筆者在《主場新聞》時期已曾介紹，如今該欄所收文章更多內容更廣，絕對是不可多得的信息來源。

‧閑讀偶拾

李立峯﹕雨傘運動後的青年人與六四事件

每年5月，總有不少關於六四的新聞報道，有時甚至會出現具爭議性的事件，而爭議所激起的義憤，往往直接或間接有助燭光晚會的動員。而今年最受關注的「六四新聞」，非大專生組織決定缺席晚會莫屬。當然，這一次，爭議帶來的更可能是反動員的效果。

無論我們是否同意學生組織的決定，實情是，在雨傘運動之後，青年人對六四的看法很可能正發生重要變化。筆者幾 年前與陳韜文教授開始探究香港人的六四集體回憶，而研究的其中一個面向，就是六四記憶如何傳至下一世代。薪火相傳大約在世紀交接時成為每年燭光晚會的重點 之一，顯示了支聯會對吸納青年人參與的重視。在過去多年，如果聚焦在晚會本身，我們的確可以看到一些薪火相傳的成果。有出席晚會的人都應該看到大量青年人 的參與。我們在2014年晚會中進行的現場調查，就發現49%的參與者在29歲或以下。

另外，從深入訪談所見，青年晚會參與者通過一個由家 庭、學校，和媒體交織而成的制度之網，在成長過程中逐步理解六四事件的內容。他們對六四的掌握雖然大都不太仔細，但他們卻往往能清晰地和直截了當地指出事 件的核心和反駁一些嘗試模糊化六四記憶的論述。這些研究結果，陳智傑在幾星期前本欄的文章中有介紹過。

不過，在晚會以外，社會上的青年人對 六四有多重視呢？社會學對集體回憶的分析，其中一種方法是通過調查研究，以一條開放式題目，要求受訪者說出對社會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我們在2014年 上半年進行過一次調查，就借用了這個方法，其中一條問題是：過去在香港、中國和全世界都發生過很多具影響力的政治和社會事件，你可否說出一件在過去半世紀 內發生，對香港或香港人而言特別重要的事件呢？

最多受訪者提到的 六四排行第二

受訪者最多可以說出3件事件。由於是一條開放 性題目，受訪者可以隨意列舉任何事件，所以被至少一位受訪者提及的事件很多。經過整合之後，最多受訪者提到的是香港回歸（43.6%），排行第二的就是六 四了（23.9%），排行第三的則是SARS疫症（13.4%），而亦只有頭三位事件有超過10%的受訪者提及。這些數字說明了六四在香港人心目中的重要 性。

不過，學者在分析這題目時，很多時候都會關注到年齡層之間的差異。其中，建基於德國社會學家Karl Mannheim的論述，一些學者提出了「關鍵年齡假設」（critical years hypothesis），就是指人們會傾向認為在自己青年時代發生的事件對社會影響最深遠，這是因為青年人一方面已經具備了認知社會和政治事務的基本能 力，但同時他們才剛開始接觸社會和政治事務，所以對「事件」的感受會特別深刻。而我們的數據也粗略地跟關鍵年齡假設脗合。如表一所示，最可能提及香港回歸 的年齡層是30至39歲，即在1975至1984年出生，在1997年時13至22歲的市民。另外，只有最年長的市民才較有可能提到六七暴動和文革。同 時，最年輕的市民最有可能提到2003年的沙士及七一遊行。

兩個組別年齡最可能提到六四

最可能提到六四事件的，則是30至 39歲和40至49歲兩個組別。這只是局部地符合了關鍵年齡假設，因為30至39歲的受訪者在1989年時只有5至14歲，還未達至青年時期。不過，我們 同時看到，18至29歲的受訪者的確遠比其他受訪者較少提及六四。換一個角度去詮釋這些數字，在較年長的3個組別中，六四都是第二多人提及的事件，重要性 只在香港回歸之後，同時拋離第三位的SARS疫症。但對18至29歲的青年來說，六四只排第三，而且跟第四位的七一遊行也差不了多少。

這些 年齡層之間的差異，在某種意義上是正常不過的。六四事件始終不是青年人的親身經歷。當我們對晚會參加者進行深入訪談時，一些較年長的受訪者會在談及六四當 年的情况時感觸落淚，如一位中年男士一開始談自己89時的經歷，就因想到當年跟關係要好的女友一起參與遊行集會而落淚。對上一代來說，六四事件除了是「國 家大事」，亦往往和個人的生命事件緊密地扣連在一起，所以六四事件對他們的情感烙印亦特別深刻。相比之下，就算是有參與晚會的青年人，大都缺乏上一代對六 四所展現的情感烙印。

同時，正值關鍵年齡的青年，當下發生的事件對他們不但可以有特別重大的影響，他們也很可能會通過對當下重大事件的理解 和反思，重新建構自己對其他歷史事件的了解。可以想像，如果我們在十數年後再做一次以上的調查，很多現在正值青年時期，到時已屆中年的港人很可能會提到雨 傘運動。而在雨傘運動期間，尤其是在第一個星期，六四曾經是很多人判斷運動走向的重要參照點，對六四的記憶也令不少人擔憂武力鎮壓的可能性。但當武力鎮壓 沒有出現，六四事件的相關性便大大減低。如果經歷過六四的香港人，多多少少都曾經通過六四的「經驗」來看雨傘運動，那麼作為雨傘運動主要參加者的青年人， 就很可能是從雨傘運動的經驗來回看六四事件和六四晚會。

青年一代對六四的重新建構應該只是剛剛開始，未來發展難以預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過往由支聯會帶動的薪火相傳，很大程度是上一代把一套理念、論述，和行動模式「灌輸」給下一代。而在往後的日子中，六四的薪火能否相傳，則更在於年輕一代如何主動地重新闡釋六四。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