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7日星期五

馬國明:幫襯獨立書店,香港人份內事

曙光書店創辦人 馬國明

這陣子,走進三大中資書局(三聯、商務、中華),總不期然地心頭一顫。

一本又一本的「反佔中」書籍,被擺在舖面最當眼的地方,讀者自然湊近去,低頭翻揭。同一時間,在別的書店熱賣的傘運書籍,卻被藏於不起眼的角落,而且只有區區數本。

難怪不少人瞠目結舌,(第一萬次)明知故問:「香港言論自由是否要死了?」

「一早都是這樣啦!」

在書店行業打滾多年的馬國明說。

談起中資書店的意識形態,他想起的,反而是一件發生於一九七四年的事。

當年,三聯書店位於中環的總店剛剛開業。那時剛入大學的馬國明,慕名到訪。踏進舖面,眼前畫面令他「大開眼界」。

整間三聯書店賣的,清一色,都是共產黨的文件。

咁都得?

馬國明先點點頭。「所以你話意識形態呢……」後換上一張嚴肅的臉。「一早都是這樣啦!我們不要太 naive,要認清楚共產黨的面目。」

「千祈不要被它呃到!」


「這種手法,小書店怎能學?」

談書店,馬國明是最適合人選。

一九八四年,他在灣仔開了「曙光圖書中心」。此後廿年,書店的大小事務,無論是選書、訂書、買書,還是搬書,他都親力親為,全部一腳踢。有別於其他書店, 曙光專賣英文學術書籍,書架上是「後殖民理論」、「性別研究」、「後結構理論」等分類標示。多年來馬老闆的悉心經營,造就曙光成為香港知識分子的啟蒙基地 (梁文道語)。

直至二零零六年,他的身體和書店都熬不住,曙光一去,頓成黃昏。

曙光結業,原因有很多。除了馬國明的健康問題,公認的原因,還有「時移世易」。互聯網興起後,大家要買外國學術書,毋需再捱兩層樓梯,甚至不用出門 — 只要按幾下滑鼠,簇新的包裹自會抵達府上。

伴隨時代而來的,還有大書店的擴張。馬國明記得,灣仔的三聯開張前,曙光和隔鄰的青文書屋,每天中午,都有二三十個客人上來。但大書店開業後,他們就開始門庭冷落。馬老闆深入「敵陣」觀察,卻為店員把暢銷書堆成小山的舉動而驚訝。

「這種手法小書店怎能學?」

當然,獨立書店的困境,不止於此。跟連鎖式經營的大書店相比,他們欠缺的,不單是堆疊書山的空間,又或是貼近地面的舖位。更重要的,是「牙力」。

跟出版社討價還價的牙力。

香港的書店向出版社入貨,成本通常是書價的六五折。大書店有財有勢,自然可以壓價,用更低的價錢入貨,譬如是「六五九扣」,「即是六五折外再加九折啦。」至於賣不出的,大書店又會退回出版社,「如果你不收,我咪以後不入你的書囉。你實要屈服的。」做法,在業內運行已久。

只是對小書店來說,這些既是常規,又是劣勢。跟大書局相比,它們沒甚牙力(只得付足批發價),而且面積小,顧客少,選書、入貨,都要格外謹慎。為了減低風險,不用囤積賣不出去的書,小書店會採用「寄賣」的方式入貨,成本較高(通常為訂價七折),但起碼可以全數退回。

問題好像解決了,對不?

馬國明耍手擰頭。「但你要將它打包封起,然後叫人來收書,人家又不會立刻來。你可以想像,如果所有書都要咁做,嘩,你有做多幾多嘢?」過程極其繁瑣。「就算包好哂,啲書可以擺哪裡呢?你間書局有幾大啫!」每間小書店,每天都面對類似的煩惱。

而當煩惱逐日膨脹,就會形成惡性循環。「資金全落在賣不去的書上面,資金周轉就有問題。你找不到數,人家就不會將書供應給你,你就無新書啦。細書局來來去 去都是那班客人之嘛,咁你無新書,就連客都會無埋。」馬國明慨嘆,這麼多年來,獨立書店的死因,其實來來去去,都差不多。

他的心血結晶也是。早在曙光結業前幾年,馬老闆開始察覺到,書店的新面孔都不見了,就只剩下一班老主顧,以及慢慢原封不動的書,「已經意識到我這間書局已經玩完。」

所以對於小書店,馬國明的結論是:「如果你當是一門生意來做,絕對不划算。只是你自己的興趣,自己的志願呀,先至會開書局。」

一言蔽之,就是艱苦經營。

身兼《讀書好》總編輯鄺頴萱早前接受《南華早報》訪問,談香港中小企出版商的困境。(資料圖片:讀書好Facebook專頁)
「這種壟斷先犀利」

不過,大書局壟斷市場,小書店艱苦經營,這恐怕已是老生常談。於在商言商的香港,這場「大小之爭」,既不能逆轉,亦無可辯駁。大書局有財團撐腰,有錢有位有牙力,佔據上風,根本順理成章,又有什麼可投訴呢?難不成所有連鎖店都要關門大吉以維持生態平衡嗎?

在香港地,這種質疑,很普遍。

馬國明不同意這種說法。在他眼中,像聯合出版集體旗下的大書店,除了壟斷市場(佔有率約為七成),還主宰了整條書本的生產線。「總之關於書的出版、發行、 零售,他們都有做。乜都佢做哂,這種壟斷先犀利。」譬如說,由於三、中、商各有自己的出版,其門市必首先推銷自己的書,以及集團其他成員的書,至於其他出 版社的,則排在隊尾。

出版社可以另闢蹊徑嗎?又不能忽視這些中資書店佔據七成市場的事實,只得在商言商。終於,垂直式的集團壟斷,既主導了書籍的市場,又干擾了知識的生產。

甚至是讀者腦袋的意識形態。

佔領運動結束後,大批相關書籍如雨後春筍,陸續出版。當中有的打正旗號,於封面印刷雨傘,一起的撐,也有的閃爍其詞,用「透視」、「啟示」等中性字眼,包裝對佔領運動的一句句狠辣批評。

三聯、中華、商務這三家聯合出版集團旗下的書店,把「反佔中」書本放在最當眼的位置,封面有雨傘的,就被丟到角落、上架,甚至被退回。顯然,這些中資書店在放大某種意識形態。

許多香港人為此驚訝。但馬國明,卻絲毫不感意外。

「你知共產黨一向最重視意識形態架啦。這些東西,他睇得好緊。」

將聯合旗下的書店跟共產黨扯上關係,絕非含血噴人。事實上,集團的創辦人、剛於去年離世的藍真,就是根正苗紅的左派。連《人民日報》的報道也一早寫明,藍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把共產黨員的信仰追求、『力謀改造社會』的理想抱負與手中的出版工作緊緊聯繫起來。」集團的政治立場,一早昭然若揭。

早在一九七四、七五年,當時剛入大學的馬國明,已有深刻體會。當時文革未結束,四人幫未倒台。馬國明慕名到訪開業不久的三聯中環總店,一踏進舖面,立即「打咗個突」。「你知中環間舖幾大吓啦,它成間舖頭,清一色只是賣共產黨他們的文件!」馬國明語畢,大笑了足足幾秒。

還要是可以被公開的文件。「如果是秘密文件就正啦!你預咩人買啫?他們就是不計成本囉,純粹做意識形態的宣傳。」現在回想,仍然有如親歷其境。「那次我真的大開眼界呀,竟有這樣的書店!」

四十年前已是這樣,那今日力銷「反佔中」書,其實也不算什麼創舉了吧。

《「佔中」透視》被放置在書店進門第一張「豬肉枱」正中央

「沒了三中商,情況也一樣」

但原來中間有過轉折。

前三聯總編輯李昕於藍真悼文集憶述, 一九七九年,時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廖承志請藍真到家裡作客,期間談到中資書店的路向,提出「立足香港,依靠大陸,面向世界,溝通台灣。」於是八十年代,聯 合旗下的書店放棄了單純的意識形態路線,改為商業主導,「盡量當是一盤生意來做,這個可能也是配合國內的政策啦。」當時,共產黨正在搞改革開放。

商業主導下,中資書店開始賣各類型書籍,香港的,台灣的。

今天回看,這絕對是聰明之舉。「因為香港的生意佬呢,無人對書這盤咁冷門的生意有興趣,有錢佬一是搞地產,一是搞金融。書,眼尾也不會瞥一眼啦。」因此,三中商經過八、九十年代的商業化運作後,變得財雄勢大,領導市場。
這段時期的中資書店重商業,輕意識,但這不代表書店就此放棄審查。「譬如《許家屯回憶錄》,他們不賣架嘛,這個不是秘密啦!」

至九七回歸後,中資書店的零售業務急速擴張。回歸時,三中商合共只有十七間門市,十七年後,這數字,變成了五十一間。「特別是商務,好多分店都是九七之後開。」這種擴張的趨勢,可以說是「服務各區讀者」,又可以是「另有政治任務」,見仁見智。

馬國明沒否認中資書店的貢獻,「為讀者來說,沒了它們呢,的確是損失。」畢竟,遍地開花的書店,確實令普羅百姓更容易接觸書本。

在共產黨明確開動意識機器的當下,他甚至認為,沒有三中商,情況可能沒大分別。「就算香港的商人有興趣做書,九七之後他們的做法可能同三中商沒甚分別。」就像傳媒,也是逐步被收編。「有誰會跟它撼啫?就像誠品,都打算返大陸開咯,咁……它同三中商無分別架咋。」

所以說到底,還是幕後黑手的問題。

「我們不要太 naive,要明白、認清楚共產黨的面目,別以為大陸跟以前很不同。」馬國明喝了半口水,然後義正詞嚴。「一句講哂就是,你千祈不要被它呃到!大陸給你 的,無好嘢。就像現在講政改之嘛,人大決議落三閘,你仲話袋住先?大佬,唔該你啦! 你認清楚共產黨的面目啦!」

為何到回歸十多年,中資書店的機器才真正發動引掣?馬國明想了幾秒,分析道:「唔知啦,可能他們當了這個是敵我矛盾囉。」尤其當佔領運動反映人民思潮。「從共產黨立場來說,真的驚架喎,他們不嬲最重視的,就是意識形態。所以現在咪搞咁多嘢囉。」

「都是那句,共產黨始終就是共產黨囉。」

四十年前馬國明踏足三聯中環店如是。四十年後我們走入中資書店,也如是。

***
馬國明說,在龐大的國家機器下,情況已經不可逆轉。那麼,在瞠目結舌以外,我們還有何選擇?

馬老闆怪我明知故問。

「咁你唔幫襯三中商,幫襯獨立書店,梗係要咁做啦,一早應該啦!這個是你份內可以做到的嘛!」

曙光一去,化成黃昏。但長夜過後,曙光也許重現 — 只要我們不再明知故問。

或曰明知故犯。
 
文/亞裹


政改生機:豈容政府抹殺



作者﹕陳永政

自人大831 決定以來,政府就政改立場寸步不讓,除了「依法」二字,至今未回應港人的民主訴求。它的立場是:既然手執831決定,奉若聖旨,那就毋須爭取共識。政府 為了叫香港人袋住先,不惜將世界各地民主制度的共通點(如公平公開無不合理參選限制)置若罔聞,訛稱世上無「國際標準」,甚至顛倒黑白,直稱只有人大認同 的普選才是真普選。然而任何政改方案,都必須符合《基本法》,斷不是當權者說了算。政府就着基本法一直只強調普選不能繞過提名委員會,及公民提名違憲。但 基本法有兩個重點,政府和北京卻一直避而不談:

基本法兩個重點

第一,基本法39條明確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而《公 約》25條對何謂民主選舉有清晰規定:民主選舉中,公民直接參與政事和選擇代表的權利不可受無理限制(25a),而選舉必須為真正競爭(25b)。反對意 見認為港英簽署《公約》時曾表示對執行《公約》25條(b)有所保留,因此政改不必考慮《公約》當中有關建立有真正競爭的選舉的規定。但一如大律師公會於 2014428日指出:「基於英國與中國當年並無(也不可能)意圖將其對《公約》25b的『保留』應用於特首選舉之上,《公約》所有條款包括25b 應全面適用於特首選舉之上」(註),意即港英政府雖然無責任因着《公約》啓動民主改革,但自回歸以後所建立的特首普選制度必須符合《公約》25條規定,否 則落實基本法39條就無從說起。因此,政改方案要符合基本法,就必須同時符合《公約》要求。

第二,人大831決定的內容基本法全無提及, 其憲制地位究竟為何?若與基本法明文牴觸,又為何要側重831決定,而讓其凌駕基本法條文?若人大可以作出與基本法明文牴觸的決定,基本法豈不形同虛 設?政府給香港市民的糖衣陷阱就是:既然政改方案必須符合831決定,那就不必考慮《公約》——哪怕基本法39條明確規定《公約》適用於香港。

基於以上兩點,我們認為:

即使政府堅持831決定不可改動,並以之為先,它仍有憲制責任找出一個同時符合831決定及基本法39條的方案。就算難以完全符合《公約》,政改方案仍須盡量貼近《公約》,否則就算勉強通過,它依然違憲,他日很可能面對司法覆核挑戰。

政府讓人大決定凌駕於基本法條文之上, 只會嚴重動搖一國兩制的憲制基礎。

若無合理解釋,我們不必認定,831決定和《公約》必須二擇其一,為了831決定放棄基本法39條。

避免憲制危機 政府天職

避免這種憲制危機,可說是政府天職,可惜它至今只偏重831決定,並藉社會二元對立之勢,索性放棄尋找同時符合《公約》的方案,只一味要求港人袋住先,這在理在法都說不過去。

政府一意孤行,除憲制風險外,社會定必更撕裂,令香港變得更難管治。港大李詠怡教授日前鴻文〈政改通過或否決 民主道路同崎嶇〉論及香港政治前景一片暗淡。因為即使通過方案,一個由不公平,無真正競爭的選舉制度產生的政府,始終難獲市民支持。筆者非常認同李教授的 觀點,因為唯有一個公平的制度,才能讓社會上不同聲音、利益、群組,通過政治制度如實反映,公平商議,而不需在體制外抗爭。

一個違反《公 約》的方案極可能只顧及某些政治勢力的利益,而使其他訴求被滅聲,繼而令社會問題持續惡化。但否決政改也不能解決問題。值得留意的是,李教授雖然認為通過 與否,民主路都是荊棘滿途,但她仍主張否決831決定下的政改方案:「總的來說,『831決議』下香港政制的發展邏輯和軌迹,極有可能只是令香港走上 選舉威權制的道路,其特色就是執政集團會不斷在選舉中獲勝和長期執政,而反對黨則會被打壓和邊緣化。那香港人就要問,為何要支持這樣的一個方案呢?…… 否決方案表達不滿,維護主體的尊嚴,和避免往後只有更大的退讓,就變成理性的選擇。」這想法不但深受激進民主派支持,就連溫和派中也有不少人認為既然通過 的只是假普選,那堅守原則,為他日留下民主化的可能,也是理所當然吧。
 
不過,政改失敗的代價將會非常高昂。建制方面,中央很可能會視這為 所有談判的終結,繼而展開全面打壓,而另一邊廂,民主運動勢必轉趨激進,甚至變得暴力,於是衝突全面白熱化。若進入長期抗爭,所有港人都會付出慘重代價。 當然,如果放棄原則,接受一個不民主方案,情况也一樣壞,因此若政府堅持推出不合國際標準的方案,長期衝突,恐怕無從避免。

然而,若我們能 找出一個既符合831決定,又符合《公約》的方案呢?那追求民主的香港市民,又是否必須堅持玉石俱焚呢?或謂上年的622公投已表明市民意願,為公民 提名方案授權。但必須注意,當日公投並無讓「溫和方案」與「公民提名方案」對決, 致使無法確認市民是否真的拒絕溫和方案。公投授權泛民否決的,只是不符合國際標準的方案。換言之,如果有一個同時符合國際標準和831決定的方案,即使 不含公民提名,泛民都未獲明確授權將之否決。因此探索一個既符合831決定,又符合《公約》的方案,就是政府應有之義,當務之急。

當然,前提是香港能設計出這種方案。這實在非常困難,不過,我與幾位學者經過仔細探索,認為這方案並非全然不可能。下篇我將會提出具體方案。

(二之一)

註: Consultation Document on Methods for Selec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in 2017 and for Forming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 2016, Submission of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Appendix

作者是港大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 榮譽助理教授

古德明: 習近平好足球



本月十六日,中共國務院頒佈《中國足球改革總體方案》,各省共幹爭相承旨。廣州宣佈,一年之內,要建造一百個足球場;成都則聯合武漢、大連等城市,籌辦足 球城市發展理事會;山東更進一步,決定廢大學籃球、排球聯賽,以足球聯賽取代。習近平少時愛踢足球,至今還愛看足球比賽,那足球改革方案即由他親自審批, 他手下自然知所趨承。

北宋末年,出了個徽宗皇帝趙佶。趙佶少時為端王,愛足球遊戲,有一天,樞密都承旨王詵遣僕人高俅到端王府送篦子刀,趙佶正在踢球,高俅睥睨不已。趙佶叫他 前來,問道:「汝亦能此技耶?」高俅回答:「能之。」趙佶試和他對踢,見他球技不凡,大喜,留為己用,登極之後,委以太尉要職,開府儀同三司。趙佶還對豔 羨者說:「汝曹爭如彼好腳迹耶?」太學博士李若水斥高俅「以幸臣躐躋顯位,敗壞軍政」,說的當然不只是高俅。趙佶假如少點玩足球,多點留心政理,金邦鐵騎 未必就能踏破中原(《揮塵後錄》卷七、《宋史》卷四四六)。

李若水那樣的臣子,見國君致力遊樂,絕對不會默從。明朝宣宗嘗命大臣黃福看戲,黃福說:「臣性不好戲。」命他圍棋,又說:「臣不會著棋。」問他為甚麼不 會,黃福正容回答:「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這就是中國歷代推崇的政治道德(《弇山堂別集》卷二十三)。

也許,對習近平來說,振興足球,是不世之功;不過,對中國人來說,許多事都比足球遊戲重要百倍。

比如說,大陸兒童拐賣成風,據美國國務院估計,遭拐賣者,每年約有二萬人。英國廣播公司記者最近在大陸網站上,見有「八個月大健康女嬰」出售,標價二十萬元,查明屬實,向中共當局舉報,卻如金針墮海,了無回音。

又比如說,大陸各地共幹橫行,含冤民眾不知凡幾,上京告狀者數以千計。上月農曆年初一,四百冤民要往玉泉山習近平府邸給他拜年,希望他主持公道。公安把他們攔住,厲聲喝道:「你們有甚麼資格見習主席?」這些三等公民隨即被趕離玉泉山。

此外還有緬甸、日本。本月十八日,日本外務省再度發表「尖閣群島(釣魚臺)屬日本」的所謂證據,即中共一九六九年把釣魚臺劃歸日本的地圖;二十日,緬甸戰 機至少第五次入侵雲南,肆意轟炸。中共的對策,就是唾面自乾,若無其事。習近平急須處理的其他要事實在太多,包括振興足球。

中共自言為政有「中國特色」。他們一定以為,代表中國的是趙佶、高俅,而不是李若水、黃福。

《讀書好》: 閱讀帝國史,認識李光耀



【文:劉細良】

李光耀病逝,享年九十一歳。

新加坡在世界上是小國,但因為李光耀而變得巨大,而香港不少人因為一知半解及政治原因,對李光耀產生誤讀,以為香港可以效法新加坡,當中有董建華及其繼任人梁振英。李光耀治下之新加坡有兩大吸引力,對香港「政治盲毛」尤其吸引。

兩大誤讀

1)反殖反西方:吸引力一是李曾提倡亞洲價值觀對抗西方人權外交,他致力謀求新加坡脫離殖民地獨立。實情是二戰後大英帝國巳面臨瓦解,英國試圖重組成英聯 邦模式維持,英國新加坡總督栢立基(以後出任港督)認為李光耀可以裁培成獨立後之領袖,尤其是面對冷戰東南亞赤化局勢。李光耀在六七十年代外交上堅定反 共,對內清除人民行動黨內親共分子,也在東南亞華人出現親共浪潮時堅定不移走親英美路線。為防共產黨滲透,解散華文教學的南洋大學,變成南洋理工,受盡東 南亞華人精英唾駡。但他卻令新加坡華人免除了走上印共(印尼)及馬共悲慘遭遇。李光耀反殖反西方抑或反共最終是服膺於他務實主義信念,英國人扶殖他亦看中 了他並非意識形態掛帥。

2)威權資本主義:吸引力二是市場經濟不等如照搬西方配套,既維持東方專制主義,也可同時發展經濟,實情是新加坡威權資本主義有其特殊歷史條件,包括李光 耀是魅力領袖,有足夠個人權威,強鄰馬來西亞及印尼威脅,令新加坡人甘願跟隨他的威權,並非香港董建華及其後繼者可比。英國在東亞有兩個殖民地城市,同樣 以務實主義為根本,建立一套法治及市場經濟規矩,新加坡同香港分別,是他們這套務實主義有一個Champion叫李光耀,香港則沒有一個魅力領袖作 champion,而是由一班殖民地總督及官僚實行,包括柏立基、麥里浩、郭伯偉、夏鼎基及華人政務官。

但因兩地面對政治環境不同,李光耀手上的務實主義多了一層專制獨裁色彩,香港則變成一套行政及司法制度,但其Draconian程度則差不多,兩者在八十 年代分途有兩大原因,英國決定交還香港前,希望更進一步自由化,加上香港英治未期英人雖手握獨裁權力,但存而不用,運用政治手腕解決問題,而不是「依法辦 事」,故在香港人眼中,香港是自由,新加坡是專制。

閱讀帝國史

香港誤讀李光耀者眾,是因為毫不重視歷史,無論是新加坡的、馬來亞的、還是香港的,這些都包括在大英帝國亞洲殖民史中。要評議李光耀,就要放回二戰後帝國重返亞洲,面對民族主義、反殖及赤化的那時代。

英帝國的變化,如何受外在環境挑戰,繼續在全球管治,是採取因地制宜、見步行步、務實掛帥的方法,要有通盤認識並不容易。去年「帖木兒之後」作者John Darwin出版了新作「未竟的帝國:英國的全球擴張」一書,是帝國史研究佳作。

在第七章「統治方法」,作者介紹英治印度及非洲的管治模式、文官系統,重點介紹了Fredrick Lugard 的管治哲學,這人就是十四任香港總督(1907-1912),來港前任職北尼日利亞殖民地高級專員,盧吉爵士對香港貢獻不少,除了成立香港大學外,也是高 等法院、郵政總局、廣華醫院及九廣鐵路英段建設者。他將英國殖民地的管治哲學制度化及理論化,著作The Dual Mandate in British Tropical Africa ,更是研究英國殖民地管治經典

他提出「indirect rule」間接管治,即透過「本土建制」進行治理,而非直接派遣大量官員到殖民地,英治印度不過是數千人。英國在當地找尋「政治盟友」,其有效統治方式是 抓住中心全力施為,但隱身幕後,不引人注目,同時防止盟友間橫向聯系gangs up, 有權力真空地方英人才介入,新界管治便是indirect rule縮影。

香港及新加坡海峽殖民地曾經是帝國史一部分,李光耀比新加坡還大,其實不是從新加坡經濟發展去衡量,而是他親歷大英帝國瓦解、重組,中共輸出革命,東南亞赤化、民族主義,李光耀就是這段歷史的化身。

閱讀李光耀及其時代,應該認識另一個人物:陳平。

李光耀事跡注定載入史冊,他的生榮死哀,令我想起了另一個曾與他不相伯仲的馬來亞的華人領袖:馬共領導陳平,他2013年在曼谷病逝,享年八十九,至今無 法歸葬馬來西亞。相較兩人的前半生,陳平才是真正反殖反帝英雄,20出頭已領導反日本佔領抗爭而獲頒極高榮譽的大英帝國勳章。年輕時陳平成就已超越李光耀。

二戰後大英帝國重返馬來半島,陳平領導的有一萬多人的共產黨游擊隊,與七萬多名英聯邦部隊展開了反英武裝抗爭。這段從19481957年稱為「馬來亞緊 急狀態」時期,是馬來西亞現代歷史上最血腥的一頁,也令英國決定放棄這個殖民地。如果陳平這時死了,他就是馬來亞聯邦的英雄。而這時李光耀選擇了走建制派 的路,至此兩人命運迴異。

馬來西亞1957年獨立,陳平仍然帶領著馬共游擊隊繼續與政府軍作戰。從此陳平由英雄成為「恐怖分子」,死後也不準歸葬大馬。陳平獲中共祕密支持,九十年 代中文大學政治行政系一位內地硏究生公開透露解放軍當年在湖南成立地下電台馬來亞革命之聲,支持馬共,被判洩露國家機密,兩年前才獲釋。

李光耀與陳平,一個選擇跟隨現實政治,同英國總督合作,被獨立後仍然親西方堅決反共,另一個走革命理想主義,跟隨毛澤東輸出革命道路,今天中國共產黨歌頌李光耀,而不是陳平,歷史諷刺莫過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