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敏欣評沈大偉文章及美對華“共識” (美國之音專訪)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簡稱GW）的中國問題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3月6日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文章，表述了他對中國、尤其是中共前景的看法。在一些觀察人士看來，沈大偉之所以將“中國共產黨統治結束的大戲已經開演”這樣的觀點公之於眾，是因為美國的政界和學術界，已經對中國以及中共的前景達成了共識。

美國究竟是否這樣的共識？出生於中國的美國當代著名政​​治學者裴敏欣就此對美國之音談了他的看法。裴敏欣目前在美國加州克萊爾蒙特·麥克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擔任政治學教授兼該校國際戰略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對中國看法變化中

問：您認為美國政界和學術界有沒有這種共識？

答：我想這種共識並不存在；因為在美國的中國學界，對中國的總體的判斷，一直是有很大分歧的。所以像沈大偉這樣的文章出來，有人會贊同，有人會提出各種各樣的疑問；所以這種共識可能是一種虛幻的假象。

但是我必須指出，美國的學界對中國走向是否看好、還是不看好，在這個問題上，最近出現了一系列很重要的變化，特別是在薄熙來事件之後，在美國的中國學界對中國的看法起了很大的變化——對中國看好的人，開始比較少了，對中國的前景比較悲觀的人，開始多了。但是所謂大部分人對中國看法的“共識”，那是不存在的。

問：為什麼薄熙來事件發揮瞭如此重要的作用？

答：最主要的是薄熙來事件披露了中國高層內部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

在毛澤東時代，這種政治鬥爭使共產黨遭受了很大的打擊；在毛澤東時代之後，中國的高層一直是十分努力企圖在高層保持團結，但是薄熙來事件說明中共在毛澤東時代之後的這種努力是失敗的。

最近習近平做的一系列的反腐的事情，他的反腐運動進一步揭示了中共內部的團結可以說是十分脆弱的。可以說中國、中共高層內部的團結已經不存在了。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中共的前景就使人十分擔憂。

中共倒台還是轉型

問：中共倒台、或者是自動退出歷史舞台，中國朝著民主化轉型，不正是外部世界和中國內部民眾都想要看到的麼？

答：有許多人希望中共、中國能夠和平民主轉型，但這其中一定要有一個修正：人家並不是說希望中共倒台——倒台你要有一個定義； 一種是被革命運動推翻，一種是自我改造，平安退出歷史舞台，這是有根本區別的。我看大部分人都是希望中國能夠進行和平民主轉型，而並不是像阿拉伯之春這種經過十分動蕩的革命運動來實現的民主轉型，因為前者的民主轉型是比較有希望的，而後者的民主轉型風險很大，弄不好又會出現軍人統治，甚至是短期的政治混亂。

人家提起中國的民主前景，基本上都是希望中共採取像台灣、甚至南韓、墨西哥這一類從專製到民主的平安轉型，就是精英自己主導下的和平轉型，而並不是經過暴力、或者是群眾運動的(更為動蕩的)轉型。

問：你說的“人家”指的是……？

答：美國國內對中國比較關注的政治、經濟和知識界精英。

中共“精英”心態

問：中共內部對這一點是否真正了解？

答：共產黨裡面有許多“精英”根本就不想轉型，因為在中國，控制了政治權力，俗話說，就可以“發大財”，就可以掌控許多經濟資源，那種政治權力他怎麼可能放棄呢？所以，他根本就不想要進行和平的民主轉型。（這些人）為了要向中國老百姓有一個交代，往往會說“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對外的官方說法就是“西方希望中國亂、希望中國分裂”，而實際上，西方真正有腦袋的人根本就不希望中國亂、根本就不希望中國分裂。因為中國分裂和亂，對整個世界是有很大的負面衝擊的，而西方是不想看到這種局面的。

但是，西方的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同時也知道，中共現在是一個沒有合法性執政基礎的政權，它的長期的穩定和持久性都是不可能的。

中國現在基本上是靠兩個手段來執政。一個是靠暴力、靠鎮壓，所謂“維穩”；一個是靠經濟發展，來向人民顯示中共是一個執政有效的政權。

第一個手段代價很大，第二個手段不可持續，因為經濟上的表現一時好，一時壞，長期下去，這種政權它必須面對自己合法性缺失這麼一個問題。

問：習近平屬於哪一類精英？

答：習近平目前的政策顯示，他是希望通過自己的強勢的政治手段來使共產黨的執政能夠長期保持下去。他是屬於這種“要使共產黨的紅色江山永保萬代”這樣的精英。

中共政權的壽限

問：沈大偉的那篇文章，最終要說的是什麼？

答：他說的就是習近平的這種努力最終是要失敗的，而且中國現在已經出現系統性的不穩的預兆，就是從各種矛盾——社會矛盾、 民族矛盾、經濟矛盾、精英之間的矛盾、甚至中國和美國之間的矛盾、以及中國和周邊國家之間的矛盾，都體現出中國現在，或者說是在今後5到15年之內，會面 臨很大很大的危機。

問：你同意沈大偉文章中的觀點嗎？

答：他講的都是事實，中國出現這些矛盾是無可爭議的， 唯一不能判斷的，就是這些矛盾是否能夠導致中國的政權更替、是否會導致共產黨下台，以及通過什麼方式下台，這是沒法判斷的。因為這麼一個充滿矛盾、充滿內部不穩定因素的政權，有時候只可以持續幾年，但是有時候也可能持續很久。這是一個很難確定的問題。

這方面我個人認為，根據比較歷史、以及我們對專制國家轉型的了解，中國今後10到15年是一個共產黨政權的高危期、即危險程度（係數）很高的這麼一個時期。因為一黨專制一般壽命都不超過75年左右，而中國共產黨現在已經是65年左右了。而且，在人均收入一到1萬5千美元這種情況下，保持專制體係幾乎是不可能的。這在歷史上沒有先例，除非你是一個產油國。所以從歷史來看，今後10到15年，中國出現政權更替的可能並不是沒有，而且相對比較高。

（裴敏欣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大學，80年代中期來美後先是到匹茲堡大學研讀寫作，之後獲得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一度在普林斯頓 大學教授政治學，並長期出任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智庫之一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目前除在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任教以外，還兼任另外一個智庫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高級研究員。裴敏欣著有兩本政治學書籍：1994年出版的《從改良到革命：蘇聯和中國共產主義體制的終結》（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2006年出版的《中國掉入陷阱的轉型：專制發展政權的局限》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

葉健民﹕關於三跑的幾個常識問題

行政會議日前通過興建機場第三條跑道的決定，有關方面也公布了相關的融資方案，這意味着這項自回歸以來最大規模的基建工程正式上馬，絕無懸念。

對於三跑應否興建，我沒有定見。一方面我並不認同「發展是硬道理」的簡單邏輯，因為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更 應講求持續發展；另一方面，我也沒有「政客」們總要拖垮政府施政的心思，我相信倘若政府一事無成，受害的最終是市民大眾。我只是與大部分市民一樣，樂見正 反雙方拿出事實理據，去說服大家興建與否的道理所在。坦白說，對部分反對的理由，我難以苟同。一種觀點認為是珠三角地區已有多個機場，香港沒有必要再去大 花金錢擴充升降量，反而應和內地機場尋求協作，方為上算。這種觀點，並無多大說服力，因為簡單道理是內地各地方政府並無義務去照顧香港的利益，而香港也不 應主動放棄我們珍而重之的自主權力，全面依賴內地政府的恩澤。也有一種觀點從承受力出發，提出我們應否追求更多旅客數量的懷疑。在反水貨客、反自由行聲浪 愈來愈大的今天，大家自然條件反射地認為我們不應再無止境地追求遊客數目增長。但假如仔細想想，我們今天面對的許多問題，更多可能是因為遊客質素下降。相 對來說，從陸路到港的遊客，消費力較低留港日數也較短。假如我們因為承受力而主張限制遊客數目，但又不想因此要付出經濟放緩、整體消費市道受壓的沉重代 價，便更應想辦法引入更多從空路入港、質量更高的遊客。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有更多的空間去考慮如何限制來自廣東一帶的陸路遊客數目。再者，不要忘記坐飛 機來港的不單是遊客，當中也有相當比例的商務客人。作為國際金融商貿中心，我們必須致力令這些商務交流暢通無阻。

但這不意味我全力支持三跑 的計劃，事實上，從公共行政的角度出發，即使政府已完成所有法定程序，項目可以全速上馬，但由於此事影響深遠，投資巨大，政府也有責任去向市民作出一個更 全面的交代，必須就一連串的問題提供答案，以說服公眾有關項目的合理性。具體而言，應否興建三跑是一個回報與效益的計算。當中，政府必須回答3個基本問 題：

真的有效提高航班升降流量？

首先，三跑真的能有效提高航班的升降流量嗎？當中有不少人提到內地空域管制的問題，就是說即 使跑道再多，如果沒有內地航空管制單位的配合，本港航班的升降次數也不可能大幅增加，因此增加跑道根本就是一種本末倒置的做法。但有趣的地方，是大家的着 眼點完全集中在必須進入內地空域的航班，而沒有考慮整體的航班路線的分佈。從香港前往內地、中東以至歐洲地區，自然必須先向北飛進入內地空域，然後向西轉 航或繼續向北飛；但港人出外旅遊的熱點還有東北亞地區的日本、韓國、台灣、北美洲的美加，以至南亞及澳紐地區，這些向東或向南的航線，又是否受到內地空域 管制的影響呢？它們又佔目前航班總量比例多少呢？即使內地空域限制確實影響到向北飛的航班數目，但三跑又是否能提高向東及向南飛的航班流量呢？沒有這些具 體數字，單指興建三跑是否多此一舉抑或刻不容緩，沒有太大的討論基礎。

當然，如何爭取開放內地空域限制，始終是問題關鍵。現時政府的說法是 早於2007年已和國家民航局及澳門民航局達成三方協議，並會於2020年前（即三跑工程落成前）落實。這種宣示有其作用，但還欠很多具體內容，才能令公 眾信服。這些涉及多個內地地方政府具體利益的協議，沒有中央政府的高度介入，即使有協議文本，也可以是紙上談兵，單憑國家民航局這個局級單位，真的可以擺 平珠三角多個城市以至廣東省政府嗎？在中央政府層次上，又有誰來主持統籌這項工作呢？又或者由這個三方參與的協議工作組召開過的30次會議上，又討論和決 定過什麼事項，有具體落實協議的日程表和路線圖嗎？至低限度，可以詳細說明這個2007年制訂的優化空域管制的方案，具體內容又是什麼呢？在官民互信不足 的今天，高官一句「你信我吧」，恐怕已不足以取信於民，更多的資訊公開才是正道。

納稅人實際要花費多少？

其次，這項工程納稅 人實際要花費多少？日前公布的融資方案，強調由機管局獨力承擔，不動用公帑，工程所涉及所有資金，分別通過提高航機泊位費及徵收機場建設費、舉債及暫停向 政府派股息3種方法籌集。驟眼看來，政府確實毋須花費公帑便能玉成其事，但這當中有些問題還需要進一步釐清。機管局暫停向政府派發股息所涉及的470多 億，究竟算是機管局向政府借貸、是政府放棄收息變相資助工程，還是以其他形式安排？公眾對此絕對有權知道詳情，因為這批巨額的股息收入，本來就是政府庫房 收益。進一步而言，雖然機管局豪言假如出現超支情况，它絕對會一力承擔，但以近年大型基建情况來看，超支情况似乎勢所必然，但假如情况嚴重，機管局真的有 能力應付嗎？而一旦出現「爛尾」情况，政府真的可以完全置身事外？政府仍欠我們的，是一個機管局的財政承擔力的全面評估。

可確保對環境損害減至最低？

最後，我們真的可以確保工程對環境的損害可以減到最低嗎？利益申報，我曾是環境諮詢委員會成員，直接參與了有關三跑的環評工作。環評工作的前提，是在項目倡 議人提供的環評報告及其他資料和有關方面解說的基礎上，判斷有關工程是否符合環評條例所定下的法定要求。符合這些法定要求，是否真的能做到環境保育的目 標，又或者這些要求會否過度寬鬆，這恐怕已超出了環評小組的權限。更值得注意的是，委員在作出判斷時，是基於對一連串政策目標得以落實的假設，這當中包括 特區政府2020年的空氣質素指標，國家的空氣質素改善政策，以至珠三角地區海洋生態保育政策的持續推行等。但如何評估和跟進這些政策的落實程度，又或者 假如相關政策目標全面落空時又如何處理，目前主要靠環保署以至漁護署的把關和跟進。但對這個事關重大，政府志在必行的重點基建，這些部門的官僚是否有足夠 意志去捍衛環境，甚至不惜一切地叫停工程嗎？我有所懷疑。政府可否承諾，在現行的監察安排以外設立新的恒常性通報機制，向公眾定時交代工程進行中的相關環 境資訊和更新評估，以確保有關工程不會「超標」進行嗎？如果政府真的想向公眾展示不會因經濟發展而犧牲環境的決心，這是最起碼的一步。

這一 連串問題，都是近乎常識的疑問，並非什麼真知灼見。但我們與其繼續糾纏於信口開河式的項目就是「大白象工程」的指控，與沒頭沒腦的一口咬定沒有三跑便沒有 發展的口號之間的泥漿摔角，政府不如實事求是地主動拿出數據資料，引領我們更深入和理性地討論問題。這也許是我們今天公共政策討論最缺乏的一種態度。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青年問題癥結何在／文﹕林沛理

當年輕人一次又一次選擇站在反政府和抗爭運動的最前線，我們不禁要問，香港是否有青年問題？如果有，又應該怎樣理解這個問題？

這是一道難題。學者和專家在這個問題上意見並不統一：有些認為今日的年輕人舉步維艱，因為成人社會虧欠了他 們；但亦有人覺得，年輕人沒有善待自己，才是真正的問題。這其實也是理解青年問題的傳統智慧，英國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不是說過，青春總給年輕人糟蹋掉（Youth is wasted on the young）嗎？

用社會學的行話來說，這是 結構學派（structuralism）與文化主義（culturalism）之爭。何謂結構性思維（structural thinking）？要解答這個問題，可以從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整體論（Holism）說到黑格爾（Hegel）的辯證法；從伽羅華 （Galois）的數學談到辛克爾（Schinkel）的建築；再由19世紀初的知識革命說到電腦的發明和諮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 and Company）的顧問服務。

簡言之，結構性思維是從結構的視角觀察和分析事物的一種方法。它最重視的是系統的組織和結構，最關心的是部分 怎樣構成整體、一髮如何牽動全身。它的兩大信念是：（1）要深入了解系統、組織和結構，須檢視它的整體運作，而非個別的組成部分；（2）系統、組織和結構 發揮的整體功能和效果，大於其構成部分的總和（The whole i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

結構學派﹕3D青年被「去勢」

從 這個視角看香港的青年問題，不難發現今日的年輕人要過比較獨立、安穩的生活——更遑論出人頭地——要克服多少結構性的障礙和不利條件 （structural disadvantages）。樓價和租金長期以驚人的速度和幅度飈升，令年輕人的向上流動性停滯不前。他們生不逢時，錯過了一個「買得起房子的時代」， 根本無法跨越創業和置業的「進入壁壘 」（barriers to entry）。

在一個工資增長遠遠追不上資本（土地）升值的社會，單靠 努力工作的人可以生存下去，但難望有成功和發達的一日。於是，努力變成無價值的美德（useless virtue）。是故，結構學派奉勸世人，不要責備年輕人不肯吃苦和沒有拼搏精神；因為靠吃苦和拼搏成功的年代已經過去。這不是年輕人的錯，是社會的錯， 制度惹的禍。

學歷和努力不再是成功的入場券，這些幻想破滅（disillusioned）的年輕人既被剝奪了擁有自己物業的權利 （dispossessed），又沒有一人一票選特首的選舉權（disenfranchised），變成被制度、環境和現狀「去了勢」的「3D人士」。他 們只有在對抗政府和辱罵差人的時候才可以感受到一種來自權力和支配的快感，雖然這種權力和支配的快感是虛幻多於真實（a false sense of power and control）。在結構主義者的眼中，這就是香港青年問題的癥結。

文化主義﹕好逸惡勞是非不分

文化主 義者則認為，將一切諉過於制度、環境和現狀忽略了當事人的主體性（subjectivity） 和能動性 （agency）。他們認為，青年問題是好逸惡勞、好高騖遠和是非不分的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 的產物。他們強調不畏艱難、辛勤工作和努力學習的美德和良好習慣。所謂獅子山下的香港精神，就是一套社會認可、用來起糾正作用的主流價值觀。

改 弦易轍是迎難而上的逆水行舟，但改變人的行為、習慣、規範和價值，終究要比改變社會的環境、制度和現狀容易一點，雖然這些行為、習慣、規範和價值其實也是 環境、制度和現狀的一部分。因此，在討論解決社會問題的過程，文化主義者的聲音常常蓋過結構主義者的聲音，也比較容易得到政府的重視。

文化 主義可補結構學派之不足，但我們在尊重年輕人獨立自主的同時，也不能低估他們受制於非人制度與客觀環境的程度。如果說青年人的問題是他們咎由自取，那是太 抬舉了無權無勢的年輕人。用美國心理學家賴恩（William Ryan）的話來說，這是典型的「受害者反被責難」（victim-blaming）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