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8日星期六

安裕周記:中日往事如煙




然之間,歷史就在眼前重複了。星期五下午,日本放送協會(NHK)發出了一條簡短消息,說中日兩國領導人將在北京舉行峰會;幾乎同一時間,新華社說中日雙 方已達成四點共識。這種同步的巧合予人印象似乎是預先安排,中日這兩家國營傳媒像是各取所需,中共要的是日本遵循四點共識,而日本則取峰會舉行。四點共識 關鍵在第二及第三點,尤其是第三點「雙方認識到圍繞釣魚島等東海海域近年來出現的緊張局勢存在不同主張……」,字眼與正規外交文件不太一樣。
 
日本傳媒那一刻沒有關於四點共識的新聞稿,看不到日文是如何描述,反而新華社英文稿很快就出來,「 The two sides have acknowledged that different positions ……」。「認識」在四點共識的英文文件是acknowledge,這個英文字很滑頭,如果中文版本是以「認識」來翻譯,這是中共佔了上風,若是用「承認」 這一字眼,則是日本先拔頭籌。這個英文字曾經令中共吃過苦頭,外交部條約司被指「賣國」便是因此而起。一九七九年一月《中美建交公報》第七段,英文是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cknowledges the Chinese position that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aiwan is part of China」,如果是以「認識」來翻譯acknowledge,恐怕中共那時根本不可能就此簽訂公報,因為美國僅是「認識」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非「確 認」。可是,《中美建交公報》中文版本卻是這樣:「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一字之差,中共今天仍然拿美 國和台灣沒轍,美國以《中美建交公報》英文版為憑經年武器售台、仍以國內法的《台灣關係法》處理對台關係。
 
三十五年間,從《中美建交公報》到中日四點共識,在確認爭議的外交辭令戰,中共今次是汲取了教訓,把《中美建交公報》的英文字眼照抄到中日四點共識,中文版本則是「以我為主」。這樣折射出來的是,縱然習近平與安倍晉三在北京會面,中日關係肯定不會回到從前。
 
世上恐怕沒有那兩個國家像中共與日本那樣love and hate得如此。德法是世仇,英法也有百年恩怨,美蘇更是差點共同毀滅地球,卻就沒有中日那樣的奇特關係。這是因為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周恩來是在日本留學期 間,通過河上肇譯本首次接觸《資本論》,還是抗日戰爭日本屠殺中國軍民之故抑或其他別的,從來沒人說清楚,因為每當要把這些愛與恨梳理之時,卻因為更多的 夾纏不清而放下。今天中日幾乎要在東海兵戎相見,中共有專家說一旦開戰就扔原子彈,好像原子彈在軍火庫裏多的是,不用就會過期的口吻;日本則密密建艦造 船,埋首研發戰機火控系統,彷彿明天就要全面開戰。
 
「日中不再戰」的年代
 
目睹這些事難免令人感慨萬千。我在日本的時候,中日關係見得最多的是「日中不再戰」這五個漢字,還是就是東京上野動物園的パンダ(大熊貓)日語假名。《讀 賣新聞》每年都有一個世論調查,專門研究日本社會對哪一個國家最好感。這個調查很有意思,這幾年還在進行,第一名通常不是美國便是法國,八十年代,中國一 般都在前五名,擁戴率普遍有八成。早不久讀過一個類似調查,討厭中國的超過七成,這個結果很令人感到困擾:這是因為東海那個叫釣魚台的小島,還是其他原因 扭轉了基本格局;到底是政客的刻意造成,抑或是兩國的對立蓋過了友好?
 
中共建政後其中一個主要外交對象是日本,五十年代中日沒有邦交,但中共仍派出乒乓球運動員到東京參加世界錦標賽,那時的日本首相就是當今日揆安倍晉三的 外祖父岸信介。沒有岸信介點頭,中共運動員無法登陸日本;雖然岸信介對蔣介石的不殺之恩沒齒難忘,在日本各地廣設蔣的銅像,可是他對紅色中國仍有某種期 許,應該說,岸信介期待的是這個巨大的巿場。五十年代是冷戰最高潮,中日交流不輟,兩國互派記者長駐,北京《光明日報》東京特派員劉德有一駐就是十五年, 成為一項紀錄。
 
半官方半民間的經貿
 
同一年代,中日經貿起動,由於沒有外交關係,經貿往來便是通過一個半官方的組織、中共日本通廖承志及日本眾議員高碕達之助共同設立的「LT辦公室」,L 自廖承志的姓氏LiaoT則來自高碕(Takasaki)的T。即便是小量的貿易,但這一條窄小門縫始終一直打開。社會上,日本對中共長期維持一股「新 中國熱潮」,尤其在年輕一代的日本大學生當中,中共的形象比遷台的中華民國政府來得清新。三聯書店二十多年前出版、梅韜所著的《我的天真爛漫》內真人真 事,就是一群年輕日本大學生,在中日關係最困難的時期,仍然堅持學習漢語的人生歷程。日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一九五九年從東京大學畢業後,全情投 入中日友好工作,一九六年他與日本作家組團到訪北京,受到毛澤東、郭沫若及陳毅接見。由於當時正值第一次反對日美安保鬥爭期間,大江健三郎回到日本後發 表文章,認為日本的反安保鬥爭是「報答了中國人民的友誼」。此後半世紀,大江健三郎在反對修改日本憲法戰線上往往第一個發言,從無後退。
 
如果說中共對日本的直接影響,必須提到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的日本學運。日本學運很大程度是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延續,如今香港旺角街頭的佔領者,頭戴勞工 安全帽,嘴上捂覑毛巾,這與昔年日本學運學生的裝束一樣,分別只是日本學生的安全帽前沿貼上「ML」或「中核」字樣。ML是「馬克思列寧」,「中核」則是 「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委員會」;兩者俱是日本共產主義同盟分裂出來的派系,口號一樣,「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斯大林主義」。學運其後以不同形式開枝散葉,激 進一派組成日本聯合赤軍發動武裝鬥爭,一九七二年二月,一批聯合赤軍被困長野縣淺間山莊,警視廳找來學生家長到場勸降,令人震驚的是,全國直播的電視現 場,家長對兒子喊話,「美國總統同毛主席握手了,毛主席交給你們的任務完成了,孩子回家吧」。
 
「毛主席給你們的任務完成了」
 
淺間山莊事件同一年,日本政壇巨變,農民出身的田中角榮上台。論與中共接觸,日本遠早於美國,但日本始終無法踰越美國先與中共破冰。一九七一年尼克遜訪 華,日本在尼克遜宣布出訪前三小時才得悉,東京感到被美國擺了一道,日本外交史稱為「尼克遜震盪」。一九七二年秋田中角榮上台,馬上啟動外交工程,搶在美 國前與中共建交。當時日本全國瀰漫中國熱,兩家航空公司日航與全日空爭覑送日本代表團到北京,結果是一家負責送去,一家負責接返。於中共而言,扳下日本不 僅是證明「毛主席外交路線勝利」,更是倒打蔣介石一耙,泄了怨氣。周恩來送給日本兩頭大熊貓,日本電視台幾乎全天候直播上野動物園的一舉一動,「日中不再 戰」即出於此時。
 
於日本而言,一個繁榮的中國大陸是其主要期待,要旨在於 岸信介年代已存的中國巿場論。日本無法如美國般從政治層面影響中共,這是因為日本外交必須服膺美國的最大利益,田中角榮比美國搶先一步與中共建交,已是非 常大膽的僭越。這一思考決定了日本對中共外交的方向以及政策本質,日本要的是外貿巿場,至於更恢弘的地緣政治,就如戰後四度拜相的吉田茂所言,把外交都塞 給美國,這就客觀上造成日本此後大半世紀的外交視野匱乏。諸如在二戰歷史及「慰安婦」問題上,日本政客一而再、再而三激怒中韓等國,這是他們沒法把國內問 題與國際責任釐清,為的是戰爭遺屬協會的二百萬會員的二百萬張選票。而當美國颳起重返亞太的戰略,失去外交自主的日本一如既往,搭上美國班車,加入圍堵中 共的行列。
從經濟交往到政治隔閡
 
與以往的日本政客不同,安倍晉三政府的外交思維來得比較大膽,他要從美國手上奪回主導權,這與一九九年參加休斯頓七國峰會(G7)的海部俊樹不同,海部 當年是舌戰六國要求不要制裁六四後的中共政權,安倍晉三則是跳出經濟思考,他要日本在外交上獨立於美國。過往也有日本首相與中國在歷史問題上有糾紛,但都 不脫「政冷經熱」模式,小泉純一郎亦是如此。安倍晉三年代則有所背馳,去年日本對外投資出現根本變位,中國從以往的最多日本投資跌到第四位,印尼則一躍而 成首席;過往向中國售賣家用電器的日本企業轉型,三菱日立等不是建高速火車便是投資核電,日本企業對此的解說是「中國巿場增長空間不大」。從一九七二年中 日建交以降的中日經貿,出現根本上從質到量的變化。
 
於此,四十年間的中日 關係已呈現大路朝天,各走一邊的走勢,習近平與安倍晉三會面與否其實對大局已無關重要——中共決意要成為西太平洋的領頭羊,把美日影響力趕出第一島鏈;日 本則自覺可以對中共實施遏制或者輕一點層次的「平衡」。基本格局形成,中日之間將是長時間的對決,然而從中日的四點共識尤其是對釣魚台的爭論,中日同意 「認識到有不同主張」,慨而言之便是各自表述,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不過這是有覑時空局限,臉皮撕破之後難以縫補,心裏的疙瘩無法消除,隙怨既成,昔日種 種,俱成雲煙,「日中不再戰」這五字,於北京於東京,都從此難再說出口來。

周日話題﹕普世價值是怎樣煉成的?



/趙永佳

「雨傘革命」的爆發,令許多建制中人急問青年人為 何如斯擁抱「真普選」等「普世價值」,而質疑有中國特色的漸進民主。通常「急病亂投醫」,趕忙作出的分析結論,往往差之毫釐。今次其中一個「差不多、但搞 錯」的結論就是「通識教壞青年人」。自從「反國教科運動」的青年領袖們在通識科中取得好成績開始,社會上就不斷有建制聲音指新高中通識科令青年人變得激 進,甚至有評論指出通識科受美國勢力影響(《香港藍皮書》中的多重張冠李戴推論)而宣揚普世價值,也有人驚呼通識科會製造「文革新一代」。到了「雨傘運 動」時,矛頭就更指向通識科的公開試考卷偏重「政治爭議」及課程中香港單元有側重政治議題(法治與政治參與、身分認同)之嫌。

有關通識科是否應為青年的「激進」社會政治參與負責或「居功」,我在《明報》已有文章討論,最新一篇可參考上月三十一日的《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通識》。這裏我希望能更「拉闊」一點視野,探討今天我們明顯觀察到的青年擁抱的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究竟是怎樣煉成的?

的基本分析是,青年人,甚至是所有人的社會意識,都是由多種複雜因素造成,不能歸因為單一甚至少數原因。而如老馬所言,我也相信「存在決定意識」,因此我 們的價值觀也是我們整個成長過程、社會脈絡所構築而成,家庭、親友、學校、媒體都各有角色。單單歸功/咎學校,甚至某一學科,未免過分簡化事情。

們(亞太研究所)上月做了一個電話調查,隨機訪問了80418歲以上的市民,發覺首4項港人覺得最重要的核心價值為「法治」、「自由」、「公正廉潔」、 「民主」。其中,30歲或以下的被訪者而選擇這4項價值者,有30.3%選擇「自由」,23.4%選「民主」,只有10.3%選「法治」,19.3%選 「公正廉潔」。而30歲至50歲的被訪者,有28.7%選「法治」、14.9%選「公正廉潔」、而只有18.7%選自由、8.5%選民主。這表明了港人的 核心價值,從來都有明顯世代差異,而且1829歲而念過通識科的青年人,大概並不太多(首屆通識科文憑試在2012年舉行),但與年紀較大的港人比較, 套用統計術語,已是有明顯差異。

那麼,究竟青年人發生了什麼事?令他們和上一代產生這麼明顯的分歧?「年少輕狂」、「青年人反叛」、「偏執」,當然可能是其中一種解釋,但我認為輕易將青年人對某些「普世價值」的追求貶為「暴風少年」的表現,未免太過輕率,更有誤導之嫌。

年輕人的尺度是正常民主社會

會學者都愛說「反話」,翻轉我們的「常識」。如果我們的「常識」將青年人的普世價值視為一個社會問題的顯現,我卻更願意將之視為香港社會的一項「成就」。 我認為香港青年人所呈現的對普世價值的嚮往與追求,是香港回歸以來,香港政府大力推行公民教育的結果,也是香港擺脫殖民地的桎梏後,香港人覺得自己終於能 站起來,已不再是殖民地的臣民,而有了「當家作主」的自覺。試想想,無論我們是否認同「佔領運動」的手段,或其所追求的民主時間表,但大量參與者所表達對 民主、自由的熱情,換了在殖民地時代,可能嗎?建制一方往往以「袋住先」方案已比殖民地時代進步得多來為政局解套,但他們忘記了很多香港人,尤其是青年 人,他們沒有經歷殖民地高壓統治,自然不能「憶苦思甜」。他們的尺度是一個「正常」民主社會,而不是殖民威權統治。換句話說,就是所謂符合「國際標準」、 「普世價值」的政制。如果建制不能認同這點,雙方的對話也無疑是「牛頭馬嘴」,怎樣可以進行?

回歸以來,每一次大大小小選舉中,政府都會大 力鼓勵市民參選、投票,盡市民責任。每項重要政策的論政過程中,政府都會強調諮詢工作,好像每年財爺會在預算案發表前上電視說要聽取市民意見,而施政報告 也被宣傳為特首向市民的「報告」。老實說,平常市民或年輕人未必會對這些東西有很大興趣,但耳濡目染,久而久之,這些民主社會與基本價值,他們卻是「聲聲 入耳」。

民主、自由這些普世價值,就好像「潘朵拉的盒子」,一旦打開了,內裏的種種「事物」,不論好好壞壞,都會飛出來。而港人就好像伊甸 園中的亞當和夏娃,吃了「知識之樹」的禁果之後,就能分辨善惡、會知羞恥,會以衣服蔽體。當港人接受了「當家作主」的信息,又怎能怪其中有一部分人,會自 己思考為什麼政府施政有這麼多問題、功能組別是否公平、推選委員會又是否能代表「我」?

學校其實也只是反映了這個大環境。備受爭議的通識 科,是幾任特區政府上下大力推動的一項教改工程,當年每一位教局常秘、局長,都有出來護航、推薦。為的是什麼?除了是真的為了實現「學會學習」之外,也有 前面所說公民教育的背景(其實我們真的要感謝推動通識科發展的前輩們)。通識的課程目標,其中一項正正就是培養多層次的公民意識,包括世界、中國、本土。 因此在課程的香港單元中,才會如斯「偏重」政治,而輕社會、經濟,三大主題中有兩道都是政治議題。當然公民教育也不是壞東西,但老實說,單從課程設計角度 來看,這並不太理想。

青年人對普世價值熱中是香港推動公民教育的成果,其實是我最近幫家中老么溫習常識科時的體會。小學常識科的課程寫得不 好,和通識科一樣有野心太大、幅度太廣的問題。好像他今次要考的兩個單元中,包括一國兩制、基本法、港人治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組成與運作、港人的權利與 義務、如何關心社會。我的天啊!兩個月不到,要把這麼多東西塞到他們的小腦袋瓜中。其中有個別單元,例如權利與義務、如何關心社會、甚或一國兩制是什麼等 都很有意思,但可惜課本中塞進了大量資料或內容,例如特區政府有多少個政策局,局長又是誰等。而且課本的不少概念,其實非常艱深,如三權分立、行政權與立 法權的分別,香港的司法架構(如裁判法院和區域法院的分別)等等,小六的學生其實要多一點時間在課堂上講解和討論才可以明白。我寧願課本和課程能多花時間 在概念上,如權利與義務、公民責任、港人治國、一國兩制、司法獨立等,而不是去生吞活剝大堆資料。老么的記性甚差,結果當然是「滿江紅」,一百分滿分只拿 五十分(六十分及格)。

班長也要全民投票,特首呢?

不過,最令我覺得有趣又有點驚訝的是撇開內容太多太廣之外,課本其實反映 相當多普世價值,一點也不保守(當然也不激進)。例如談到「為什麼要有選舉?」時,課本會列舉兩種產生班長的辦法,老么明顯在老師提示下在表示委任制的圖 畫上下了一個交叉,而在直選的圖畫上寫下了「民主」兩字。而且更有同學們對一位由委任產生的班長的幾點憂慮(如「並非由同學選出,可能得不到同學的支持和 認同」和「會顧及同學的意見和感受嗎?」)。當然課本另外只較詳細談到區議會選舉,也將「推選行政長官」看作是「選舉活動」的一種,但顯然一人一票選出代 表的普世價值,是很正面的提出。

如果小學生從小開始,就被「灌輸」這種「普世價值」,連班長也要全民投票,到了中學,又要普選學生會,不要 委任,那麼我們又如何禁止他們去思考香港的政制問題?防止他們其中有些同學會得出漸進政改方案不符合他們自身價值觀的結論?如果說通識科「教壞」年輕人, 那麼「罪魁禍首」可不是通識科,而是常識科,甚至是特區政府和整個香港社會回歸以來在公民教育上所作的努力。

「罪魁禍首」是公民教育

然,香港不是北韓,也不是中國大陸,政府不能全面有效的控制信息,我們沒有防火牆,無法將「不良」信息隔絕在外。學生每天可以從各種「正常」或「反動」的 媒體,甚至短訊、社交媒體、網上論壇接觸到不少建制會認為是離經叛道的信息與言論。當學生開始思考這些問題,就如亞當和夏娃吃了知識之禁果一般,我們就沒 有走回頭路的可能。香港社會的現狀是高度分化,學生一定、絕對會碰到種種「不良」信息,我們不可能再如在殖民時代一樣把學生、課室都關在一個封閉的無菌環 境,反而只能因勢利導,幫助青年人們建立自身的「抗體」,再去決定自己的價值判斷與行動方向。

而且,青年人也不會輕易就信服所謂「正面」信 息,如果他們要學習有關國民身分,那麼,國民教育就不可能只是升旗、紅色交流團或宣傳中國的崛起。大人們愈「欲蓋彌彰」,愈「硬銷」,只會令同學們反感, 愈對「反面」的信息好奇。相信很多人都可能記得小時候在學校周會中,台上嘉賓或校長在侃侃而談一些大道理時,我們在台下是如何「無視」甚至「作反」?所以 我們現在只能以全面、平衡、開放的國民和公民教育來幫助和引導青年人建立一套他們經過深思熟慮的價值觀。而通識科更有令同學們獲得對不良信息、偏執言論、 片面論據的「抗體」,和建立反思自身價值,認識與自己不同的立場的「本能」。這才是香港面對極度社會分化的出路。

學會思辨求證,立場自然正確

身邊的年輕人最近的一句潮言是「不怕神一般的對手,最怕豬一般的隊友」。所以拜託,建制的朋友們幫幫忙,不要再火上加油,以粗疏的「分析」和鹵莽的言論來 進一步刺激青年人。每次這樣的言論見報,都會有更多青年人被刺激而走出來。就算要編「正向」的教材來協助學校推行公民、國民教育,或平衡一些覺得偏頗的通 識教材,他們也應該謹慎一點,不應無視社會中的分化,而只單向地介紹他們的正面信息與價值。我們不會忘記,如果沒有國民教育的「那套」教材,可能也就沒有 後來的反國教運動。今後,無論我們在政治光譜的哪一端,也應謹記,課室在香港從來都不是直接宣傳政治或價值觀的好地方。青年人在課堂中能學會如何思辨、如 何找證據、如何理解、包容不同分析角度,他們自然就會有正確的立場與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