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者下流」。這是老子的話，是「一國兩制」能否成功的訣竅，但中共文革前信俸馬列毛，文革後只信金錢，華夏文化早遭摒棄，中共又怎會記得老子說大國對小國要謙下，才能海納百川。今天，大國者，是真的下流。
「 一國兩制」本來是中共為了和平統一台灣而制定的，中共希望透過香港試行「一國兩制」，垂範台灣，實現大統一。不過，主張台灣獨立的李登輝早已指出「一國兩 制」的問題在於喪失主體性，「到了人家的手裡，人 家要怎麼樣、就怎麼樣」。李登輝在二零零三年寫下，在香港回歸後六年，我們來檢視「一國兩制」的實施情況，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經濟上，由於對中國 市場的依賴，導致香港產業空洞、百業蕭條、失業人口劇升，過去的國際都會的東方明珠地位，已然失去而不再復返；政治上，二十三條立法的提出，正是敲響政治 自由的喪鐘，也敲醒了香港人民「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的幻夢。可見，失去主體性的結果，就是經濟空洞化，政治上失去自由，皆是無可避免。一個台獨份子 對「一國兩制」分析一矢中的，實在諷刺。反過來看，今天，香港「一國兩制」崩潰，港獨意識抬頭其實自然不過。
上一代以司徒華為首的所謂「民主鬥士」受大中華意識束縛，以為支持「民主 回歸」就是反殖歸華，卻令香港落入「第二次殖民」的圈套，同時，民主回歸派為香港人帶來兩種意識，主導了香港二十多年來的民主議程。這兩種意識：一、中國 無民主，香港無民主，二、香港人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爭取香港民主。近 年，香港本土意識的興起主因是香港人摒棄了「中國無民主，香港無民主」的大中華意識。港獨意識的出現則是摒棄了大中華意識之餘，又對在「一國兩制」下爭取 民主心死。本期《學苑》政治專題正正回應這二點，＜香港人不願面對的真相＞一文直指八十年代中共已明言不會給香港人西方式民主，質疑民主回歸派當初何以主 張「民主回歸」，＜兩制已死本土自強＞則認為中共操控基本法詮釋權，香港民主走入死胡同。＜一國不能行兩制？＞比較了一國兩制與外國相似的例子，從側面看 香港現況。＜香港—中共經濟 回魂的屍囊＞則指出中共當初利用香港自肥，經濟起飛後，逐步令香港消亡。
法國文學家卡繆說，人在認識世界的荒謬後，就要竭力抗爭，爭取幸福。「一國兩制」荒謬彰彰明甚，大國下流，背信棄義，香港人認清了「一國兩制」的荒謬後，就會醒覺—只有通過自己抗爭才能爭取到幸福。
【苑論】無私無畏即自由
「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於這死亡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曾經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經朽腐……生命的泥委棄在地面上，不生蕎木，只生野草，這是我的罪過……當生存時，還是將遭踐踏，將遭刪刈，直至於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 -魯迅 《野草》 題辭
血淋淋的赤裸鬥爭降臨香港，中共對香港張牙舞爪，沒有再顧慮當初許下的諾言「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百多年來，香港人的命運任由當權者擺佈，從殖民時代到主權移交，從未力爭話事權；最引以自豪的自由、法治、廉潔都是殖民者賦予的。香港人所謂的自由其實是由上而下來的, 毫不自覺這不是靠自己爭取得來的自由總有一天會被收回。香港人麻木生存太久了，以為自由是必然的，不醒覺生存在一個偽自由社會。砍劉進圖的六刀，血跡斑斑，驚醒了香港人，這裏的自由原來是一場大虛妄。
八十年代，中共以「一國兩 制」換取主權移交，有人信以為真，有人彷徨逃亡，但更多的是沉默麻木接受中共方案，膽怯導致了今天的局面。怯懦不能帶來自由。「一國兩制 高度自治」原來都是假大空，中共說有自由便有自由，沒有自由就沒自由，不是自由也可說成自由，全是自由心證 。「一國兩制」實踐最大的得著就是證明了「一國兩制」是不可行的，沒有抗爭得來的自由是不可信的，沒有民主制度保障的自由是不可靠的。
民主爭取不了，連自由也失去了，香港主流媒體被收編，中共也講明要大打輿論戰，封殺不言聽計從的傳媒。對於「港獨」、「主權」問題，中共喉舌更狠狠批鬥，置論者於死地，連學術討論也不可倖免。幾年前，沈旭暉博士提出香港擁有「次主權」，立即惹來中共喉舌攻擊，罵得狗血淋頭, 謾罵「分裂國家」云云。總之，「本土」、「次主權」、「港獨」就是提不得，一但提及，不管因由，即被扣上「港獨份子」的帽子。香港主流傳媒現在無一敢提港獨。
上期《學苑》卻打破主流禁忌，以「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為題， 探討香港獨立，篇幅之廣，前所未見；一如所料，中共喉舌及五毛出言狂轟。文匯報一篇文章批評其為「內容荒誕，憤世嫉俗，挑起分離主義、鼓吹仇恨的種子，有 意識和有組織地借大學刊物平台散播」，「鼓吹『港獨』的刊物猶如『洗 腦』」，「把不健康不正確的訊息強行灌輸給大學生，用心險惡，把高等學府變成為政治戰場，把帶有極『港獨』分離主義的歪理美化並玷污學術界」。文末重提 23條立法，指出「『港獨』滋事分子的激進擾民行為叫人憂慮，此等『港獨』暴民言論和行動不斷升級，筆者認為就國家安全法立法的確有燃眉之急」，「『港 獨』分子以國為仇，與民為敵，『港獨』不得人心，此等鼓吹激進分裂國家的妖孽是法治文明社會的大毒瘤，『港獨』分裂勢力必須消滅於萌芽。」。這篇七百多字 的文章最多的是形容詞，以形容詞代替理據，以謾罵取代論證；但此文最大問題不在於其謾罵，而在於其邏輯混亂。若「港獨」真的如文中所言是與民為敵，不得人 心，自然會遭人民唾棄，何須費力將「港獨」消滅於萌芽？中共又何須忌諱？
事實是，香港本土運動如日 中天，本土論述漸趨完整，更重要的是，本土運動得到香港年青人支持，香港未來的政治主流必定是本土運動。可是，中共已經沒有八十年代時的耐心去了解香港年 青一代，一開始就將「港獨」打為「敵我矛盾」，任誰提出「本土」、「次主權」、「港獨」都要窮追猛打，無論如何也不會去理 解何以此時此刻有香港大學學生提出「香港命運民族自決」。 練乙錚講得好：「中共批港獨，其實沒有客觀需要。她一天在，香港獨立就沒可能，猶如以卵破石；她不在了，香港獨不獨，就與她無關，而獨立的訴求，泰半也會 煙消雲散。」但中共現在不跟香港人談理性，總之，異見者，收編，不屈服者，打擊。
香港正處於生死存亡時期， 有人卻一邊喊著「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一邊辦理手續移民台灣。這些偽善者、逃亡者不知道九十年代以前的台灣有多恐怖，今天台灣的自由不是靠口號喊來的， 而是付出了極沉重的代價。一九四九年至一 九八七年，台灣長期戒嚴，台灣人活在白色恐怖下，被特務監察，壓制輿論，整肅異己。但台灣人無畏無懼反抗國民黨威權政府，爭取民主自由，搞台灣獨立運動， 即使異見人士在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遭嚴厲鎮壓，但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一直沒有止息。自由從來得來不易，台灣的自由是血寫成的，國民黨威權時代死了多 少個爭取自由的台灣人，白色恐怖時期有幾多個自由派知識份子入獄，這樣爭取來的自由，沒有一個政權能奪去。
香港人沒有這樣的自由，香 港人的自由是港英政府給予的，後來自由成了慣性，過渡九七，忘掉了當權者給予的亦能收回。現在，中共逐步陰乾香港人的自由，香港正處於自由最淪喪的年代， 香港人若不抗爭，補償一百多年來的怯懦，香港必定滅亡。 台灣在國民黨威權時代的情況比香港現時還要嚴峻得多，但台灣人沒有逃亡，反而勇敢爭取民主自由，最終開花結果，因此，「政權強大得不能爭取民主」只是逃避 的藉口。可是, 香港人面對危難只會想到逃亡，八十年代逃去外國，現在逃去台灣，坐享台灣人幾十年以血爭取回來的成果。月前，台灣收緊移民政策，提高了香港人的移民門檻，部份香港人竟然呼天搶地，爭先恐後排隊爭做台灣人，實在可恥。若香港滅亡，必定死於香港人的自私與怯懦。
近日，台灣大學生在歷史重 要時刻再次挺身而出，勇武佔領台灣立法院，反對馬英九強行通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阻止中共以經濟融合侵蝕台灣自主性，行動之果斷迅速令香港大學生 汗顏。在歷史關鍵時刻，大學生往往扮演重要角色，論兩岸三地，台灣有「野百合學運」，推動了台灣民主化，中國大陸有「八九 學運」，即使血肉敵不過專橫，但香港呢？沒有。
香港等待「佔領中環」一年有多，仍處商討階段，「封鎖曼谷」、「佔領獨立廣場」都過了。《學苑》去年五月號標題「佔領中環香港革命」，當時，香港人對佔中運動充滿期許，今日再看，佔中運動已失去方向，令人唏噓。佔中三子，書生論政，果然止於嘴邊，待運動實踐之日恐怕已經 2046，香港早就完蛋了!又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說：「佔中只是一個象徵式抗爭，不能改變（香港）沒有民主的現實，最終只能等中國變（好）。」等中國變 好，香港已經玩完！台灣電影《賽德克．巴萊》中，主角賽德克族馬赫坡社首領莫那．魯道革命反抗日本殖民之前，族人花岡一郎對莫那．魯道說：「我們已經忍了 二十年，再忍個二十年好嗎？」莫那．魯道正言厲色道：「再過二十年就不是賽德克！就沒有獵場！孩子全都是日本人了。」不用二十年，香港再過五年就不是香港 了，再過十年，孩子都不是香港人了。既然上一代沒有完成香港民主運動，沒有勇氣完成香港民主運動，那就由這一代的香港大學生來完成吧！香港大學生自己主導 一場香港民主運動吧！
在烏克蘭反政府示威中，烏 克蘭作家安卓霍維奇說：「我們沒有別的選擇：我們得保護自己和所愛的人的生命和健康。我們無法停止抗爭，因為這表示，我們同意居住在一個無期徒刑的監 獄。」怯懦的香港人逃走吧，走了永遠不要回來，留下來的香港人，即使雙手顫抖著，也會為香港未來抗爭，因為我們不希望香港成為 一個無期徒刑的監獄。
香港，我們必須扛起來。
香港大學學生會
學苑副總編輯
陳雅明
【二零四六 香港盡頭】兩制已死 本土自強
從八八直選到現在，香港人爭取普選20 多年，「普選」一詞對港人而言，絕對不是新鮮事物。2007年，喬曉陽指2017年香港「可以實行普選」，普 選理應是在被選權、參選權和選舉權三方面合乎公平、體現「權力歸於人民」的民主、及真正向港人問責、不受北京干預。而近日，京官和親建制人士不斷為普選定 調，不少人更「當頭棒喝」，直斥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不合憲。有人說：政治就是不斷地妥協，但妥協後的結果，是否你我渴望已久的公平、「無篩選」的普選？前 路茫茫，究竟港人應如何走下去？
我們都相信民主是普世價 值，與人權息息相關，但殘酷的現實告訴我們，民主不是上天無條件恩賜，在香港等待普選的二十多年中，荊棘滿途，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當我們天真地以為離目標 尚有一步之隔，卻發現自己一直走錯了路，更甚是被人蒙騙。無奈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港人實現「真普選」的機會依然渺茫。或者我 們可從一國兩制本質以及基本法條文切入，分析兩者與今天政改僵局的關係，在認清事實之餘，更要承認錯誤，改變策略，於「霧鎖香江」之際開拓前路。
一國兩制的本質與可行性
第一步要問：什麼是「一國 兩制」？香港人解讀的「一國兩制」與中共領導人，甚至基本法起草人所解讀的有沒有分別？你、我和一般香港人跟中共對此有沒有差異，甚至出現根本性矛盾？對 定義的各自表述，其實反映出各人對「一國兩制」的期望、香港主權移交後的香港社會狀況的期望。你可能期望：「一國兩制」除 了在經濟上保持我們的資本主義制度和「行之有效」的自由主義經濟信仰，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河水不犯井水」；我們的政治制度、政策在不受中共干預的前提 下，我們可以在殖民時期建立的民主基礎上作進一步民主化，如實現「一人一票」無中共插手的真普選，最終香港的民主制度足以跟西方國家比擬。可惜的是，中共 設想的「一國兩制」，「兩制」不等如完全沒有干預，當香港政策、高官任命、政治制度、特首及立法會選舉結果對中共利益帶來衝擊，他們會以各種手段作出政治 干預，哪怕是犧牲香港的民主化進程，唯中共一直沒有承認。所謂「定義」相異，與其說「定義」，不如說是一種「期望落差」。
那麼，「一國兩制」本質上能否實行？在一國可以容納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嗎？(雖 然現時中國大陸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加入世貿，經濟自由化 提升，但政治上依舊一黨專政，政治改革停滯不前。)可以容納兩種迥然不同的核心價值嗎？要探討這個根本性的問題，我們要明白：一國兩制在歷史上沒有出現 過，即使中日戰爭時共產黨在中華民國領土上建立「邊區」也只是戰爭時期的非常手段，所以鄧小平等人沒有歷史經驗，沒有前人成功的經驗。翻開現時和過往的地 圖，我們可以看見朝鮮民族和日耳曼民族被意識形態撕 開了兩半，南北韓和東西德一樣，國家呈分裂狀態，但我們更要明白：撇除主權因素(回歸後香港不是國家)，中港關係絕不是南北韓關係，不是東西德關係，雙方 不是以互相制衡的方式並存，相反，香港回歸後是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政府跟中國政府關係並非對等。其實鄧小平制訂基本法時已經指「有些干預是必要 的」，而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近期表示「沒有『一國』就沒有『兩制』」，「一國」大於「兩制」的訊息溢於言表。
因此一國兩制不可能是如一 般香港人所期望的，這是理想主義。回答剛才的問題：「一國兩制」本質上能否實行？筆者認為答案視乎各人對「一國兩制」的期望，若你認為「一國兩制」的著眼 點應在於能夠實現「回歸祖國懷抱」、「民族復興」，類似溫兆倫等人「我終於有國家了」的「偉大盼望」、民族大義上，就算犧 牲本港民主也要「顧及大陸」，那麼「一國兩制」已成功實踐了！但如果你堅持要「高度自治」，包括沒有中聯辦或中央的政治干預，認為香港內政中央不能侵犯， 很抱歉，基於中共在香港的根本利益，這種「一國兩制」是不能達成。
今日香港的普選僵局，與「一國大於兩制」的現實一樣，在憲法法律上無論你怎樣理論，基本法 有關普選的詮釋權在中央、特首任命權在中央，北京在「提名委員會」上為了剝奪「與中央政府對抗的特首候選人」參選和被選的權利，設定看似很有「廣泛代表 性」的「篩選機制委員會」，與民主派人士提出的公民提名等方案大 相逕庭。
中共奸狡 港人中計
轉換角度，我們可以看看基 本法條文，又或鄧小平講話，探討八十年代的起草人如何看「民主」、「普選」，香港賦予「高度自治」的程度有多少。我們或會質疑：「基本法」的制憲原意是好 的，肯定了港人「高度自治」的權利，只不過是主權移交以來，中共扭曲原意，在法律隙中屢鑽空子，抑壓「兩制」。中共建國 60年以來，「違背承諾」、「扭曲原意」已成慣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列明中國國民有「結社自由、言論自由」、政治協商會議更有「政治協商」、「民主 監督」，字眼冠冕堂皇，更可用「功德無量」讚頌其偉大理念，但實踐時卻「貨不對辦」。德國政治家魯文斯坦 （Karl Loewenstein）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一種「字義型憲法」（Semantic constitution），這種憲法不是限制當權者權力和保障個人自由之用，反而淪為少數當權派用作打壓異見的尚方寶劍。筆者可真佩服中共歷屆領導人的 思辨能力，中共厲害之處，在於可以將完全或接近不同甚至對立的政治概念「融為一體」。舉例說：眾所周知，市場經濟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產物，鄧小平指中國 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以容許市場經濟，提升生產力，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共產主義理論基礎，這個「初級階段」維持多久？一百年？一千年？ 不知道。根據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轉化為共產主義的過渡期，中共恨不得永遠停留在這個「初級階段」。說穿了，鄧小平明白「烏托邦式」共產主義是 虛幻、是理想主義，根本不能「夢想成真」，倒不如實施市場經濟，加入世貿，與「美帝」做生意，互惠互利。中共也膽敢提出「人民民主專政」：「以民主方式選 出」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全國人民，代表「受壓迫的人」打壓反動勢力，再說穿，不就是為中共當權者千秋萬世把持權力「合理化」、一黨專政「合憲化」，成為「社 會主義民主」，打壓異己，何其可笑，何其諷刺。我們要明白，為了合理化「中共永遠是對的」，中國人多年來就是被中共這些「修正理論」擺弄。
我們從法律觀點看現時最具爭議性的「普選條文」，根據《基本法》第45 條，「特首的產生辦法最終會由普選產生」、「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那麼，什麼是「普選」？國際標準 抑或「有中國特色」？什麼是「廣泛代表性」？什麼是「按民主程序提名」？還未 完，鄧小平1984年已指出特首要「愛國愛港」？什麼是「愛國愛港」？打著「愛國民主旗號」廿多年的支聯會 是不是「愛國愛港」？
又回到最初的起點，回歸到 「定義」和「期望」的問題，中共詮釋基本法條文和箇中定義的準則是基於其對基本法的期望，中共早已粗暴地佔據基本法關鍵字眼的詮釋權，認為特首候選人應是 中央「可接受的」、又要「愛國愛港」。更甚的是，你說人家普通定義不符合國際標準，近來袁國強還反駁稱聯合國亦承認選舉制 度要因應國情，香港普選設定要因應作為「特區」的性質，最喜歡說「國情不同」的中共元老還不拈鬚微笑？
與其譴責中共「扭曲原意」、「違背承諾」，基本法「貨不對辦」，倒不如說中共從來沒有給港人這些承諾，在法律上中國政府沒有違反基本法。這些「承諾」，只是港人一廂情願的一種「期望」，原因或者是在80 年代，甚至現在港人，也看不懂經驗老到中共玩弄政治概念的高超技術。所以，政治概念、政治理論是 可隨意演繹，而基本法就是中共制定的遊戲規則，並將其神化，指其是今天我們處身的「特別行政區」的法理基礎，可以輕易排除「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這些 「不合法」的方案，最後按中共意願詮釋抽象條文，達致「篩選」，而遊戲規則（《香港基本法》第158條） 亦列明：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對《香港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
根據《大江東去—— 司徒華回憶錄》，其實當時支持「民主回歸」的司徒華和李柱銘等人在參與基本法起草過程時，已經預期回歸後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不是可以完全排除 中共的干預，而他們依然參與起草過程，是希望可以「為港人發聲」，在回歸後的香港建立民主政制，同時提升港人的民主意識。當然， 「六四事件」後，司徒華和李柱銘等人與中共決裂，但司徒華依然堅信：在民主進程上，香港的民主必須受制於中國，當中國有了真正民主，才能促成香港的民主成 功，明顯其民主觀蘊涵強烈的「大中華意識」。另一方面，當時天真地相信「民主回歸」的市民，只怕他們今天會後悔，因為他們預見不了這段進程中有太多不確定 因素，包括中共拖延普選落實日期，以及基本法詮釋權問題。我們或可想想：若中英談判發生在2014年的香港，港人會輕易就範嗎？或許因為八十年代香港選舉 制度剛剛成型，公民社會尚未成熟，發聲平台較現在少，加上在殖民地統治下，香港本土意識遭壓抑，港人「意識到」香港長久以來不是獨立政治實體，因而甘願將 香港的前途，交由「非香港人」決定。
普選死胡同
香港人爭取普選二十多年 來，從回歸後爭取的「零七零八」、「二零一二」，到今天的叫喊的「二零一七」，港人心感中央一直拖延普選。零七年喬曉陽開腔「二零一七可以有普選」，為香 港人設立「普選時間表」，諷刺的是，這個時間表的每一步推進，就是讓香港人一次又一次覺醒的過程：零七年喬曉陽為港開腔制定 「政改五部曲」前，當我們還在普選實現之期的問題上爭拗時，當時社會爭論還未突顯出普選詮釋權、基本法字眼等問題。但從二零一零年政改方案中，中聯辦繞過 特區政府直接跟民主黨「秘密談判」，乃至近年來中央對詮釋基本法的強硬立場，在字眼上鑽空子，加入「中國特色」，甚至加上「愛國愛港」這些抽象卻具有引導 性的要求，令更多港人明白普選的落實和籌備過程一樣，都是受中共支配，支配程度能夠「媲美」俄羅斯對克里米亞公投的嚴密控制。當香港「普選路」走到中後段 時，中共為了確保落實普選後的根本利益，尤其是不能選一個反對共產黨的特首，在社會提出「公民提名」、「政黨提名」等構思之際，中共立場和親共人士言論將 轉趨強硬，「中共干預香港自治」昭然若揭時，香港人便要醒覺，這是個殘酷的現實，這個現實包括不論你選擇務實，願意在提名委員會增加代表性，或繼續爭取 「公民提名」、「政黨提名」，甚至舉行「和平佔中」抑或「暴力佔中」，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領土上，我們享受「真普選」的機會很低或接近零。(范徐麗泰更 指「佔中」是「發脾氣」，不但不令中央屈服，更會有反效果。)筆者並不是要求大家妥協，更不是要求大家屈服共產黨的淫威下，但大家要明白：在制訂往後出路和策略時，必先要認清現時的政治現實，因為這是客觀事實判斷，不是價值判斷。
香港已經走到「普選路」走 到中後段，有很多政治爭吵、法律觀點上的激盪，但若果無論你怎樣說，我怎麼看，最終詮釋權在中共，那麼這些爭吵只流於論述。當一方要求「無篩選」、「無干 預」，正正是另一方所求所想的，公民提名更是其遊戲規則中不可接受的，這絕對是個死胡同，成為黑白分明的對壘，這個「樽 頸」、這種「非黑即白」，是根本上的矛盾，彼此都明白，這將是一個危機，而筆者認為：或者我們可想想如何在「危」中找「機」，因為在立場黑白分明的環境 中，較容易喚醒和鼓動最多人站出來，捍衛我們應有的東西。
港人覺醒 本土自強
香港已經不是一個「借來的地方」，崛起的本土意識正正反映了這一點。我們這一代在香港出生、成長，經歷人生每個重要階段，自然以此為家。相反在80 年代，香港公民社會尚未成形，我們無可否認錯過了在中英談判時決定自己命運的時機，但是不代表機會不再重臨，在現時政改等重要議題上，本土意識或能成為與 中共博弈的策略工具。時間因素十分重要，中央一再拖延普選時間，到了二零零七年承諾十年後香港「可以實行普選」，今天大家便被困在死胡同，但北京亦錯失了 過去十多年落實「具中國特色普選」的機會。在零七/零八年，雖然香港人已有強烈爭取普選的意識，但對比今天，零七/零八年本土意識、中港矛盾仍未強烈，加 上神舟五號升空、北京奧運、四川地震等因素，港人對北京的態度較今日正面，相信在當時推行「假普選」阻力較少。回歸十多年，中央透過各種手段，包括23條 立法、國民教育、整頓港台等，試圖犧牲我們一直擁護的價值，但每一次的打壓都激起港人的反彈，特別當我看到更多年輕人站出來，可見更多港人已在壓抑中建立 「抗體」，不再被糊弄，若中央今天肆無忌憚在港實施「假普選」，又談何容易？
在死胡同窺探出路，困難重 重，但本土意識或可成港人自保之法。要明白，八十年代港人本土意識「未成氣候」，未能在關鍵之時成功爭取話語權，以致中英談判之時港人一直被蒙在鼓裡。前 車可鑒，今天香港人不能再重蹈覆轍。擁護本土意識不一定帶來真普選，中央亦可繼續干預，但肯定的是，港人對於中央加強干預 會有更大反彈，更重要的是不再遭「民主回歸祖國」的「情花毒」左右港人思維。在反彈、抗爭的同時，我們更會珍惜現在剩餘的、快將殆盡的價值，讓我們在尚存 的空間中與強權周旋。
【二零四六 香港盡頭】香港人不願面對的真相
世人缺點之一是，往往愈耳熟能詳的詞語，就愈多誤解。本文多採《鄧小平文 選》，當一回文抄公，旨在說明老鄧的「一國兩制」，也介紹天朝立國之道。為什麼是老鄧？因為矮子設計了中國自八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的復興之路，也包括了 一國兩制，江、胡不出其範圍，習帝則未可知也。史遷云儒道相非，是彼所非， 非彼所是，幾近意氣之爭。今天又有以異乎？左派因意識形態鄙夷普世價值，未必清楚泛民為何要「吵嚷」。民主鬥士以反共為「終身大事」，誰會去翻毛選、鄧 選？定義不同，所見不一，費多少唇舌也是徒然。竊以為讀史有益，於此替各位整理出一些事實，俾眾人於同一認識上再行討論，也算功德。但言之在先，此文刺 激，膽小勿覽。
一國與兩制孰重？
一國大於兩制。河水可犯井 水，而不可相反。中共一統本想先台後港，結果卻倒轉，只因一九七九年美國與台灣簽訂「與台灣關係法」及後來蘇聯之衰。台港縱不同，一國兩制原則無大異也。 鄧說：「我們不贊成台灣完全自治。自治不能無限，既有限制就不完全。完全自治是兩個中國，而非一個中國。」又對香港說： 「一國兩制的主體是十億人民的中國，是社會主義，可允許五百萬人的香港實行資本主義，但前提是社會主義不動搖。」又云：「一國兩制除了資本主義，還有社會 主義，就是中國的主體、十億人的地區實行社會主義」、「主體很大，十億人口地區的社會主義是前提」，還說大陸十億人，台灣二千萬，香港五百萬，分明一國重 於兩制。與張德江所謂「高度自治非完全自治」，可有區別？
江澤民說「河水不犯井水， 井水也不犯河水」，鄧小平也說「中央不干預特別行政的具體事務，也不需要干預」。但老江這話，正值八九後，要哄老外，也說得籠統。雖籠統，但井水若犯河 水，像解放軍某名言：「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六四集會、反共言行是「顛覆國家之舉」嗎﹖若然，自可整頓。老鄧則有後話： 「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全由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特別行政區是否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損害香港利益的事情？」鄧又指，若以民主作幌子變成反共基地，就非干預不可。原來關係「中港利益」，便須干預。說江鄧相矛盾，未免終隔一層，是書生咬文嚼字，迂闊無實。
回到今天，張德江所謂「對 特區高度自治享有監督權」，似乎新鮮，其實是新瓶舊酒。呂大樂曾說一國兩制原意是隔離，但又言之不詳。其實，一國兩制限反共言論於特區之內，又鎮之以軍， 不使反共意志滋蔓至深圳河之北，也有防止顏色革命之意，所以北京常嘮叨西方不要妄想從香港發動和平演變。可見一國兩制的結 構內，一國大於兩制，在三十多年前就已定調，而且考慮甚廣，有識者不可能不知。
何以五十年不變？
五十年不變純屬經濟原因， 請罄其說。欲論五十年不變，必先了解鄧氏的「三步走」戰略。十二大提出，八一至九零年，九一至二千年，二十年內經濟要翻兩番，共兩步。至二十一世紀中，人 均總值要達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即小康社會，是為第三步。老鄧說：「香港之繁榮穩定與中國發展有密切關係。」又云：「我們在 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五十年不變是為了保持香港的優勢，承認其制度之卓越，複製香港，當然指經濟成就。香港、澳門、台灣，一統以後，都可向大陸提供資 金、人才、技術、管理等資源，貿貿然改變其制度，若弄砸了，就像燒了到手的珠寶。鄧說：「到五十年後，大陸發展了，也會小裡小氣處理問題嗎？所以不要擔心 變，變不了。再說變也并不都是壞事，有的變是好事。」又說：「前五十年不能變，五十年後不需要變。」又說：「如果到下個五十年，政策見效，達到預期目標， 就更不必變了……所以對港澳台的政策五十年不變，五十年後仍不變。」看似圓柄方鑿，自語相違。
愚謬以為，其真際是：一旦 內地市場經濟成熟，追上香港，故不必變其自由市場，更可彼此如一，但政治上，可為了「國家利益」而變，而且，一國兩制已是一種變，變是因為主體，即大陸， 也就是一國大於兩制。今天內地追上香港了嗎？不能單看內地發展之速，也要看香港經濟有否沉淪。當年有意無意之間成了本錢的 經濟成就，一旦消磨殆盡，北京只會當香港自作孽，搞「文革」（內地民謠：不到香港，不知文革還在搞。）而不抓發展。
普選偽乎？愛國者何義？
雖說「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但矮子不是傻子，哪會完全棄權？當年鍾士元質疑老共治不好香港，老鄧罵鍾士元等殖民地心態太重，也就是孔慶東所謂的「當走狗太久」，「久 假不歸」。鄧大人說：「港人治港有界線標準，必須以愛國者治港。」「什麼是愛國者﹖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行使香港 主權，不損香港繁榮安定。只要具此條件，不論信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不要求他們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只要求他們愛國愛港。」「特 首愛國愛港論」出乎此，雖無明文規定，但言之在先。若要嘲笑老共不通法學，倒也無妨，只是無甚意義罷了。把老共當成英美，大談其法律，只怕毛鄧在九泉之下 還要哈哈大笑。若唐德剛先生所言，近代自袁項城、孫逸仙、蔣中正、毛潤之、鄧小平，哪一個不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帝王？欲以法律的紙枷紙鎖束縛齊天 大聖，適足以自辱耳，既不知今夕何夕，且不辨中國非美國也（當然美國有別的潛規矩）。
愛國愛港之義固操於北大人 手矣。既有如此限定，便決無英美式民主，亦將不符所謂「國際標準」。基本法既「不宜太細」（鄧語），港人精英又有份起草，若想用「三軌制」閹掉提委會，中 央便謂港人「失信」矣。至於「符合國際標準」這類咒語，中南海直當夢話。老鄧說：「香港制度不能完全西化，照搬西方一套。 香港現在就不行英制美制，也過了半個世紀。」「對香港來說，普選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普選能選出愛國愛港者嗎？」據鄧選，似與趙紫陽的承諾相反，然而趙 氏老早下台了，而且保證得籠統，習帝會聽誰的？縱有普選，必與英美相距甚遠。黨說英美法德的民主制度彼此不同，香港與西方不同，不是「順理成章」嗎﹖罷 了，口水仗無益，披覽方策，古今中外，單憑書生一言，何曾成大事哉？文字官司不可解決政爭，而得其弦外之音者為通達。
認識意識形態及國家主義
從普選可看出根本問題—— 意識形態，此蓋關乎一國之興衰成敗得失治亂。為什麼香港不能搬英美模式、行政黨政治？因中共不喜政黨政治，又堅信李光耀所謂「一則安寧，分則混亂」，主 「天無二日」，視民主若分崩之道。只消想想，香港普選了，多黨政治了，上海、深圳又要，怎辦？香港民主了，鼓舞了國內自由 派，學運再起，怎辦？再者，亦最要者，究竟誰是主？特首普選出來，挾民主逼中央承認，算一國還是兩國？只能是中央看中，港人選出；不能港人選出，逼中央點 頭。二千年來，九州制度之變，不可謂不大，但精神不變。把廿四史讀爛的毛澤東說「百代猶行秦法政」，真是目透千代，一言中的。所以，愚以為香港普選決非西 方普選，而多具「中國特色」。鄧小平下聖旨，社會主義可行市場經濟，但也說過政治制度不可「資產階段自由化」。香港是西方與老共意識形態的戰場之一，老共 不會讓步。
理解共產黨，需要認識西方近現代的國家主義。意識形態是爭取國家戰略利益的工具，看看中共如何解釋其意底羅結（Ideology 音譯）吧。馬克思畢 竟是老共祖師，他說：「國家乃是統治階級肯定他們集體利益的形式。」用中國人的老話，江山是老共打的，幹嘛要讓出？陳雲（不是香港陳雲根）說江山是用二千 萬人頭換來的，不能讓步，正是中國傳統。或曰，根據西方先進觀點，要甲乙丙丁才算合法政權。我不客氣的說一句，都是他媽的扯蛋。馬基雅維利說：「國家政治 制度的存在價值只是在於其存在本身。不是根據任何道德、民意，現實性便是合理性。」你有理論，難道「兔子」（陸漫《那年那兔那些事兒》稱中共語）就沒有？ 好，嘴炮射上九重天了，又如何？中共也大罵西方金權政治，假民主，英美諸國哪個倒了？
自由主義者斯賓塞說：「衡量公民享有的自由，不是根據統治他的政體—— 即不論代議制或甚麼其他模式——而是根據政府帶給人民多少福祉。」由共產黨看 來，民生代替民主，以表現衡量合法性（李世默說），也無不可。霍布斯在《利維坦》中對合法性有另一論述，值得注意。霍布斯說，國家建立在社會契約之上，應 當為人民自願接受，不論支持來自明示（投票）或默示（不反對）。就是說，人民沒把我推翻，便是合法。霍布斯此說最契情實，考之上古，稽之當下，都最實際。 馬基雅維利又說：「政體必須與國情相配合。」鄧小平說：「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照抄別國經驗，從來不能成功。」不是很相似嗎？注 意，中國馬列並非蘇聯馬列，乃是被毛澤東改造過的馬列，所以毛澤東思想大抵是馬列中國化，可見國情論不只是紙上談兵，更是實踐得來，源遠流長。馬基雅維利 又認為，民主是需要的，但必有一前提，即無強敵和海內安，因為民主分權而低效無能，不利應付危機。鄧曾說，美國三權分立，便是三個政府，自己都打起架來。 所以世界警察與日人圍堵中國（奧巴馬「重返亞洲」、安倍劃「自由之弧」，皆敗著），正正提供集權的需要（今不宜稱習李時代，習一人而兼九職，權力超江胡， 次毛鄧矣）。民主與自由互為表裡，既不能民主，便須限制自由。博丹在《國家六論》中主張禁止任何威脅國家安全的意識形態及行為，亦為「國家安全」也。
今習近平說不走邪路，當年 鄧小平說「我們實行的民主不是搬用西方的民主」。西方普世價值被老共視為戰略工具，是西方搞垮東歐、蘇聯的毒箭，配合前共產主義陣營極速進行政治民主化經 濟自由化的惡果，中共的論述似多了歷史的鐵證。其實不單如此。宋太祖以武臣篡位，故亟防將士，杜兵變之機。老共靠槍杆子筆 杆子得天下，曾經大罵國民黨獨裁專政，也曾經鼓動學運，對西方普世價值之說，老共有似曾相識之感，以為皆欺人之談。老鄧在六四後對尼克遜講：「人們支持人 權，但別忘了還有個國權。」老江又說生存權及發展權才是第一人權（似出自中南海智囊何新政協）。這些話不能單獨地看，實為一整套獨特的意識形態。今天讀西 書，不能只看自由主義，也要讀國家主義，方可看清大局。
對中共意識作一鳥瞰後，再 回到香港問題。國家利益既為至上，西方制度、普世價值只是「邪說」，香港主權又歸中國，香港的投票權、被投票權必低於國家主權，所以，西式普選與「一國」 相矛盾。火上加油的是，英美等西方國家針對香港普選的講話極具「刺激」，有「振奮士氣」之效，中南海定當成「干涉中國內 政」的證據。彭定康發話了，魯平馬上現身，可見海裡不滿。在本土主義日盛的今日，共產黨很可能啟動鬥爭機器，把普選問題定性為敵我矛盾。不只香港形勢已 變，中國亦然，軟弱的胡溫換了鐵腕的秦人習帝，我重覆何新最喜的「危言聳聽」，於心無愧呀。
政治及歷史的現實
上面說了一些事實，未免叫 部份人吃驚，原來刀子早架到脖子上，竟不察覺，當然，也有人是裝蒜的。不過，「沒帶劍的契約是一紙空文」，老鄧所言意義不大，憲法、基本法也不重要，在政 治博奕中，只看中國有多少斤兩，香港反對派手段如何，及多少外力摻和。若有能力，西方必插手香港政治，開拓意識形態戰場， 遏止中國之崛起。借外力玩攻治，原是國共之慣技。請容我拖遠一點，談談政治現實，不再說政治學一類的清談，我本是讀史的老粗嘛。
十九世紀英國首相巴麥尊 說：「沒有永遠的朋友與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不只外交，內政、軍事、經濟等亦作如是觀。英國竟是中國的祖師爺。鐵血宰相俾斯麥的「真理在大炮射程 內」，乾脆爽快，亦是斯大林、邱吉爾、羅斯福、戴高樂、毛澤東等首腦的不傳之秘。古巴導彈危機時，海軍上尉甘迺迪腰板挺直，死活 不讓步，嚇得赫禿子（彭德懷罵赫魯曉夫語）龜縮，蘇軍慘遭凌辱。而今換了耍嘴皮的臭律師奧巴馬對抗克格勃頭子普京，結果利比亞內戰，美國慫而不敢打，普帝 大出風頭；俄軍進駐克里米亞，花旗國大發其嘴炮，希望口水淹死俄軍，又嚷著不去索契G8峰 會，北極熊說「不想來，便別來唄！」終於克里米亞入俄，豈不發人 深省？今日仍是強權的世界，打從人類不穿衣服那天就如此。不是美國比當年弱，俄國比蘇聯強，只是形勢及領袖不同。領袖換了，手段之高低也大異。當年鋼鐵公 司與鐵娘子談判，看似英人佔優。英國好歹是發達國家，中國貧窮。其實不然，老鄧曾與獨眼龍劉伯承指揮百萬大軍，打垮蔣家王朝，生死之間，不知幾回；戴卓爾 動用了三分之二的皇家海軍，只慘勝了阿根廷，鐵娘子鐵就鐵在對付工人，硬就硬在扈從美國。加上香港無險可守，英人戰線太長，二戰後國力劇減等因素，形勢早 在毛周掌握之中，解放軍早可南下，已拖了四十八年了。戴卓爾「不知好歹」，也許心存僥倖，提出：據「中英條約」，九七後英國可保留部分治權。老鄧罵道： 「告訴那臭婆娘，她翻錯皇曆了。」又威脅道：「隨時可單方面解決問題。」英國不死心，提出「三腳凳」，碰釘子了。中方欲設立中港英聯合委員會，英國怕被分 權，拒絕了。港人插不上嘴呀。某史家答道，當然，大國相爭，向來如是，英人於港人何親也﹖
說了一筆似乎風馬牛不相及 的流水帳，是為了告訴政治幼稚病患者，「沒帶劍的契約是廢紙」，「真理在大炮射程內」，整天唯西方是從，也該領會這兩句。大國博奕下的配角，汗牛充棟，史 不絕書，或五馬分屍，慘不忍睹。中英談判，港人參與有多少，你懂的。香港雖無威力，但畢竟還有利用價值，所以才換來普選 （姑勿論西式中式）及一堆優惠香港及港商的政策。
簡言之，其價值有兩層：政 治上，短期不可統一台灣，收回香港有助贏得民心，又可對台起示範作用，更深一層的說，香港是制度試點，為台灣回歸作準備，即使一國兩制真行不通，台灣回歸 前也有預算；發展上，香港經濟之強曾是中國之四分一，可提供資金、人才、技術、管理等資源，連接外國，有助實現四化，所以 鄧氏說不想要「蕭條的香港」。然而，如果把香港的價值看得太重，鄧老爺子又有話反駁：「若中國把四化建設能否實現放在香港是否繁榮上，這決策本身就錯 了。」別猜矮子當年底氣有多足，只看天朝今日肌肉有多結實。
習帝治下的中國，若不崩 潰，定強於當年。習公亦似有孝武大有為之志。香港則不進則退。今天籌碼還剩多少，誰來算一算﹖別找書生，壞事。未嘗廟算便出陣叫囂，只怕落得個貽笑千代。 中國人說得好，「盡人事，聽天命」，天命不可變而人事可作為，有人便有變數，只看反對派作為有幾大，中央決心有多強。-順帶 一提，若毛公未崩，「螞蟻緣槐誇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這兩句嘲弄蘇聯的話，無論如何都會落到香港反對派頭上，只是蘇港大小強弱皆懸殊，又一社一資。史家借題發揮，可一哂也。
冷戰因利益矛盾、意識形態（兩者互為表裡）而出現，港獨何獨不然？一國兩制之初已埋下其種子矣。史家說史，眼見當年爛帳，演變至今，豈不可歎？黨低估了民主信徒的熱情。陳雲根所斥「民主回歸派」之流也糊塗嗎？責任非一人之責任也，敢問路在何方？
【二零四六 香港盡頭】香港－ 中共經濟回魂的屍囊
文革十年浩劫，國家積弱，百廢待興，中共意識到社會主義不 可取，人民亦對黨統治有所謂「三信危機」，為求自保，中共必須改變棋路，香港遂因歷史契機成為中共保命的關鍵一著。從經濟特區的建設，足以窺見中共實踐兩 制的動機，是如何赤裸裸地衝著香港的經濟利益而來。香港於中共，猶如靈丹，得之則得治，失 之則失國。當年建設「兩制」本為「一國」服務，意在馴化港人，搾取資源。於中共戰略地圖上以價值定位的香港，他朝若優勢消弭，以中共統戰思維和狹窄氣度， 必吞亡之。蓋一黨非一國，今日筆者不談「一國」，姑且 就來談談「兩制」的經濟戰略。
國難十年的教訓
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構想，本 來就想套在台灣身上，只是後來臭屁不響，結果港澳遭殃。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根源西方，分別主張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前者創造資產階級，私有產化，後者鼓吹 階段鬥爭，無產無級。先天性差異注定兩派必然對立，非你死則我亡，歷史亦已經多次演繹兩者不可共存。冷戰時期，蘇美兩大陣 型對峙半世紀，諸位政壇能手尚未能解決困局，鄧小平幾番話就妄圖建構新的政治想像，未免過於自大。中共撒的謊自圓不了，就回以連番詭辯，改革開放三十餘 年，「社」表「資」裡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便一直成為了維護黨治的詭語戰略。誰不知詭辯聲愈壯，顯露出來的自卑感就愈惹人發笑。過往社會主義者高 估人性，忽略實踐空間，好高騖遠，脫離現實。十年國難摧毀黨政命脈，所謂人望高處，中共為求自保，唯一選擇就是放棄馬列毛，向資本敵人折腰跪倒。但視野局 限的中共未有過相關實踐經驗，開放中國不能一蹴而就，國家外匯短缺、投資環境欠佳等問題均需要靠境外勢力緩解。當時全國就餘下香港一隅能成就中共經濟規劃 的美事。
香港浸淫西方資本主義多 年，是全世界經濟活動自由度最高的地區之一。於內，其現代化基礎建設齊備，足以借鑑中共；於外，位居亞太區中心，溝通歐、亞、美三大洲，具扎實的轉口商貿 基礎，可謂佔盡地利。香港一隅就成為中共十年國難的唯一出路。改革開放至今，中共以「四個現代化建設」積極結合香港優勢， 興國救黨，這是經濟戰略的原始考慮。鄧小平當年口喊「不要貧窮的社會主義」、「先讓部份人富起來」一類的政治口號，打的是心理戰，不過是侏儒踩高蹺，自欺 欺人，此番辯詞詭語，壓根就是中共圖謀以經濟資本換取政治資本的技倆罷了。
香港是中共砧板上的一塊肥肉
觀照兩制設想基礎，是兩地 分治，互不干預。可惜這只能夠是個政治幻想。表面上中港利益交纏，彼升此長；但實際上，香港純粹被中共想像成自體膨脹的戰略工具，通過逐步汲取經濟命脈以 擴展勢力而已。所謂溫水煮蛙，香港前途將因一時之利斷送。鄧小平當年構思兩制，本來就衝著大中華情結、維護黨治而來，多番 講話也不過是棄毛走資的堂皇說辭。中共向來工於用字，精於詭辯，自欺不得，亦能欺人。當年民主黨誤信中共騙局，親手奉上港人利益，今日回首可謂追悔不已。 其實，回歸一刻，香港壽歲已然進入倒數，大限之期定於五十年亦不過參數，若中共完成自我膨脹，或香港失去價值，港亡之日將不遠矣，這從中共設置經濟特區的 戰略上已見端倪。
首批經濟特區設於1980 年，而一國兩制的概念是鄧小平於1982年講話中提出來，可視作開放政策的延伸。假若沿海開放是中共自保求存的戰線，兩制 就是循憲法途徑合理化這道戰線的手段。時英國租借香港新界的期限將於1997年屆滿，英國再無法律依據代治香港，一向心口相違的中共於香港問題，雖嘴裡說 不，心裡卻暗自崇拜英國這個假想敵。當年中共一度幻想超英趕美，可惜力不從心，最後還是折了一兵，所以於國際鋒芒畢露的英治香港即被中共爭奪，命途堪虞。 鄧小平講話內容多番提到多造幾個香港的可能性，言下之意就是建設多個類似香港的內地城市，潛台詞就是覬覦香港資源，擁護黨治。
共黨專橫，在權力不斷自我 膨脹的慾望下，偏聽偏信，它不可能真正下放自治權。加之香港曾受英式殖民思想熏陶百餘年，與中共建黨發展軌跡未有交疊，又源於特殊歷史經歷，香港素有獨立 文化身份，且於地理上與中共權力核心相去甚遠，佔據南方對海重要戰略位置，對中央離心力強，潛在威脅亦巨。放任香港不管， 傷害了黨的大中華情感，但香港畢竟是中共保命要脈，萬不能滅絕之。今推行兩制，實為短期懷柔戰略，長遠中共必以隱憂為由，吞亡香港。
經濟特區，價值在於吸引資 本，輸入外匯。中共以港為鏡，倒模類似的經濟區域，實行特殊經濟政策和經濟管理體制，刻意營造理想的投資環境，取悅國外投資者。當年深圳仿照港元幣制，有 過特區貨幣，與港元競爭。此舉雖出於經濟自保，內裡卻包含拒絕深圳成為香港經濟附庸的考慮。誰是主客，中共於此取態昭然若揭，香港不過是黨、國發展的圖則 參考罷了。中共連設深圳、汕頭、珠海、廈門四個南方近岸經濟特區，毗鄰香港而建，從地緣上竊取香港經濟成果，借港回魂之心呼之欲出。
初期經濟特區設於南方，筆 者認為理由不離其二：一，北方為中共權力核心，愈北之地，保守勢力亦愈鞏固，鄧小平以改革者姿態現身政治舞台，其興國救黨的野心，未必得到固執派認同，以 南方試點展開改革，可視為中共去舊求新的保黨運動，這本來就屬於黨內的權力較量；二，香港作為內地通向世界的橋樑，亦是黨 唯一的求生繩索，中共必死命抓緊，盡可能確保這一隅之地處於黨控制下。前遊擊隊指揮鄧小平黨外征戰多年，深諳佈兵之道，必施謀略以應對共港區隔的歷史局 面。四個經濟特區沿港而建，北有深圳，西北有珠海，東有汕頭、廈門，西南有海南島，四區地段可謂呈現包圍港島之象，形成一道以港澳為地區中心，呈圈狀擴散 開去的特區包圍網，筆者往下就姑且來談這道包圍網的政治經濟價值。
特區包圍網 亡港前奏
早於1980 年，鄧小平就開始著手佈置這道包圍網。中共當年先取香港北關，藉深圳南區接壤之勢連結中港，挖取技術和資源自肥，再置下珠海、廈門、汕頭、海南四路棋子， 分據東、西兩翼，圍堵香港，今我城可謂背水一戰。如此一來，共港博奕，盤局初定。中共刻意塑造這批城市資本自由的形象，毗鄰香港特區而 置之，就為淡化其戰略色彩，降低港人心理恐懼，在開放的偽裝下換取香港甘心奉獻。
開放初期，香港與內地經濟界限鮮明，儼如兩個獨立個體，前者先進，後者落後。中共要利用香港，就要從地緣上設置經濟特區開始。80至90年代，大陸經濟起飛，香港成為大陸產品輸出的重要轉口港，中港經濟前所未見地發達。中共開放路線取得顯著成效，香港亦有多項經濟紀錄的突破。簡而言之，在香港佐助 下，由經濟特區，到沿海城市，大陸經濟的發展勢頭形同烈焰，把大陸經濟燒得火紅火熱。
由兩地基本配套的銜接，到今日經濟上一系列合作，清晰觀察到兩者關係愈走愈近，呈現未來兩地經濟一體化的融合趨勢。中共本為覬覦我城資源而來，吞噬香港不過是時間長短的問題，2003 年CEPA協議就是歷史的偶然性作祟。當年中共乘SARS之機，利誘港人，借此協議進一步促進兩地經濟自由流動和經濟融合。從戰略作用來看，此舉為大陸情 報人員在港提供合法掩護，影響本地政局發展，謂之「買」下香港亦不為過。中共深明若單純發展硬件配套，永遠只能停留兩 地銜接的層面上。要達至經濟融合，須以政經制度的統一為前提。中港經濟關係駐足不前，原因在於兩制原則下，香港回歸只為實現主權統一，難以達至「同體」、 「同軌」、「同位」、「同律」四個同化步驟。近日大陸的中信集團，以中央控股國有企業的姿態來港註冊，是首間駐港國企。觀中共與國企關係千絲萬縷，此舉再 次說明香港作為中共經濟戰略據點的價值，也默示中央以經濟內化我城的意圖。中共對香港的原始經濟考慮是興國救黨，這本來屬於一種求生本能，鄧小平選擇從南 方開始建設，除了前述提及的地緣和黨爭因素外，這個以港澳為中心展開的包圍網，從戰略價值上看，南岸連結太平洋，亦將是中共經濟勢力向太平洋地區大規模延 伸的據點。
回顧歷史，世界經濟活動中 心並非固定不變。在前資本主義階段，地中海一帶曾經是國際經濟樞紐，直到十九世紀才逐漸向大西洋地區轉移。從世界經濟發展的總趨勢來看，太平洋地區將會成 為明日經濟活動核心區域。南方香港乃亞太區交通樞紐，連接西太平洋，據中共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位置。實現南方經濟一體化， 是中共突破地域經濟限制的必經膨脹步驟。早於改革開放初期，西太平洋國家一直是中國最重要的經濟合作伙伴。過往南方經濟建設的努力，除了是對全國示範以 外，同時亦是為將來實現南方經濟一體化的計劃鋪路。然而，要達至經濟一體化，就需要內化香港。因港人性叛，恐共心理是長期夢魘，且把握中共命脈，不可急 進，要消弭香港意志，統一戰線，則必施以懷柔，因此即產生兩制構想，再設五十年之限，期間不忘滲透勢力，無形中架空港治之權，既能帶動大陸發展，亦能安撫 港人，贏得和平掘起的美名，一舉兩得。過去三十年，大陸經濟取得理想成績，幾近超港趕美，香港的角色和價值亦已產生變化。今中共終領悟資本魅力，非再單純 崇拜蠻力，內化戰略亦由武裝馴服，發展到以經濟瓦解。有云「軍事為盾，經濟為劍」是中共新戰略思維，此話實不為過。今香港經濟空洞，過於倚重大陸，是此戰 略奏效之果。在「造了幾個香港」的趨勢下，中共擴大輸出人口政策的範圍，嘗試改造香港人口組成結構，又以服貿條款經濟上內化香港，加快南海經濟圈的規劃， 凡此種種，都預示日後南方經濟一體化下，香港會被經濟吞食。
無論白貓還是黑貓 捉完老鼠都是中共能吃的貓
鄧小平唯才是用，「無論是 白貓還是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一句話可以說是一國兩制生動的定調，具體法律根據就是《基本法》。筆者非法律專材，不欲對憲制誇誇其談，唯閱讀相關條 文，不期然聯想到西藏當年與中共簽訂的《十七條協定》，發現內文相似，不寒而慄。談西藏自治，就想到西藏獨立。藏獨運動源遠 流長，惟筆者欲以八字慨括之：中共無道，背信棄義。怎麼說法？建黨初期，西藏偏處一隅。惟1950 年因韓戰之故，中共以驅逐外國勢力之名出師，宣稱和平解 放，與西藏代表簽署協定，確立西藏自治地位，並承諾不變更其制度。然而言猶在耳，話語未畢，中共即在境內發動土地革命，鼓勵階級鬥爭，進駐後又違反信諾， 徵取拉薩大半存糧，幾令當地瀕臨饑荒。餓了大半個拉薩的人，還厚顏地強推社會主義改造，向民眾進行政治思想改造。連串行為，終引發西藏民眾的反抗，結果卻 遭中共口實，取消西藏自治狀態，納入黨治地圖，又安插漢人干預藏政，自治淪為空談。今西藏民族運動依然不斷，繼續對抗中共暴政。2010年新設喀什經濟特 區，相信就是中共故技重施，針對西藏、新疆之局而設的經濟戰略。
自治區待遇不一，從經濟角 度析之，中共的戰略心理就更立體了。比較西藏與香港，前者擁有牧區、林區、礦藏等，是講究使用者對土地操控程度的天然資源；後者擁有金融經濟、地緣優勢、 法律體制等，是多以經驗先導、天然資源難以取代的技術資源。中共國難十年，社會主義不可取，按照共語，它需要的不只單純 「硬」資源供應，更需要有助建構整個發展路線的「軟」技術供應。香港縱無天然資源，卻以經驗取悅中共，西藏雖有龐大資源，卻苦於空有材料、不曉技術，結果 被中共武裝同化了。
中共不可能下放治權，它是 擁抱權力的專制機器，貓能捉鼠，亦能被吃。在大中華複雜情感下，黨以經濟價值決定統戰力度，西藏當年如此，香港將來亦必如此。可以想像，他日香港的歷史任 務結束之際，中共將以大陸龐大市場，由北南下，以巨鵬展翅之勢撲食香港一隅。近年來，這個戰略愈推愈急，先有CEPA協 議、開通自由行，後又有大陸專材、前海區域等計劃，嘗試改造本土經濟圖譜，使香港倚重內地。連番政策，講的都是中港融合，今日港府賣港之心、中共侵蝕香港的企圖昭然若揭，港人必須醒覺，切勿繼續沉醉於燈紅酒綠的虛幻政治圖畫之中。
中共膨脹 香港淪亡
鄧小平以經濟特區偽裝包圍 網的建設，暗推經濟殖民，激發群眾求財若渴的動物本能，麻痺港人政治求生的意志，最終以此完成中港統戰戰略。在黨意志的膨脹下，國淪為黨的附庸，關心的從 來只有黨的存亡。資本為用、共黨為實的發展路線，短短三十年，令中共急速膨脹，香港自治危殆。隨著價值滑落，淪亡之日亦漸 行漸近。當今香港於中共僅存的經濟價值，依筆者見解，就是人民幣國際化離岸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可謂於此無幾。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過去在中 國發展藍圖中，一直擔當重要角色，但隨著開放政策，此位置已逐漸被取代。近年來上海尖兵冒起，大大威脅香港舊日獨有的經濟戰略地位。經濟學者張五常認為， 上海將會取代香港，成為明日中國的金融中心。今日上海金融中心國際化的條件已趨成熟，唯一幾點瑕疵也許就是當地目前尚欠大 量高質素的金融人材，以及一個自由強大的外匯貨幣市場。前者是視野和經驗的問題，通過時間發展和培訓，即能改善；後者則是國家策略的問題，需要政策和國際 因素配合，但也絕非天馬行空的假想。香港將來會否被上海超越仍是未知之數，但上海金融中心國際化卻是一種必然，且會無可避免地重疊香港的經濟職能。
目前中國經濟實力雄厚，外匯儲備逐年上升，約佔全球的三成。然而當中國多以美國債券形式持有時，就隱藏外匯儲備縮水的風險。這個問題，於2008 年 全球金融危機一度令中共焦頭爛額，雖百般不願，卻又減持不得。解說困局，恐怕非筆力所及，故粗略言之，即中共乃美國最大股東，盈虧依據兩國貨幣即時匯率而 定。假若美國匯率上升，則中國儲備價值提高，反之則不然。若果中國對美國債卷大規模減持，則會令美國經濟進一步惡化，這勢必對中國的出口造成不利影響，變 相會引發另一場巨浪，摧毀得來不易的經濟成就，故中美間就存在微妙的博奕關係，類似二戰後英鎊與鄰國儲備的依存狀態，只是昔日英鎊主導換了今日美元主導。 這大概又成為中共幻想的「超英趕美」，既驚且喜，逐以強國姿態在國際行客仗義，結果卻換來一屁股問題，巨額儲備令中共的經濟規劃必須瞻前顧後，裹足不前。 今共黨雄心壯志，野心非旨在中原，為解決對大國經濟體的依賴，它不斷改善自身經濟結構，企圖借人民幣國際化避開美元限制，取得國際話語權，真正擠身世界大 國之列。要逐鹿國際，成就中國完全掘起的經濟力量，人民幣國際化是必經之途，而這個步驟，就必須依靠香港。
人民幣國際化須通過人民幣 離岸中心來完成。所謂離岸中心，是指某地機構為非居民提供金融服務，是貨幣國際化的必經途徑。建設一個離岸中心，需要成熟的金融體系、完善的金融硬件設備 等等。可是，若將香港的優勢與現時中國各大城市比較，大陸城市毫不遜色：論幅員面積，不如廣州；論國際價值，其國際金融中 心地位亦將被上海取代，何以香港仍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唯一出路？答案在於兩制。這種制度優勢在於香港既為國際金融中心，又擁有透明監管制度、完善法律框架和 真正自由的市場，可以徹底取得國際社會對人民幣的信任。觀乎全國，這是中共治國下大陸城市先天性的局限。因此在中共的經濟戰略下，香港注定會是人民幣離岸 的關鍵一著。
筆者大膽以為，當上述兩項 歷史任務完成後，以中共德性，香港淪陷之日亦將不遠矣。或許是出於作為香港人的一種偏執，筆者與眾多香港人一樣，都曾經努力幻想香港美好的將來。然而，不 知是天真還是愚昧，香港人為經濟盲目了許多年，他們避談政治，親手放棄了自治權。談政或避政，要不拒絕相信香港淪亡論，要 不就是靈魂自欺的一種。也許打從中共當年看透人性、決定以經濟戰略同化香港的一刻起，我們的香港就已經注定要死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