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9日星期五

林行止: 敵我戾氣重 大公一路遙




一、行政長官梁振英似乎缺乏「用人之明」,他的「內閣」成員真是「意外」頻生。發展局前局長麥齊光已被定罪 「候判」;向行政會議告假逾半年的林奮強,由於廉署表示證據不足而終止對其「偷步賣樓」的調查,律政司宣布不予檢控,他便馬上辭任行會成員的職位;發展局 局長的政治助理何建宗,因為名下曾經擁有新界東北土地而未清楚申報,被傳媒揭發後承認錯失道歉離場;捲入商品交易所偽造文件案的前行會要角張震遠,今年五 月間聲言本身並無債務,還狀告指他「四處借錢」的電視節目主持人(前行政立法兩局首席非官守議員)李鵬飛誹謗,但言猶在耳,張氏於上周五(八月二日)遭債主入稟,追討他和他全資擁有的新效控股公司欠款四千萬元(加利息),反告李鵬飛的「控訴」,原該不攻自破!然而,前天廉署宣布不對他涉嫌違反防止賄賂條例 進行調查,惟並未消除外界對張氏麻煩纏身的觀感……。

去周日《明報》有專欄以〈車崩軸裂〉為題,議論特區政府的處境,無巧不成話,當天早上是非多多的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撞車入院;即使對政府施政再不滿,對陳氏的「官品」再多煩言,心態正常的香港人,初聞車禍的直覺反應絕非「活該如此」,而是於錯愕中希望他安然無恙。

這份剎那間的反應,是人情之常,令人感到早有「車崩軸裂」險象的特區政府領導層,他們若在毫無先兆的情況下,集體辭職或遭「權力來源」遣散(被集體「炒魷」),向來不滿其施為的廣大市民,即時的反應是額手稱慶還是一臉茫然迎接更難看好的未知數?

二、以 向稱平和的社會,從「人情之常」的角度,梁振英政府的「心戰室」炮製「敵我矛盾」的思維和戰略,可算荒謬,那比曾蔭權政府高舉「親疏有別」,更具破壞社會 和諧的殺傷力。「親疏有別」的方向失衡,源自趨炎附勢的媚骨;「敵我矛盾」的形成,根本就是存心不良,對香港一無是處。

放眼當前香港各個層 面出現的勢力對壘和較勁,比如法輪功「開壇」,便有「青關會」包圍;學民思潮絕食罷課,便有香港家長聯會發聲謾罵。傳媒大款意氣張揚,即有不見光不知來自 何方的小鬼出手威嚇;無論是港台在維園舉行城市論壇,還是公開議論時政的研討聚會,已再不止於耆英們有理無理的叫囂,而是由非正規非執勤「警察」給群眾和 記者拳打腳踢的提示、粗言穢語的規勸!

更極致的是,民主黨在五月間根據傳媒報道,向廉署舉報張震遠涉嫌濫用公職身份收受貸款利益,其後該黨 於六月份收到廉署回覆,指其單憑傳媒消息的投訴,經諮詢「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的意見後,得出沒有足夠基礎展開調查的結論,故而不作追究。曾經出任廉 政公署防止貪污諮詢委員會主席的張震遠,在有人入禀討債後幾近二個月才發出聲明,歡迎廉署對他「以權謀私」不作調查的決定,同時強調政治組織不該濫用廉署 程序作為政治攻訐的工具……。

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人人鬥、事事鬥、天天鬥而樂在吾心的,原來並不只是當年的毛澤東—且看今朝我們的香 港!近年政治生態嬗變,變不一定是壞事,變得愈來愈差勁才是大不妙。因意見不同的是非爭拗,幾乎佔去所有理性討論的空間。傳媒其中一項立身之本是「不偏不 懼」(No fear no favour),如今卻諸多忌憚、少不了偏袒。輿情失正、政府失公,自由自在的生活環境不再,香港正在虛情假義真意氣的氛圍下迷失;而「敵我矛盾」的製 造,加勁把港人推進事事糾纏的深淵。

三、一向靠攏梁振英的恒隆集團主席陳啟宗,數天前點名抨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理財上未能「應使則使」(應該用的錢便用),痛斥曾氏因此會成為香港歷史上的「大罪人」。曾俊華對陳啟宗言論的第一反應是感到「沉重」;不少市民則感到陳啟宗出言不遜,盡顯其輕浮的一面!

為什麼一介物業發展商會這樣毫無保留地抨擊梁振英手下的大員?

其 後在公開演說和網站中兩度解釋公共理財是以政策為本的原則,曾俊華申明他承繼行之有效的「審慎理財」哲學,絕不等於是「守財奴」;他強調不會因為公家口袋 「有錢」而隨便「為使而使」(為花錢而花錢),比如絕不會憑空撥款給一些未經審核、意識含糊的「口號中」或「想像中」的措施。設非如此,無論政策質素以至 公共資源的可持續性,都不可能得到保障。

曾俊華在曾蔭權時代曾派發現金給全港市民,那無疑是他在任上的「職業污點」;不過,人們並不附和陳啟宗,說曾氏亂派錢,而是認為此舉反映曾氏少動腦筋,缺乏策略性的財政思維。

然而,曾俊華輕描淡寫地說出「財政預算案」的取向,不是由財政司司長的個人意志作決定,便適足以證明其堅持責守的底線,且一語戳破從商的陳啓宗,藉豪言壯語 點名狠批曾俊華理財手法的觀點,不過是出自其對公共財政紀律毫不關情和無知。曾俊華在「梁粉」眼中,應是個不合拍的官員,不是「梁營」同志。要數「梁營」 核心悍將的共同理念,大概少不了他們對前朝「積極不干預」政策的痛恨,認為那是抱殘守闕、不長進、因循怠惰、不懂有效運用財政盈餘,缺乏當家作主的治港心 態!
梁振英政府並不緊跟過去那些行政管理的常規和程序辦事,缺乏幾經討論、再三分析,然後作出取捨的制訂政策應有的縝密過程。他們所謂的管 治「新思維」,扼要地說,是彰顯行政長官及權力核心的主張,繞過正規渠道,盡快把他們的「理想」化為具體的政策;推動起來,這種由上而下的運作方式,與過 往先向民間「摸底」,然後設想取向,再經辯論取捨的政策制訂過程,大不相同;公務員出身、經驗老練的曾俊華,其以政策為本的工作守則,正是雄心勃勃(好大 喜功)試圖發揮雄才偉略的新班子,遇上「阻頭阻勢」的「老頑固」。「歷史罪人」就是這樣輕率地從「梁粉」中堅口中噴落曾俊華頭上。

自從董建 華推行政治任命官員問責制,把行政主導改為行政長官主導,過去的一套很難持久,不言而喻。更富人治色彩的行政長官主導,需要財政制度的變通,那不一定全非 好事,當年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拾級而上的發展,便是一個好先例;可惜特區政府囿於重用港共(新加坡把「新共」逐個捉清),政府政策偏向小恩小惠,盍興乎 來的東一個主意、西一式「辣招」,失其香港一體的管治大要,這些未成熟便推出的權宜政策,也許能收短期效果,贏得既得階層的掌聲(和選票),卻埋下長遠消 極效應。曾俊華以政策為張本,不肯輕易撥款,起了財政把關的作用,為識者賞識,自不待言。

由於泛民受到排擠,港共才有「上位」的機會,過去 英國管治幹才在香港主權回歸後相繼離港,香港政府少了堪用長才,本地精英又大部分接受不了必須愛國愛港始堪重用的政治品評,不熱衷於政事,所以在政壇上活 躍的局限於有勢無權的社運人士,香港遂淪為草根意識抬頭的管(亂)治。看梁振英振振有詞把派發一千一百元的長者津貼視為早一年做好扶貧之後的成就,將之與 政制諮詢時間的先後緩急混為一談,港人對於香港能否保持國際都會、金融中心,能不擔憂?

立法會裏最大政黨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對擴建屯門堆填區遭遇抗議的建言,竟然是政府對屯門居民有虧欠,應該考慮就堆填區帶來的影響,對該區居民作出補償……。把政府擬人化,政策既不從「公」着眼,亦不從盡量 減少厭惡性污染着眼,而是藉補償「收買」(賄賂)當地居民,除了以「低莊」(手法拙劣)來形容,還有什麼話可說?

當權者器重目光如豆的一小撮,輸了器宇的香港便再也載不下大資本家落地生根的大發展。從個人主張到公共策略路遙且艱,梁振英政府過去一年的作為,令人非常失望;可惜的是,梁氏不濟事,人人要他下台,可是,現行制度不變,他的繼任者更不堪的機會極高。

林行止:真愛無邊難成事




 一、如何落實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的研究、咨詢和籌劃,是不少港人大感迫切的「終身大事」,何以梁振英政府不當一回事,好整以暇,遲遲不肯啟動?是中央未「吹雞」他不敢輕舉妄動?是港澳辦需要忙完新一屆澳門行政長官的選舉,然後才有時間處理香港事務?是梁氏個人感覺咨詢費時失事,與其花長時間七嘴八舌地說長論短、虛耗時間,索性押後處置,待選舉期近才快刀斬亂麻一錘定音?還是為了「先派一千一百元」的扶貧工作而抽不出時間?

無論是什麼原因,梁政府因為動作遲緩,喪失了政改咨詢的先導性,種下被動、絕非有為、不知輕重的形象。行事誤失時機,使一班等得焦慮絕非魯莽無知的中產斯文人聯合起來,以「可能」和平「佔領中環」為手段,爭取及早落實真普選!

泛民人士比較常用的「真」普選,好比港人耳熟能詳而未必很多人明其究竟的「愛」國「愛」港,那其實是令人躊躇彷徨的「口號」(形容詞?)。「真」與「愛」都是不著邊際,必須賦予更多具體內涵和界說,才能消除因之而起的偏執與爭拗,成為有詮釋基礎、足供人們因應的共同准則。否則這幾個簡單的字(名詞),背景不同的人的理解南轅北轍,勃溪頻生、齟齬不絕,成為妨礙咨詢進行和達成商議的意識陷阱!

行政長官是特區之首,代表香港人﹔他也是中央認可管理香港的國家官員,從屬中央、負有聽命服從的責任,是理所當然的事。這種雙重身份與當年英國政府遣來的總督,區別不大。不過,英國的香港總督人選,可能來自不同政黨或不同部門的政府官員﹔而中國是一黨專政,加以黨國不分,愛國必然和愛黨混和。可是,為什麼不提愛黨國愛香港而強調愛國愛港?為什麼不索性定下共產黨員才有資格出線選舉的規定?

二、別說北京很難想象有個不愛國不愛港的人當行政長官,理性的香港選民亦絕對不會自找麻煩、自討苦吃,故意投票給一個執意與中央對抗的候選人!不過,要厘清分野的是,港人在政治信仰上不認同共產主義、不喜歡共產黨,並不等於不愛中國,更不等於不接受、不順從中國是由共產黨專政的政治現實。不少港共堅壁清野,把不同政見、不北望神州希旨承風、不靠攏中共想法的,便認為他們不符合愛國愛港的條件—那是多數港人不能接受的「愛黨愛港」,也是一國兩制千裡來龍在此愛國愛黨上結穴的精粹。

既要有愛國愛港的門坎,又要有普選精神,兩者兼顧的辦法,就是把不愛國不愛港的底線定得很低。比如說,在香港回歸後仍然公開高呼打倒中國共產黨的,不能「入閘」﹔比如說,參選人要預先聲明必將接受、遵守、尊重一旦當選的就職誓詞內容和承諾。如此這般,政見有異於港共的,便不致於受排擠,以至失去參選的權利,與普選的意義相抵觸。上面的舉例並不嚴謹亦不周延,只是循此思路設想,便不應在政見多元的社會,在參選資格上,先來一輪不合港情的篩選。一定要篩選,港人又怎會接受怎會服氣!

爭取「真」普選的一方,該有「真」是惹火的意識,有異於「真」的政改提議,難道就是「假」了?所以具體提出一些保障選舉不是受操縱、不是藏污納垢、不是事先已有圈定人選的「跑假馬」,如此這般具體而微的建議,總比真真假假的意氣用事更實際。

三、月前談論香港政事,指出「四面楚歌」的行政長官梁振英能否終任,主要取決於他是否拿得出妥善處理「佔領中環」的辦法,當時筆者認為,如果當局最後必須出動防暴警察(遑論駐港解放軍),即使只使用「最低武力」,在驅散和平集會人群時導致流血、無法阻止「敵我」群毆或大規模圍捕參與者,北京恐怕非著他下台不足以平息本地民憤及國際輿情。

非常明顯,「佔中」醞釀十多個月,「無風三尺浪」的傳媒,不論冷熱、無分地域,必然聚焦中環,意味此事無法平和收場的場景,瞬間傳遍寰宇。絕大部分認同民主普選的本地和國際記者及論者,對這次因政府無法落實普選承諾而以暴力鎮壓的行動,必會繪聲繪影、圖文並茂,全面報道、譴責當道,香港作為一個久享和諧安樂大都會的聲譽,肯定一落千丈。退一步看,假如在國際傳媒圍觀下,當局有所忌憚,「不敢」動武,結果數以千計「佔中者」聚集中環,夜以繼日,則會令金融中心癱瘓,商業活動無法順暢運行,而不必傳媒傳揚,跨國企業傳回總部的信息、與外國有聯系的本地公司向客戶報告此間實況,便足令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失色!

上述種種,在北京當權者估計中,也許只會帶來「暫時挫折」,因為「六四風波」後經濟誘因很快令一度「義」憤填胸、誓言杯葛中國的西方企業尤其是金融機構重返中國,北京固然因此看穿看透資本家的偽善,進而認定他們不會因為鎮壓「佔中」而長期撤離香港﹔但一如筆者較早前的分析,「今時不同往日」,以現今西方見中國真正崛興,普遍感染了「紅眼症」,那股遏制中國的政治勢力,也許會藉此對本國企業「曉以大義」甚且通過帶有政治歧視色彩的法例,迫使它們退出香港市場。果如是,在前海尚未全面運作的此際,便大事不妙。

不過,最「不妙」的是,「佔領中環」一旦成事,意味手無寸鐵的群眾發揮了打擊政府威信及摧殘經濟活動的作用,難保對現實極度不滿(飽暖知榮辱,用現在的話是消費者權力的提升最後極可能演化為爭取政治自由的動力)的內地人民,不會有樣學樣,「香港人做得到的事為什麼我們做不到!?」,在網絡信息傳播瞬息千裡無遠弗屆無孔不入的現在,內地人民「照辦煮碗」,不足為奇。內地城鎮有人滿之患,尤其是當局全力推動「城鎮化」、鼓勵大量棄耕農民入城,只要他們當中有「一小撮」挺身而出、走上街頭,在大城小鎮的心臟地帶「和平靜坐」,社會秩序大亂,政府便無法正常運作﹔毋須國際傳媒親臨現場,人民會自動把此混亂場景拍下上網……。眾所周知,內地絕對聽黨指揮的公安、國安以至軍隊,掌握了把這類群眾活動徹底粉碎化於無形的「硬實力」﹔然而,再度動用武力流血清場,不僅會使統治層內部保守與開明派的深層矛盾白熱化公開化,在國際間更會招惹政府杯葛和傳媒「圍剿」式的抨擊。這又豈是正致力於國內「和諧化」及樹立國際聲譽的中國領導人所樂見?

及時定出普選咨詢時間表,並以公平心態慎重考慮、順應民間對雙普選的訴求,一切相關策略應以令爭取「真」普選的民意覺得他們的目的已達,「佔領中環」方有「胎死腹中」之可能。不過,不論「佔中」有什麼後果,對香港和中國均有不可估量的負面沖擊,有關各方對此不可掉以輕心!梁振英政府當前的首務該是如何使出渾身解數—也許應參詳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的「大和解方案」(曾氏說應與爭取真普選者「大和解」,是否意味他心中已有方案?)—令這場極具政治震撼性經濟破壞性的公民抗命活動無法成事。

雖說有「迎難而上」的決心,但已「支離破碎」的梁振英政府有此種能耐嗎?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古德明: 「引擎」和「巴士」




香港最近有所謂本土派,據說是要以本土文化抗拒中共影響,我也因使用「發動機」一詞,遭他們質疑:「稱『引擎』為『發動機』,是由於共匪語言滲透力強,還是別有原因?」本土派請多讀點書,多點認識香港固有的中國文化,不要把中共當做中國才好。

「引擎」是英文engine的音譯,「發動機」則是意譯,都不是中共詞語。中華民國前總統蔣介石一生剿共抗共,不遺餘力,這一點本土派大概不會否認。然則請看《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十八蔣介石一九四一年五月六日對空軍工廠的批評:「各廠對於飛機及發動機保管之怠忽,與工作之延誤,更是駭人聽聞。」蔣介石不以文章鳴世,但中文修養很好,遠勝毛澤東。他筆下文字,難道也是香港本土派眼中的「匪語」?

我取「發動機」而不取「引擎」,原因很簡單,也應是翻譯界的基本原則。臺灣翻譯學者張振玉一九六六年出版的《譯學概論》第四章解釋得很清楚:「西方術語,初期漢譯時,以中國無相同詞,乃譯其音,而別注其義。然見其音而不識其義,一不便也;中文單音,國人習於語詞之簡短,音譯外詞,每有一詞多音之時,二不便也。久也,譯者乃捨其音而譯其義,或就其性質而以新名稱之。」

以下詞語,請問讀者懂得多少?─德默克拉西、因士披力純、伯力門、密斯脫、賽恩斯、司提克。這些都是音譯。現在請看其意譯:民主(democracy)、靈感(inspiration)、國會(parliament)、先生(Mr)、科學(science)、手杖(stick)。音譯意譯,孰優孰劣,不待多言。

事實上,音譯往往還令人誤會。今天,常有人說「香港的普羅大眾,多屬中產階級」之類廢話,那是受「普」字所蔽,以為「普羅」即「普通」,殊不知那是proletariat的音譯,而proletariat即「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怎可能「多屬中產階級」?音譯之病,於此也可見一斑。

當然,有些名詞,意譯不當,我就寧取音譯。例如bus,大陸叫「公共汽車」,臺灣叫「公車」,但我向來只說「巴士」,因為的士、小巴等,不應不算是「公共汽車」,「公車」更應包括火車、電車等公共車輛。此外,「公車」古時指官家之車。《史記》卷一二六就有東方朔上書漢武帝,獲公車接待的故事:「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Bus音譯做「巴士」,是最清楚簡單的譯法。



古德明: 「你媽的毴!」


梁振英就任香港行政長官一年,愛港力、愛港之聲、青年關愛協會等「愛」字組織有如雨後春筍,相繼崛起,凡有鼓吹民主的聚會,披露大陸真相的展覽,他們都會聞風而至,在香港共家警察細意保護之下,肆意啟釁,隨手打人,或把不平市民打得血流披面,或把新聞記者打得仆倒地上。
七月十四日,小學教師林慧思路過旺角,又見「愛」字組織掉臂橫行,問警察為什麼不維持法紀,一個警察昂然說:「我現在警告你,你走不走開?」另一個說:「你不走,就把你拘捕。」無數港人的心底話,終於在那教師口裏迸出來:「你們這些公安,這些賤人!What the fuck(他媽的)!共匪邪惡得不得了,你們怎麼還為虎作倀!」新香港當局自然不會放過這樣一個教師。
於是,警察員佐級協會、警務督察協會、政府華員會、教育局、教育工作者聯會、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家長聯合會、香港行動等等組織,一時之間,同氣比聲,爭相批評林慧思「講髒話」。她學校附近,掛起「失德」、「誤人子弟」等標語;旺角街頭,還舉辦聲討林慧思論壇。大陸文革期間批鬥「臭老九」的手段,一下子重現香港。中共「保證香港五十年不變」,而今年不過是第十七年。
林慧思見到公安警察、「愛」字組織所作所為,罵一聲「賤人」,說一個fuck(肏)字,有什麼不當,我不知道。把所謂「髒話」當作口頭禪,像香港很多警察那樣,固然不必;但眼見共家鷹犬鉤爪鋸牙,欺民害物,不說一句「他媽的」之類,那就是連人性都沒有。也許,在新香港,沒有人性,才最有資格為人師表,否則怎能教學生向五星紅旗禮拜,把紅旗之下冤死的千千萬萬中國人,完全拋諸腦後;怎能鼓勵學生「學習毛主席的刻苦精神」,把駭人聽聞的驕奢淫逸,都美稱為「刻苦」;又怎能向學生講歷史,把六四屠殺輕描淡寫,化作「出動軍隊,平息風波」八個小字。
二零一零年,中學教師吳美蘭見政務司長唐英年到校宣傳假民主,慨然舉起「我要有權選行政長官」標語。從此,她就不得升遷,只能看着其他教師後來居上。現在,林慧思比吳美蘭更進一步。她將來未必只是「不得升遷」而已。
孔子曾因故人原壤無禮,憤憤罵道:「幼而不孫弟(遜讓兄長),長而無述(無事足以稱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他還拿拐杖打了原壤一下。假如孔子打罵的是香港警察,一定會受到「為人師表,語言不檢,辱及長者,濫用暴力,誤人子弟」等譴責。
《說岳全傳》第二十三回岳飛麾下大將吉青見金兵南犯,恨得咬牙切齒,掄起狼牙棒上前喝道:「你媽的毴(陰戶)!」中國讀者從來不覺得這話有甚麼不當。「髒話」說在應說的時候,何髒之有。
當然,對侵吞中國國土的賊寇來說,「你媽的毴」和What the fuck等話,無疑刺耳非常。

古德明  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