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3日星期六

陶傑: 「中國人成熟嗎?」



大陸黨報痛罵香港人抗拒「國民教育」,像三歲小孩撒嬌。

香港人如果像三歲小孩,以「香港人也是中國人」的邏輯推演,那麼中國人的情緒和智商,動不動就吵嚷說「中國不高興」,又有幾多歲?恐怕也不會超過四歲。

三四歲的小孩,幼稚有餘,是不成熟的小動物。留學德國的時評專家邱震海,著述「中國人成熟嗎?」從歷史文化的基因,探究中國人為什麼至今仍如此之狹隘幼稚的理由。

邱博士認為,中國人自從洋務運動失敗之後,即陷入了「整體的焦慮、騷動和混亂,中國的現代化從整體上迷失了方向,血雨腥風,生靈塗炭,自相殘殺。中國的精英救國之路,陷入了巨大的迷茫之中。」

這個不成熟的民族,慣於自欺。一九四九年,他們以為「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換來飢餓和鬥爭的毛共三十年,還以為自己是世界共產主義的明燈。

西方文明國家,包括歷任的香港總督,不動聲色,在珠江口岸之外,一半憐憫,一半暗自看笑話,靜靜旁觀。好不容易,等到「活捉四人幫」,大夢初醒,西方以為中國從此學懂了點常識,哪知道這個民族,又因為「發展是硬道理」,道德和信仰,遭到前三十年的大挖空,今日又以為活在「盛世」,其實漸向瘋狂滑落,走火入魔。

邱博士留學德國。德國是哲學之鄉,邱震海冷靜而理性,舉證縱橫,他用學術的分析,告訴中國人,你不是你想像之中的很行;不,即使你用錢,買下一條尖沙咀廣東道,買光了香港山頂的豪宅,你還是很幼稚,你不行,你真的不行。

身為中國人,或香港人,如果你覺得四周的氛味不對,如果你還自覺有點清醒,你不想被「中國可以說不」這類的庸俗愛國情緒欺詐,看看「中國人成熟嗎?」可以當頭澆一瓢冷水。

至於香港人,倒可以向黨報的社論作者反問:不錯,我是三歲小孩,但你們動不動說「中國不高興」,這種口吻,你不高興了,世界要來遷就你,不也是三歲小孩進不了迪士尼、吃不了麥當勞的撒嬌口吻?大家都是三歲小孩,哈哈,中國人又瞎抓什麼狂?

果欄﹕「小人物」與「年輕人」



文 阿果


上星期日,電視台推出新節目《星夢傳奇》,挑選旗下藝員踏上舞台,在全港觀眾面前比試歌喉。節目播出後,一如所料,身邊電視迷朋友火速分成三派﹕有的(又)聲淚俱下,控訴無(又)抄襲內地的《我是歌手》,踐踏創意,不思進取;有的雙手掩耳,痛斥無搞歌唱比賽,是繼讓黃宗澤獲「勁歌優秀選」後,又一折磨港人,損害聽覺之舉;第三派朋友跟前兩派不同,正能量滿瀉,聲線異常響亮,無不高呼﹕「鄭俊弘,我認得你!」

鄭俊弘究竟何許人也?這個問題,周日之前無人回答;節目播出後,全港媒體蜂擁搶答——鄭今年29歲,加入無已有十年,其間拍過四十多齣劇集,一直載浮載沉。這個星期,他卻因在節目上翻唱陳奕迅《時代曲》,獲得評判推崇(「不要當演員,乾脆唱歌吧!」),博得群眾掌聲(網民開設「鄭俊弘我認得你」專頁),然後報章大字標明「只要堅持,總有出頭天!」,雜誌放大他「月薪六千捱半年」的辛酸。又一個小人物的發故事。

將小人物推上大舞台

小人物的故事,緣何動聽?雜誌寫,鄭俊弘音樂底子不錯(8歲學聲樂),17歲參加新秀歌唱比賽獲獎,卻遇上唱片公司大地震,唯有轉當藝員。其間曾經歷半年無工開,考慮過轉行當警察,最後決定咬緊牙關熬下去,直到今天……小人物小故事,有高低起伏,有個人情緒,有教育意義,自然受歡迎。這些年來,社會階級停滯不前(甚至集體下流),香港人心情欠佳,遇見逆流而上、出人頭地的小人物,拍掌叫好,理所當然。電視台眼見此舉大收旺場,於是花盡心思,在「花旦」、「小生」的暢銷生產線以外,另闢蹊徑,將「小人物」(如「蘇基」)加工製造,推出市面。捧紅鄭俊弘的《星夢傳奇》,無疑是這思維下的文化產品。

為了與眾不同,我自小支持歪星,追捧綠葉(曾因在地鐵遇上余子明而徹夜難眠)。然而這一次,對於電視台刻意製造的「小人物」,我眉頭皺起,腦海有問號。

「小人物」為何會是小人物?三年前,《南方都市報》派人深入電視城,進行「TVB電視人生存狀態調查」,結果發現衣香鬢影的花旦小生身後,有許多像鄭俊弘一樣,有心有力卻苦無機會的基層藝員。這些藝人,有的出身藝訓班,有的深諳藝術,卻沒有底薪,每亮相一次,只獲得數百元報酬。在不能接其他電視台工作的情下,只得望天打卦,靜待機會,或如「蘇基」古明華轉行兼職,到配音組甚至更無關痛癢的崗位工作。

肯捱自有出頭天?

這些年來,電視觀眾發現,公仔箱裏出現的臉孔,來來去去還是那幾個人。做侍應的,做兵丁的,有沒有可能往上流動?官方的說法是,只要肯捱肯努力,自然有奇蹟發生,得以熬出頭來。話說完了,制度依然如鐵板,原封不動,然後偶爾推出《星夢傳奇》這樣的節目,捧出兩三個鄭俊弘,電視台大事宣傳自己怎樣為「小人物」提供機會,追尋夢想,至於其他藝人繼續販賣青春,在台邊一角覓其理想。節目播出後,有擅長唱歌的四線藝員大吐苦水,埋怨自己沒簽經理人合約,連參賽的機會也沒有,正好反映電視台愛講的「小人物故事」,充其量是一道幌子。

這星期化身幌子的,除了「小人物」,還有「年輕人」。

上星期日,發展局長陳茂波(又)發表網誌,以「為年青一代,建造新一代新市鎮」為題,呼籲各界支持新界東北新發展區最後方案;幾日後,特首梁振英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一邊力挺發展計劃,一邊強調﹕「今日20歲的年輕人,10年後成家立室,養兒育女,到時居住單位主要來自新界東北新市鎮;今日的初中學生,他們20年後的家會在新界北,今日的幼稚園小朋友,他們30年後的家會在填海新區。」我自問年輕(跟譚校長同齡),聽見高官反複提及「年輕人」,我專心聆聽。然後,眉頭又皺,問號又現。

爬不上這道社會階梯

年輕人需要的是什麼?最近幾年,我聽過許多年輕朋友埋怨說,樓價太貴,負擔不起,於是結不了婚,做不成人。這些苦水,梁振英應該也見識不少。但與此同時,我聽過更多年輕人說,社會缺乏流動,機會貧乏,下一代香港人,毫無希望,不如移民。對此,高官的說法繼續是「只要肯努力,自然會熬出頭來」;但我們眼見的是,這一代人讀完書,進完修,OT,那道社會階梯照舊擁擠不堪,爬不上去。這個年頭,香港的年輕人跟電視台的小人物,處境其實相差無幾。

自去年起,「為了年輕人想」,一直成為政府推行政策的重要宣傳策略,梁接英甚至曾在施政報告中表明,若然反對土地發展,「將來蒙受惡果的只會是今天的青年人」。然而作為即將蒙惡果的年輕人,我們必須要問,究竟所謂的「年輕人」是否就只得官員口中的一個模樣?當然不。上星期日,我們看見同為年輕人的卓佳佳,情理兼備,力陳現時政府發展方案如何荒謬。年輕人,從來不只是陳茂波、梁振英口中那一種;我們當然希望早日買樓、成家立室,但同時也期望社會平衡、階層流動、法治長存;上樓是「年輕人」的夢想,但公義、公平,又何嘗不是?

我們可以預期,《星夢傳奇》結束後,鄭俊弘等「小人物」將會在電視台追捧下,乘勢冒起,成為一時熱話,但曾經與他處境相同的一眾綠葉配角,仍舊懷才不遇,繼續浪費十年;至於政府吹捧(計劃時所需)的「年輕人」,十年後大概仍然被壓在底層,無法動彈。新界東北一旦發展,到時遷入居住的,是「年輕人」?還是雙非富豪?

眉繼續皺。

不存在的龍鼓灘



文 陳嘉銘

十年沒有到龍鼓灘,我卻發現這輛黃昏的巴士上,多了不少「龍友」。龍友在黃昏入龍鼓灘,不是奇事,因為這裏有屯門最美日落,有興趣全高清拍攝的,一定不會放過;然而今趟車上,沿途多了耳語:「這是貨櫃碼頭」、「那是石化廠」……還有近日甚囂塵上的堆填區——才路過,車上人嘖嘖稱奇:「原來係咁!」後又繼續隨車直到總站,下車即達龍鼓泳灘看日落和發電廠煙囪;卻似已遺忘不遠處,因視線拐了彎,而看不到的堆填區。

看不到的,如不存在,那是中國人「眼不見為乾淨」定律;是故若非政府計劃擴建堆填區,而更非民建聯先反對擴建,後投票撐撥款,這個「不乾淨」的垃圾處理地點,連同其地段,都似乎未曾存在過。這個地段特別,因為它在屯門,又似乎不屬於屯門;而它被鄉議局發叔保護,再與泛民仁哥合照,卻又可見屯門人的突然肉緊,似另有故事。

「屯門」是眾數

這個故事不易說,因為連日報說的「屯門居民反對擴建」,讓我當然相信真有熱心屯門人,要踢走政府未經細察的方案;然奇詭的是,當我細問身邊不少屯門人,對事件有多大認知的時候,十之八九都只有反對,卻不肯定擴建影響。及至周五晚新聞說,立法會財委會中止辯論擴建撥款,把與會的屯門居民改稱為「龍鼓灘居民」,我才看清楚,其實真正為受影響而發聲的,還是泳灘附近住客。

當然其他地段,都會受擴建影響:早已肯定的,是交通流量必會因垃圾運送,而單靠南下的龍鼓灘路,令屯門碼頭一帶,甚至是遠至三聖、友愛與安定的行車受影響;至於北上會重新開放與擴建的稔灣路,則連同元朗交通引起不便——還未計空氣變質,生態破壞……不過居民對上述影響未必完全掌握,想到的,多是地理政治學者所言的「NIMBYNot in My Backyard)」,意謂「唔好搞我後花園」:同你死過,並不因為你影響龍鼓灘的中華白海豚,甚或殺死周圍的紫斑蝶或金斑蝶,而是因為你阻塞交通導致空氣污濁!

說得老實點,龍鼓灘的確是個後花園,卻不屬於一般屯門人,而是半世紀來於此落戶的劉氏與鄧氏等鄉紳,現居人口幾百(維基百科更說只有二百),相對屯門人口五十萬,肯定不是一個大數。提出懸殊對照,並非要說「咁少人,梗係要犧牲小我啦」,而是要指出,這一場疑似「屯門抗爭」,所說的「屯門」其實只是小部分屯門以西地段;屯門北的新墟與鳳地,以東的虎地至嶺大,甚至是屯門市中心,以及周遭的友愛與安定,連同大興及良景,龍鼓灘都似毫不相干。

那是否代表龍鼓灘沒有為屯門留下一點印象?不!屯門人有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龍鼓灘雙屍案」,更有近十年討論的龍鼓灘連接蛇口通道……然而這些事件其實更如其地理位置,與屯門人既近且遠:說發生在屯門的,都像來自別個星球,好些事件更只見他人肉緊——比如蛇口居民在○八年就曾反對由屯門建道而來,因為那會把發電廠與堆填區的污染,帶到那處。

屯門人少有發聲,因為龍鼓灘似在屯門,又感覺不在屯門;屯門人雖說慣以長途跋涉來往港九,可就不想再由屯門乘車半小時,再往屯門的一個小地段僅為燒烤——那是極佳的沿海露天享受,而亦是最為人知的龍鼓灘活動(騎馬學校與賽車場等玩意,僅屬小眾)。屯門人對龍鼓灘的印象,就真以燒烤場地在地區報賣廣告,構築印記;它比起屯門市中心由八佰伴結業,以至開到有「全新三樓」,都不夠豐富,也就成不了屯門人的認同。

矛盾重重 都是權杖

認同不足,卻不代表它失色,因為它畢竟有獨特性。文化地理研究常常走入都市,卻在近廿年多加農村對照:龍鼓灘不是農村,可它的鄉鎮式居住形態,相對屯門市中心的都市發展走向,一退一進,本就是二分明顯的城鄉論述。問題只是,城鄉必有對照因由,可龍鼓灘十年如一(更遑論屯門站上蓋已有過萬元呎價豪宅)——它似乎沒有變過,也沒有足夠製造論述的事件,致令它如抽離時空。

農村研究有指地區宗教或旅遊發展,會製造論述,龍鼓灘亦有天后廟與燒烤場,由古至今,可都不及一次堆填區擴建,來得天搖地動;那是因政府行事不濟,卻輕易成了建制派的(激進)泛民上身,認同拉布,大聲疾呼。空間論者Henri Lefebvre言及,空間有政治,更是擁有特權者的自我鞏固機制,以至在今次事件裏,建制派反對到支持再到反對的矛盾重重,最終只揮舞了由他們主導的權杖;對龍鼓灘的地理以至論述空間終至浮面,「原來係咁」之聲不絕於耳,可不少屯門居民即使簽過名,反對擴建,都只有陌生感嘆——因為龍鼓灘一役,是個別(鄉紳)事件!

但願發叔一早也為屯門出現高價豪宅、連環金舖、菜園遷村與東北發展而拉布反對;因為個別事件,眼不見的不僅在屯門,只是我們慣以不見,以為乾淨罷了。

星期日現場﹕面對垃圾,沒有光環



文 阿離

擴建堆填區一役,面對泛民與部分建制派聯手攻堅下,三個堆填區擴建計劃最終全軍覆沒。「發叔」劉皇發在中止辯論後向鏡頭豎起勝利兩指,意氣風發有如手刃仇人。撥款爭議暫告一段落,「堆填區」三字終將在大眾眼界中再次隱遁,一如丟進垃圾箱的廢棄物,絕於五彩黑甜的生活中。

自擴建堆填區議題浮面,三區議員和居民相繼絕食死諫,群情洶湧,擊起不少回響。友儕中談起,大多是吃花生般嘲笑「民建聯成功爭取令屯門變成垃圾崗」,或踩兩踩口票不一的建制派議員,卻怎料有人一問﹕「喂咁你贊唔贊成擴建堆填區?」全體靜默,支吾無語;身為從未與垃圾為伴的十五區市民,根本無法理直氣壯。

現實是,面對垃圾,沒有人有光環。

難入無人之境

為了解堆填區居民之苦,筆者特意走到將軍澳大赤沙。穿過日出康城那堡壘般的樓牆,過一條馬路,向右快步走十分鐘,就來到「環保大道」——即通往堆填區的一條主要通道。道上不斷有載垃圾和建築廢料的大型貨車輾過,車一飛駛,沙土就唦啦唦啦拼旋,混在早晨八、九點鐘的炎陽光裏,颳向面頰。筆者像螻蟻般圍堆填區走,發現鐵絲網外的人行路竟是繁茂綠蔭,野草從路上的石磚隙縫中掙頭競生,有種詭異的生機。野草蔓生,原是因為人罕至,旁邊的報館、電視城和工業村,人人都隔離在密室中,在其內遠眺垃圾山,不覺又厚了幾層。路上看到停泊一旁的貨車司機,懇求他順道兜筆者進去看一看,怎料靚仔司機死命不從,「人係行唔到上去!」

我們減過幾多垃圾?

實在,市民要進入堆填區,可參與環保團體舉辦的活動,然而在平日堆填區則絕不對外開放。這個「人係行唔到上去」的地方,是城市的另一個世界。入口處的保安阿姨告訴筆者,即便是同事要開工,從正門行到其崗位,也要走二十多分鐘,而堆積垃圾的最深處竟達100米。這麼巨大的垃圾桶滿瀉的情,單是想像也夠嚇人;然而,真實卻不遠。若不擴建,現存的屯門稔灣、打鼓嶺及將軍澳堆填區將分別於201920172015年爆滿。面對這個幾年後的現實,不少人認為政府做好源頭減廢就能免去擴建堆填區的重壓,又或是把今日的擴建,歸咎於減廢做得不好,甚或從沒認真執行。到底這些年來,香港減了幾多垃圾?

香港的廢物處置一直進行中,卻是功成無期。港英政府於1989年推行《廢物處置計劃》,把位於鄰近民居的十三個小型及舊型堆填區關閉,同時停用昔日位於堅尼地城、荔枝角和葵涌等地的焚化爐,以現時三個達到國際標準的策略性堆填區為處理廢物的主力;回歸後,政府在1998年實行《減少廢物綱要計劃》,於屋苑推廣廢物回收,在每座大廈外設置黃藍啡回收桶;及至2005年,時任環境運輸及工務局長廖秀冬公布了《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 (2005-2014)》(大綱),明訂未來十年的三個廢物管理策略指標,第一,以2003年的水平為基數,每年減少1%都市固體廢物量至2014年;第二,在20092014年或之前,把都市固體廢物回收率分別提高至45%50%;第三,在2014年或以前,把丟棄於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總數減至25%以下;今時今日,指標達到幾多?

根據環保署資料,香港每年堆填區棄置的固體廢物數量由1991年的880萬公噸下降至491.2萬公噸,雖有減少,但離達到持續發展的目標仍相距甚遠。在《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開徵收費下,建築廢物和工業廢物在二十年來逐年減少,而家居廢物則從1991年的203萬公噸上升至2001年的276萬公噸,及後再減至2011年的218萬公噸;然而,商業廢物卻由1991年的15萬公噸大幅增加至2011年的86.1萬公噸(見下表),令人詫異。再者,回收供循環再造的都市固體廢物為2010年的52%2011年的48%,只勉強符合2005年大綱中的指標二;而以堆填方式處置的都市固體廢物,分別是2010年的48%2011年的52%,遠遠超過大綱指標三的25%,相差的距離,難以接受。

垃圾的道德考驗

這個難以接受的距離,政府當然有責。見微知著,除了廢物處理,政府有多少政策能符合長遠發展的原則?管治班子一轉、官位一換,政策就無能繼續,又或是避重就輕,捨難行易,欠缺推動政策的韌力,也沒有持續的承擔。然而回歸源頭,垃圾問題也是活在香港十八區裏每一個人不能推諉的責任。堆填區保安阿姨總說,「無計,人根深柢固的習慣,無得改變,無人願意承擔責任」。阿姨的說話,重如令人窒息的垃圾山。到底人何時才會願意承擔一種從不需要負起的責任?何時能主動減省便利、抑制個人欲望?堆疊的垃圾圖景、三區居民的怒號,是一種提醒,也是活在此城的每個港人,無可逃避的道德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