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 「中國人成熟嗎？」

大陸黨報痛罵香港人抗拒「國民教育」，像三歲小孩撒嬌。

香港人如果像三歲小孩，以「香港人也是中國人」的邏輯推演，那麼中國人的情緒和智商，動不動就吵嚷說「中國不高興」，又有幾多歲？恐怕也不會超過四歲。

三四歲的小孩，幼稚有餘，是不成熟的小動物。留學德國的時評專家邱震海，著述「中國人成熟嗎？」從歷史文化的基因，探究中國人為什麼至今仍如此之狹隘幼稚的理由。

邱博士認為，中國人自從洋務運動失敗之後，即陷入了「整體的焦慮、騷動和混亂，中國的現代化從整體上迷失了方向，血雨腥風，生靈塗炭，自相殘殺。中國的精英救國之路，陷入了巨大的迷茫之中。」

這個不成熟的民族，慣於自欺。一九四九年，他們以為「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換來飢餓和鬥爭的毛共三十年，還以為自己是世界共產主義的明燈。

西方文明國家，包括歷任的香港總督，不動聲色，在珠江口岸之外，一半憐憫，一半暗自看笑話，靜靜旁觀。好不容易，等到「活捉四人幫」，大夢初醒，西方以為中國從此學懂了點常識，哪知道這個民族，又因為「發展是硬道理」，道德和信仰，遭到前三十年的大挖空，今日又以為活在「盛世」，其實漸向瘋狂滑落，走火入魔。

邱博士留學德國。德國是哲學之鄉，邱震海冷靜而理性，舉證縱橫，他用學術的分析，告訴中國人，你不是你想像之中的很行；不，即使你用錢，買下一條尖沙咀廣東道，買光了香港山頂的豪宅，你還是很幼稚，你不行，你真的不行。

身為中國人，或香港人，如果你覺得四周的氛味不對，如果你還自覺有點清醒，你不想被「中國可以說不」這類的庸俗愛國情緒欺詐，看看「中國人成熟嗎？」可以當頭澆一瓢冷水。

至於香港人，倒可以向黨報的社論作者反問：不錯，我是三歲小孩，但你們動不動說「中國不高興」，這種口吻，你不高興了，世界要來遷就你，不也是三歲小孩進不了迪士尼、吃不了麥當勞的撒嬌口吻？大家都是三歲小孩，哈哈，中國人又瞎抓什麼狂？

果欄﹕「小人物」與「年輕人」

文 阿果

上星期日，電視台推出新節目《星夢傳奇》，挑選旗下藝員踏上舞台，在全港觀眾面前比試歌喉。節目播出後，一如所料，身邊電視迷朋友火速分成三派﹕有的（又）聲淚俱下，控訴無（又）抄襲內地的《我是歌手》，踐踏創意，不思進取；有的雙手掩耳，痛斥無搞歌唱比賽，是繼讓黃宗澤獲「勁歌優秀選」後，又一折磨港人，損害聽覺之舉；第三派朋友跟前兩派不同，正能量滿瀉，聲線異常響亮，無不高呼﹕「鄭俊弘，我認得你！」

鄭俊弘究竟何許人也？這個問題，周日之前無人回答；節目播出後，全港媒體蜂擁搶答——鄭今年29歲，加入無已有十年，其間拍過四十多齣劇集，一直載浮載沉。這個星期，他卻因在節目上翻唱陳奕迅《時代曲》，獲得評判推崇（「不要當演員，乾脆唱歌吧！」），博得群眾掌聲（網民開設「鄭俊弘我認得你」專頁），然後報章大字標明「只要堅持，總有出頭天！」，雜誌放大他「月薪六千捱半年」的辛酸。又一個小人物的發故事。

將小人物推上大舞台

小人物的故事，緣何動聽？雜誌寫，鄭俊弘音樂底子不錯（8歲學聲樂），17歲參加新秀歌唱比賽獲獎，卻遇上唱片公司大地震，唯有轉當藝員。其間曾經歷半年無工開，考慮過轉行當警察，最後決定咬緊牙關熬下去，直到今天……小人物小故事，有高低起伏，有個人情緒，有教育意義，自然受歡迎。這些年來，社會階級停滯不前（甚至集體下流），香港人心情欠佳，遇見逆流而上、出人頭地的小人物，拍掌叫好，理所當然。電視台眼見此舉大收旺場，於是花盡心思，在「花旦」、「小生」的暢銷生產線以外，另闢蹊徑，將「小人物」（如「蘇基」）加工製造，推出市面。捧紅鄭俊弘的《星夢傳奇》，無疑是這思維下的文化產品。

為了與眾不同，我自小支持歪星，追捧綠葉（曾因在地鐵遇上余子明而徹夜難眠）。然而這一次，對於電視台刻意製造的「小人物」，我眉頭皺起，腦海有問號。

「小人物」為何會是小人物？三年前，《南方都市報》派人深入電視城，進行「TVB電視人生存狀態調查」，結果發現衣香鬢影的花旦小生身後，有許多像鄭俊弘一樣，有心有力卻苦無機會的基層藝員。這些藝人，有的出身藝訓班，有的深諳藝術，卻沒有底薪，每亮相一次，只獲得數百元報酬。在不能接其他電視台工作的情下，只得望天打卦，靜待機會，或如「蘇基」古明華轉行兼職，到配音組甚至更無關痛癢的崗位工作。

肯捱自有出頭天？

這些年來，電視觀眾發現，公仔箱裏出現的臉孔，來來去去還是那幾個人。做侍應的，做兵丁的，有沒有可能往上流動？官方的說法是，只要肯捱肯努力，自然有奇蹟發生，得以熬出頭來。話說完了，制度依然如鐵板，原封不動，然後偶爾推出《星夢傳奇》這樣的節目，捧出兩三個鄭俊弘，電視台大事宣傳自己怎樣為「小人物」提供機會，追尋夢想，至於其他藝人繼續販賣青春，在台邊一角覓其理想。節目播出後，有擅長唱歌的四線藝員大吐苦水，埋怨自己沒簽經理人合約，連參賽的機會也沒有，正好反映電視台愛講的「小人物故事」，充其量是一道幌子。

這星期化身幌子的，除了「小人物」，還有「年輕人」。

上星期日，發展局長陳茂波（又）發表網誌，以「為年青一代，建造新一代新市鎮」為題，呼籲各界支持新界東北新發展區最後方案；幾日後，特首梁振英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一邊力挺發展計劃，一邊強調﹕「今日20歲的年輕人，10年後成家立室，養兒育女，到時居住單位主要來自新界東北新市鎮；今日的初中學生，他們20年後的家會在新界北，今日的幼稚園小朋友，他們30年後的家會在填海新區。」我自問年輕（跟譚校長同齡），聽見高官反複提及「年輕人」，我專心聆聽。然後，眉頭又皺，問號又現。

爬不上這道社會階梯

年輕人需要的是什麼？最近幾年，我聽過許多年輕朋友埋怨說，樓價太貴，負擔不起，於是結不了婚，做不成人。這些苦水，梁振英應該也見識不少。但與此同時，我聽過更多年輕人說，社會缺乏流動，機會貧乏，下一代香港人，毫無希望，不如移民。對此，高官的說法繼續是「只要肯努力，自然會熬出頭來」；但我們眼見的是，這一代人讀完書，進完修，O完T，那道社會階梯照舊擁擠不堪，爬不上去。這個年頭，香港的年輕人跟電視台的小人物，處境其實相差無幾。

自去年起，「為了年輕人想」，一直成為政府推行政策的重要宣傳策略，梁接英甚至曾在施政報告中表明，若然反對土地發展，「將來蒙受惡果的只會是今天的青年人」。然而作為即將蒙惡果的年輕人，我們必須要問，究竟所謂的「年輕人」是否就只得官員口中的一個模樣？當然不。上星期日，我們看見同為年輕人的卓佳佳，情理兼備，力陳現時政府發展方案如何荒謬。年輕人，從來不只是陳茂波、梁振英口中那一種；我們當然希望早日買樓、成家立室，但同時也期望社會平衡、階層流動、法治長存；上樓是「年輕人」的夢想，但公義、公平，又何嘗不是？

我們可以預期，《星夢傳奇》結束後，鄭俊弘等「小人物」將會在電視台追捧下，乘勢冒起，成為一時熱話，但曾經與他處境相同的一眾綠葉配角，仍舊懷才不遇，繼續浪費十年；至於政府吹捧（計劃時所需）的「年輕人」，十年後大概仍然被壓在底層，無法動彈。新界東北一旦發展，到時遷入居住的，是「年輕人」？還是雙非富豪？

眉繼續皺。

不存在的龍鼓灘

文 陳嘉銘

十年沒有到龍鼓灘，我卻發現這輛黃昏的巴士上，多了不少「龍友」。龍友在黃昏入龍鼓灘，不是奇事，因為這裏有屯門最美日落，有興趣全高清拍攝的，一定不會放過；然而今趟車上，沿途多了耳語：「這是貨櫃碼頭」、「那是石化廠」……還有近日甚囂塵上的堆填區——才路過，車上人嘖嘖稱奇：「原來係咁！」後又繼續隨車直到總站，下車即達龍鼓泳灘看日落和發電廠煙囪；卻似已遺忘不遠處，因視線拐了彎，而看不到的堆填區。

看不到的，如不存在，那是中國人「眼不見為乾淨」定律；是故若非政府計劃擴建堆填區，而更非民建聯先反對擴建，後投票撐撥款，這個「不乾淨」的垃圾處理地點，連同其地段，都似乎未曾存在過。這個地段特別，因為它在屯門，又似乎不屬於屯門；而它被鄉議局發叔保護，再與泛民仁哥合照，卻又可見屯門人的突然肉緊，似另有故事。

「屯門」是眾數

這個故事不易說，因為連日報說的「屯門居民反對擴建」，讓我當然相信真有熱心屯門人，要踢走政府未經細察的方案；然奇詭的是，當我細問身邊不少屯門人，對事件有多大認知的時候，十之八九都只有反對，卻不肯定擴建影響。及至周五晚新聞說，立法會財委會中止辯論擴建撥款，把與會的屯門居民改稱為「龍鼓灘居民」，我才看清楚，其實真正為受影響而發聲的，還是泳灘附近住客。

當然其他地段，都會受擴建影響：早已肯定的，是交通流量必會因垃圾運送，而單靠南下的龍鼓灘路，令屯門碼頭一帶，甚至是遠至三聖、友愛與安定的行車受影響；至於北上會重新開放與擴建的稔灣路，則連同元朗交通引起不便——還未計空氣變質，生態破壞……不過居民對上述影響未必完全掌握，想到的，多是地理政治學者所言的「NIMBY（Not in My Backyard）」，意謂「唔好搞我後花園」：同你死過，並不因為你影響龍鼓灘的中華白海豚，甚或殺死周圍的紫斑蝶或金斑蝶，而是因為你阻塞交通導致空氣污濁！

說得老實點，龍鼓灘的確是個後花園，卻不屬於一般屯門人，而是半世紀來於此落戶的劉氏與鄧氏等鄉紳，現居人口幾百（維基百科更說只有二百），相對屯門人口五十萬，肯定不是一個大數。提出懸殊對照，並非要說「咁少人，梗係要犧牲小我啦」，而是要指出，這一場疑似「屯門抗爭」，所說的「屯門」其實只是小部分屯門以西地段；屯門北的新墟與鳳地，以東的虎地至嶺大，甚至是屯門市中心，以及周遭的友愛與安定，連同大興及良景，龍鼓灘都似毫不相干。

那是否代表龍鼓灘沒有為屯門留下一點印象？不！屯門人有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龍鼓灘雙屍案」，更有近十年討論的龍鼓灘連接蛇口通道……然而這些事件其實更如其地理位置，與屯門人既近且遠：說發生在屯門的，都像來自別個星球，好些事件更只見他人肉緊——比如蛇口居民在○八年就曾反對由屯門建道而來，因為那會把發電廠與堆填區的污染，帶到那處。

屯門人少有發聲，因為龍鼓灘似在屯門，又感覺不在屯門；屯門人雖說慣以長途跋涉來往港九，可就不想再由屯門乘車半小時，再往屯門的一個小地段僅為燒烤——那是極佳的沿海露天享受，而亦是最為人知的龍鼓灘活動（騎馬學校與賽車場等玩意，僅屬小眾）。屯門人對龍鼓灘的印象，就真以燒烤場地在地區報賣廣告，構築印記；它比起屯門市中心由八佰伴結業，以至開到有「全新三樓」，都不夠豐富，也就成不了屯門人的認同。

矛盾重重 都是權杖

認同不足，卻不代表它失色，因為它畢竟有獨特性。文化地理研究常常走入都市，卻在近廿年多加農村對照：龍鼓灘不是農村，可它的鄉鎮式居住形態，相對屯門市中心的都市發展走向，一退一進，本就是二分明顯的城鄉論述。問題只是，城鄉必有對照因由，可龍鼓灘十年如一（更遑論屯門站上蓋已有過萬元呎價豪宅）——它似乎沒有變過，也沒有足夠製造論述的事件，致令它如抽離時空。

農村研究有指地區宗教或旅遊發展，會製造論述，龍鼓灘亦有天后廟與燒烤場，由古至今，可都不及一次堆填區擴建，來得天搖地動；那是因政府行事不濟，卻輕易成了建制派的（激進）泛民上身，認同拉布，大聲疾呼。空間論者Henri Lefebvre言及，空間有政治，更是擁有特權者的自我鞏固機制，以至在今次事件裏，建制派反對到支持再到反對的矛盾重重，最終只揮舞了由他們主導的權杖；對龍鼓灘的地理以至論述空間終至浮面，「原來係咁」之聲不絕於耳，可不少屯門居民即使簽過名，反對擴建，都只有陌生感嘆——因為龍鼓灘一役，是個別（鄉紳）事件！

但願發叔一早也為屯門出現高價豪宅、連環金舖、菜園遷村與東北發展而拉布反對；因為個別事件，眼不見的不僅在屯門，只是我們慣以不見，以為乾淨罷了。

星期日現場﹕面對垃圾，沒有光環

文 阿離

擴建堆填區一役，面對泛民與部分建制派聯手攻堅下，三個堆填區擴建計劃最終全軍覆沒。「發叔」劉皇發在中止辯論後向鏡頭豎起勝利兩指，意氣風發有如手刃仇人。撥款爭議暫告一段落，「堆填區」三字終將在大眾眼界中再次隱遁，一如丟進垃圾箱的廢棄物，絕於五彩黑甜的生活中。

自擴建堆填區議題浮面，三區議員和居民相繼絕食死諫，群情洶湧，擊起不少回響。友儕中談起，大多是吃花生般嘲笑「民建聯成功爭取令屯門變成垃圾崗」，或踩兩踩口票不一的建制派議員，卻怎料有人一問﹕「喂咁你贊唔贊成擴建堆填區？」全體靜默，支吾無語；身為從未與垃圾為伴的十五區市民，根本無法理直氣壯。

現實是，面對垃圾，沒有人有光環。

難入無人之境

為了解堆填區居民之苦，筆者特意走到將軍澳大赤沙。穿過日出康城那堡壘般的樓牆，過一條馬路，向右快步走十分鐘，就來到「環保大道」——即通往堆填區的一條主要通道。道上不斷有載垃圾和建築廢料的大型貨車輾過，車一飛駛，沙土就唦啦唦啦拼旋，混在早晨八、九點鐘的炎陽光裏，颳向面頰。筆者像螻蟻般圍堆填區走，發現鐵絲網外的人行路竟是繁茂綠蔭，野草從路上的石磚隙縫中掙頭競生，有種詭異的生機。野草蔓生，原是因為人罕至，旁邊的報館、電視城和工業村，人人都隔離在密室中，在其內遠眺垃圾山，不覺又厚了幾層。路上看到停泊一旁的貨車司機，懇求他順道兜筆者進去看一看，怎料靚仔司機死命不從，「人係行唔到上去！」

我們減過幾多垃圾？

實在，市民要進入堆填區，可參與環保團體舉辦的活動，然而在平日堆填區則絕不對外開放。這個「人係行唔到上去」的地方，是城市的另一個世界。入口處的保安阿姨告訴筆者，即便是同事要開工，從正門行到其崗位，也要走二十多分鐘，而堆積垃圾的最深處竟達100米。這麼巨大的垃圾桶滿瀉的情，單是想像也夠嚇人；然而，真實卻不遠。若不擴建，現存的屯門稔灣、打鼓嶺及將軍澳堆填區將分別於2019、2017和2015年爆滿。面對這個幾年後的現實，不少人認為政府做好源頭減廢就能免去擴建堆填區的重壓，又或是把今日的擴建，歸咎於減廢做得不好，甚或從沒認真執行。到底這些年來，香港減了幾多垃圾？

香港的廢物處置一直進行中，卻是功成無期。港英政府於1989年推行《廢物處置計劃》，把位於鄰近民居的十三個小型及舊型堆填區關閉，同時停用昔日位於堅尼地城、荔枝角和葵涌等地的焚化爐，以現時三個達到國際標準的策略性堆填區為處理廢物的主力；回歸後，政府在1998年實行《減少廢物綱要計劃》，於屋苑推廣廢物回收，在每座大廈外設置黃藍啡回收桶；及至2005年，時任環境運輸及工務局長廖秀冬公布了《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 （2005-2014）》（大綱），明訂未來十年的三個廢物管理策略指標，第一，以2003年的水平為基數，每年減少1%都市固體廢物量至2014年；第二，在2009和2014年或之前，把都市固體廢物回收率分別提高至45%和50%；第三，在2014年或以前，把丟棄於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總數減至25%以下；今時今日，指標達到幾多？

根據環保署資料，香港每年堆填區棄置的固體廢物數量由1991年的880萬公噸下降至491.2萬公噸，雖有減少，但離達到持續發展的目標仍相距甚遠。在《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開徵收費下，建築廢物和工業廢物在二十年來逐年減少，而家居廢物則從1991年的203萬公噸上升至2001年的276萬公噸，及後再減至2011年的218萬公噸；然而，商業廢物卻由1991年的15萬公噸大幅增加至2011年的86.1萬公噸（見下表），令人詫異。再者，回收供循環再造的都市固體廢物為2010年的52%及2011年的48%，只勉強符合2005年大綱中的指標二；而以堆填方式處置的都市固體廢物，分別是2010年的48%和2011年的52%，遠遠超過大綱指標三的25%，相差的距離，難以接受。

垃圾的道德考驗

這個難以接受的距離，政府當然有責。見微知著，除了廢物處理，政府有多少政策能符合長遠發展的原則？管治班子一轉、官位一換，政策就無能繼續，又或是避重就輕，捨難行易，欠缺推動政策的韌力，也沒有持續的承擔。然而回歸源頭，垃圾問題也是活在香港十八區裏每一個人不能推諉的責任。堆填區保安阿姨總說，「無計，人根深柢固的習慣，無得改變，無人願意承擔責任」。阿姨的說話，重如令人窒息的垃圾山。到底人何時才會願意承擔一種從不需要負起的責任？何時能主動減省便利、抑制個人欲望？堆疊的垃圾圖景、三區居民的怒號，是一種提醒，也是活在此城的每個港人，無可逃避的道德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