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23日星期六

佔領中環對談系列﹕可望而不可即的普選夢 施永青﹕為民主我曾經好痛




文 譚蕙芸

辦公日下午的皇后大道中,車水馬龍。西裝友和OL在高聳入雲的商業大廈之間急步穿梭。書生氣的戴耀廷身處其中格格不入,他放慢腳步,思考片刻,滿意一笑﹕「到時就在這裏。」他說的是佔領中環,屆時好可能會在皇后大道中展開抗爭。

戴耀廷走進一棟商業大廈,電梯爬升到二十二樓,鯩門一開,亮麗的水牌列出遍佈大中華的地產業務。身材高大但有點佝僂的中原集團董事施永青,掛覑招牌笑容迎接,帶我們走過九曲十三彎的走廊,兩邊落地玻璃後,一排排整齊工作間,百計職員埋頭苦幹,造就中原集團去年過百億營業額。中環若被佔領,這裏運作首當其衝。

然而,施永青不只是一個中環人。他有中環人的實際和計算,也有愛國理想的烙印。中學畢業後,他深受馬克思主義吸引,收取微薄薪酬在左派夜校任教八年。六七反英抗暴,他走上街頭,跟人一起扔石去,更加入托派思潮團體,與長毛梁國雄曾經是同志。戴耀廷看穿他披覑實際表皮下的理想主義靈魂,邀請他加入佔領中環,施永青像蛇一樣在討論中滑不溜手,一邊潑冷水一邊欲拒還迎。全個訪問他最真心一句是﹕「為民主,我曾經好痛。」說的是中共在一九七六年對四五運動的殘暴鎮壓,傷透他的愛國心,自此他頭也不回,由無產階級化身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資本家。

施永青是矛盾的。他像銀幣一樣有兩面,觀點時而悲觀現實,時而帶點烏托邦色彩。他肯定民主制度好,形容香港應該及早普選,亦咬牙切齒批評商界沒為普選做好準備,更希望阿爺「撇下商界讓它們自生自滅,不讓他們吃政治免費午餐」。但說到佔領中環,他卻認為不夠實際,和中共鬥爭簡直以卵擊石。但話說回來,歷史變數甚多,他也不敢斷言必敗,施永青說,「中共已走向開明,而極權社會變起來是高速的,你看(蘇聯解體時的)戈爾巴喬夫,二○一七年會否讓香港有真普選,我不知道」。

練乙錚說,佔領中環討論未夠深入,欠缺爭取商界支持。這天我們來找商界聲音,摸上施永青辦公室。他遞上來的《AM730》主席卡片,背上印覑「為讀者服務」,字體模仿毛澤東筆。事實上,年少的施永青曾在一九七○年穿著恤衫短褲戴粗框眼鏡,手持《毛語錄》在天安門廣場前神氣留影,一派革命青年模樣。

「商界沒人喜歡這些環境,但這些環境為何造成?好重要是因為(內地)沒民主。所以你說商界反民主,商界是民主敵人,阻礙民主發展,我相信不是。」

當年的革命青年,今日自嘲成了「地產商走狗」,但貴為地產王國創辦人,施永青沒有架子。二百呎的辦公室設置像人民大會堂,兩張沙發中間有個茶几,上掛國畫。筆者和同行記者不小心一個屁股坐下沙發,施永青反要坐「秘書椅」。我們立即換位,從不相信權威的他,不慍不怒。

施永青解釋,香港生意人不是不知道民主好。近年北上做生意,大家發現內地欠缺公平遊戲規則,合約沒法履行,業權沒保障,打官司有證據也沒勝算。生意人為生存,唯有使出自己「不樂於使用的手段」。他沒明言,但應該是走後門的手法。施嘆道﹕「商界沒人喜歡這些環境,但這些環境為何造成?好重要是因為(內地)沒民主。所以你說商界反民主,商界是民主敵人,阻礙民主發展,我相信不是。」

施說,問題是民主派的實際表現,令商界對民主卻步。施說,這幾年泛民宣揚「地產霸權」、「仇富心理」,商界把「民主」與「民主派」混淆,令商人覺得民主不是好東西。施又說,商界精英從小到大讀《信報》,《信報》宣揚一套是﹕民主帶來福利主義,自由比民主重要,令商界對民主種下戒心。

戴耀廷追問,西方有政黨為商界發聲,商界何不支持代理人出選,維護其利益?施解釋﹕「商界在港英時代就『碼』住英國,港英之後,就『碼』住北京,走上層路線,希望透過上層關係,省下工夫。」施永青苦心婆心﹕「我都同商界講,你要面對新遊戲規則(普選),應該有代理人,把商界利益和全民利益包裝起來,亦的確可以和全民利益結合嘛。」

戴耀廷指若制度必然走向普選,商界培育有實力代表,會增加北京讓香港民主化的信心。施同意,卻指出商界「沒有人」。「沒人」有兩層面,一方面欠缺政治人才。口才甚了得的施說﹕「歷史上商界沒有玩這個遊戲的經驗,全是初哥,落後於形勢,他們自己也承認唔識講,講極別人都唔明。」

另一種「沒人」是指商界攻克不了輿論陣地。施永青說,近年保守聲音被滅聲。例如他認為沒有所謂「官商勾結」、「地產霸權」,民主黨和中央對話是良性溝通等,這些觀點在傳媒罕見。他歸咎「商界沒有話語權」。施狠批,時下年輕編採人員醉心「左翼思潮」和「激進想法」。

有趣是,施永青自己擁有一份報紙,但苦水甚多﹕「商界有幾份報紙,但沒有編輯,成班馬都唔係佢鮋,佢Air都無得Air(沒發言權)。」施老闆的怨氣,似乎有點夫子自道。《AM730》的編採風格,在眾免費報中「左翼味」濃,施說,自己不能影響自己報紙的編採方針。施又燒埋《明報》這疊,指包括《明報》等多份報章取態「好激」。戴耀廷反駁,泛民卻感覺不少報章被商界主導。筆者亦加入戰團,指記者中也有保守派,不少報章礙於廣告收入也不敢批評財團。施不置可否。

「早日民主,對北京有利,對泛民不利,因為失去議題。」

即使是聲稱代表商界的自由黨,也未能團結商界,施說﹕「商界好鬆散,沒組織,各自為政,追求自己利益,互相踐踏。自由黨也得不到所有商界支持……基本上商界沒組織代理人,現有代理人未獲足夠授權,或未獲足夠經濟支持。」

戴耀廷追問,二十年前已預知會有普選,商界是否要告別政治免費午餐?施也覺得商界不爭氣,建議阿爺置之死地而後生﹕「我建議中共應該撇下香港商界,讓他們自生自滅,逼他們保護自己利益。你讓他透過上面的關係去照顧他,是叫他永遠沒法玩這個遊戲。」

破釜沉舟,施永青自己也有實踐。四年前他六十歲生日,把價值數十億的股份撥捐善慈基金,三子女沒父蔭,要學習自立。大女劍橋畢業後,最初在投資公司上班,月入萬多元,不但要擠地鐵,午餐為省錢帶飯。以絕境逼出自立,教導女兒有用,鼓勵商界參政也一樣。

施形容,激進泛民現在成為「主流」,不是健康現象。他更陰謀論指,激進派其實是「最不想見到二○一七有普選的人」,因為一旦有普選,激進派就失去道德高地。施永青說,中共應盡快開放普選,才是破解之法﹕「中國政府阻撓民主進程,對自己非常不利。如果早點普選,香港人會相對理性選擇一個中央接受的特首。但一路攔覑,反對勢力愈來愈強,讓極端分子有空間組織起來。」他一語道破﹕「早日民主,對北京有利,對泛民不利,因為失去議題。」

施更大膽建議,梁振英應立即辭職,向中央爭取普選,他當選成數高,既可處理其僭建誠信問題,並能獲市民授權,此方法下,立即變成民主功臣,二○一七普選,特首亦非他莫屬。戴耀廷忍不主說﹕「你比我更激!」還形容這招是「高招中的高招」。戴笑言,若梁振英主動爭普選,不用搞佔領中環,皆大歡喜。

狂想後,施永青認為,二○一七即使讓泛民入閘沒不妥﹕「不需要攔覑這些人,你找跟他競選的人,指出何俊仁當選有什麼後果,已經夠了。」戴某程度認同,認為制度公平最重要,誰勝出不是關鍵。施續說﹕「如果玩這遊戲,商界被迫找代理人,學習承受後果。」

「你想大家受感召,其實更可能造成分化。一批要全面民主,一批接受篩選。」

理想主義的施永青,知道普選好,指出立即普選是香港混亂出路。然而施永青也有另一面,重視現實的一面,認為此刻追求全面普選是「罔顧現實」。他評估,以現時民主派和中央關係,以及中共開放速度,佔領中環不能向立法會或中央施壓,更預言運動會以悲劇告終。施認為,接受有篩選的普選,也是一種「進步」。

戴耀廷卻認為,在爭普選的議題下,民情會分化,商界若正視「現實」,應站在爭取普選陣線,同聲向北京爭取。戴更向施獻計﹕「商界若聯手支持香港實行真普選,泛民立即散晒,道德高地讓你商界搶到。」筆者想起二○○三年反二十三條,五十萬人遊行後,最後阻止二十三條出台的人,在關鍵時刻倒戈的自由黨主席田北俊,瞬間成為人民英雄。商界的取態,隨時可以左右大局。兩人就此熱烈討論﹕

戴﹕我要感召商界。

施﹕我不相信商界會被你感召。不現實嘛,立法會只能否決,難於通過。

戴﹕你談現實政治嘛,若北京肯,立法會怎會不通過?

施﹕你說北京因素,我看不到泛民有意跟北京溝通。

戴﹕我們佔領中環,或者兩天,或者兩周,你們承受得起嗎?

施﹕唔鍾意都要承受啦,唔係點呀?唔通學你咁講,向北京講不如畀普選?現在商界就是擔心,情愈來愈極端,營商環境受影響。

戴﹕那就要在更早時間,採取更積極的行動去防止。

施﹕你想大家受感召,其實更可能造成分化。一批要全面民主,一批接受篩選。

戴﹕無論感召還是分化,社會都難以管治,商界都艱難。

施﹕商界當然艱難,但不會加入你個佔領中環。

戴﹕但你阻止不了這件事發生。香港難管治,你都係不利,你願意承擔?

施﹕我當然唔想見,但個世界唔係想見就見。

戴﹕理性的選擇,就是加入我們,押下去,北京就會轉勢。

施﹕加唔加入,都要睇你懐做緊什麼。

「我想見中國有民主,中國無民主,香港民主是短命而沒保障的。」

施永青評估還是悲觀的。他認為,中共雖已走向開明,但速度未追得上,所謂「大船難轉彎」,預言「佔領中環」如把香港這小船撞向中國這艘大船。但戴耀廷反問,小船可否能替大船作導航,為內地政治改革鋪路:「大船可否下令,讓小船先轉彎,替大船看遠一點?」施永青有疑慮,他認為中央的改變,香港無力左右,更多因素在內地政局。

討論到後期,施永青似乎語氣有鬆動。他不諱言,「中共已走向開明,而極權社會變起來是高速的,你看(蘇聯解體時的)戈爾巴喬夫,二○一七它會否讓香港有真普選,我不知道。」

施永青相信,中港命運唇齒相依,亦是年輕人批評的「大中華情意結」。在上海出生的他,近年回內地教導農民認識權益,亦支持學者潘毅的工廠女工研究。他形容,不明白本土運動指內地有沒有民主不重要﹕「我想見中國有民主,中國無民主,香港民主是短命而沒保障的。」

討論尾聲,戴耀廷這樣形容施永青﹕「施生,你常說自己很實際,骨子裏你是一個很理想主義的人。」施永青承認,自己思想理想主義,但行動要照顧現實。戴耀廷進一步鼓勵,施永青既然相信民主,應該游說商界接受普選。大家起哄,說商界游說工作「靠晒佢」,施永青縮在沙發一角喊﹕「唔好,我好驚!」強調自己只論政不參政﹕「我覺得,改變社會是不道德的」。

旁人聽到這句﹕「改變社會不道德」,未必會明白。這個領悟,來自施永青三十多年前的創傷。中學時代,施永青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中五後,收取幾百元微薄月薪,到觀塘左派重生中學教工人夜校。教書八年,窮到踎,卻沉醉革命理想。一九七六年周恩來逝世,學生到天安門悼念,遭四人幫血腥鎮壓。施永青如夢初醒,發現改變世界,反成極權幫兇,寧可實實際際去打工,追求穩定物質生活。

「我不從政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不想和共產黨打交道,因為同共產黨打交道是令人不舒服,要扭曲自己的。」

理想夢爆破,施永青終生難忘。整個訪問,施永青嘻皮笑臉,唯獨講這段往事,字字錐心﹕「那一次,我覺得無民主好痛。四人幫對中國造成這麼大禍害,全國人民都知道他們不好卻無法改變,讓這班人在中國遺害多年,數以億計人命運堪虞,這些狀令我覺得民主非常重要。」記者反問,他回國做生意,是否支持不民主政權?施強調,自己在中國立足不靠拉關係﹕「我不從政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不想和共產黨打交道,因為同共產黨打交道是令人不舒服,要扭曲自己的。」

六十四歲的施永青,穿著整齊西裝,訪問兩小時,卻像老頑童一樣坐唔定,一會兒攬覑沙發頭枕,一會兒用手指在皮椅上作寫字狀,一會兒拉襪頭。原來求學時他也是好動的搗蛋精。老師曾要求他包銷體操表演門票,他帶領同學反抗,更籌備一場「打倒黃老闆」活動,挑戰黃姓校長權威。

深受同學歡迎的施永青,卻失落了一場民主選舉。話說在新法書院讀中二時,同學提名他做班長,他當場高票當選。對於這名「搗亂分子」當選,班主任大驚,校方宣布,班長選舉很重要,提醒同學如何選一名好班長,並宣稱今次選舉有問題,必須重選。少年施永青看不起這種「傀儡選舉」,表示不稀罕,宣布棄選。戴耀廷聽到這段真人真事,笑得人仰馬翻,取笑施永青,當時不夠「愛國愛黨」,才被老師拒絕任命?

施永青這段經歷,彷彿預告了香港二○一七境。筆者問他,這個經歷,是否提醒他低門檻比有篩選更合乎公眾利益?施永青笑騎騎說﹕「我唔做班長,影響好少,但一個政府有權力就不同,它主宰很多人的命運,我希望香港早點有民主。」



六十四歲的施永青(右)與戴耀庭對談,穿著整齊西裝,訪問兩小時,卻像老頑童一樣坐唔定,一會兒攬覑沙發頭枕,一會兒用手指在皮椅上作寫字狀,一會兒拉襪頭。原來求學時他也是好動的搗蛋精。老師曾要求他包銷體操表演門票,他帶領同學反抗。(劉焌陶攝)

安裕周記: 三十年前的諾言




正當「佔領中環」的討論及前期行動起動之際而「愛國愛港」定義詮釋應如何檢視的當刻,戴卓爾夫人的機密文件重見天日。人們的記憶無法不回到八十年代初的陰晴不定日子(中英閉門談判把港人關在門外是震盪,英資遷冊是震盪,群起搶購廁紙也是震盪)。也許,今天口口聲聲「愛國愛港」那些人眼中,這是英帝國主義搞鬼,是外國勢力企圖伸入香港明證;這些話聽多了也沒什麼,如果有人說這是一種意見,這些意見倒是愚民得可以。

戴卓爾夫人的檔案可以證實幾樣傳聞——英國要主權換治權,不欲交出香港;中共竭盡力量要把香港收回來,幾乎所有要求都可以答應,因為沒人想做李鴻章。我也猜到香港的社會精英在八二八三年人心浮動日子如何懼怕中共,想不到的是當年對中共批評不滿的那些今天變了紅人。

歷史總會與人開玩笑。當你不想臭史外傳卻偏有人把舊事揭開,難怪老謀深算如基辛格向美國國務院及檔案局開出要求,有關他的絕密文件不得在他有生之年解密,要他死後五年才可大白於天下。相對於此,香港的精英才俊棋差一了。

戴卓爾夫人密件塵封三十年後解密曝光,是近十五年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兩次解密其中之一。對上一次引起震動的解密,是一九九八年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的外交文件,巧合的是,戴卓爾夫人和基辛格解密文件當中,最引人注目的都與中國有關。基辛格的文件,主要是一九七二年尼克遜總統訪問中國的會談紀錄,戴卓爾夫人的則是有關中英談判香港問題具體內容。西方國家的檔案做得極為仔細紮實,儘管半世紀前美國尚無《資訊自由法》(FOIA),鎖在檔案櫃裏的大量文獻無法與普羅大眾接觸,國會通過可向政府申閱資料的《資訊自由法》後,這些資料便成了人民的財富,也是學者研究的第一手資料來源。

機密文件三十年後解密

西方國家解密有一定限制,有十年解密,二十年解密,三十年解密。十年的是很一般內容,二十年解密的一類文件,是生活在大一統國家理念下的香港巿民難以想像的,包括可向聯邦調查局申閱解密自己被跟蹤的紀錄,唯一刪去的是線人或跟蹤人員的名字。美國六十年代學運領袖海頓(Tom Hayden)一九八八年的自傳《重逢》(Reunion),內有不少聯邦調查局跟蹤紀錄,「聯邦調查局備忘: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委派到芝加哥警署第五區,聲稱他和×××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時,奉派到芝加哥南金姆巴克大道六○二七號對海頓進行監視。×××稱他的任務由凌晨二時至下午二時,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舉行期間,每天進行(第三○○頁)」。這裏的「×××」在原文件被黑色條子遮蓋,其他則一字不易。

三十年解密文件比較重要,一般而言,這都是事發年間的頂級國家機密,像這次戴卓爾夫人和基辛格的俱如是。檢視這些文件有一套程序,要先行申請,申請者身分不限。以基辛格的尼克遜訪華會談文件為例,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尼克遜在中南海會見毛澤東,文件屬「最高機密」,申閱者僅限於「目視」,不能拍照,不能抄寫,只能默誦在心,出了門口趕快記下,在美國大學研究院做論文的香港同學大概都有類似經驗。也有一些不那麼嚴謹的文件,並非「最高機密」,不限於「目視」,就可以用圖書館或檔案館提供的鉛筆及拍紙簿抄下,攝影嚴禁;用鉛筆,是因為恐怕一旦劃花還可以補救。尼克遜表示「我們不支持任何台灣獨立運動」的承諾,便是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與周恩來會談時作出。不過,在尼克遜就台灣問題的五點承諾,文件雖然公開絕大部分內容,但在第三點「阻止日本勢力介入台灣」一段,解密文件刪去了一大半,變成只剩下「Third, we will, to the extent we are able, use our influence todiscourage Japan from moving into Taiwan as our presence become less,」(第三,我們會竭盡一己之力,運用我們的影響力,阻止日本在美國的影響力式微之後進入台灣,),把逗號之後的至少四行英文原文刪去,並蓋上「SANITIZED」(潔淨版)印章。從上文下理推測,尼克遜的下半段講話可能談到一旦出現日本介入台灣,美國可以做的舉措。即便如此,這些解密文件確是大大有助對四十年前中美關係的檢視,也對台灣格局有相當了解,即「不承認台灣獨立」是美國向中共承諾的國策。因此,尼毛會談之後四十年,美國一直要求台灣處於「不獨立」狀態,但也力逼台灣長期處於「不統一」的情,因為五點承諾裏沒有說「支持台灣與中國大陸統一」。

中美密談台灣亦曝光

對照歷史,中美四十年來基本上仍能守住密談的內容,不致在台灣問題上生變,這一法則在國際關係是互信法規,若是元首會談的承諾其後背變或變異,這個國家恐怕會在國際社會遭人唾棄。因此,戴卓爾夫人的解密文件,應可視為一項可信的外交紀錄。從這次公開有關香港前途談判的內容看,英方不允交回香港,是因為英國在香港有巨大利益,從戴卓爾夫人結束北京之行來到香港後,在官商面前狠批鄧小平不識自由與法治,這一點應是英國要求成立聯合聯絡小組(簡稱JLG)的原因,盼以監督中共治下的香港不致快速失去原來擁有的自由及法治。中共則沒有西方的文件解密概念,到底鄧小平與戴卓爾夫人談了什麼,中共在香港做了什麼工作,一概不得而知。不過,八十年代初負責港澳事務的廖承志的幾篇講話早於九十年代初公開,不妨以此作為與戴卓爾夫人密件內容對照。

戴卓爾夫人是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見鄧小平,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廖承志在會見香港廠商會參觀訪問團時有一篇講話,題為「港人治港,繁榮香港」,多次提到戴卓爾夫人訪華,中方向英國表示不承認三個不平等條約,一九九七年收回主權,「一定要這樣做」。廖承志在這篇似是向香港商界回應戴卓爾夫人訪華的講話中,具體講到未來的構想,收回香港之後,「不同之處是兩點:一、英國旗要下來了。一九九七年不掛他們的旗了。二、不會有總督了,但會有特別行政區或自治區的長官、主任。由誰來當呢,香港人自已當,大陸不派人」,「我們的基本方針不會變,要變,只會越變越好,不會越變越壞。大家會問,你死了以後怎辦?我已經七十五歲了,還挨得多久?但我相信,不但我們這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都會堅持這個方針,我們有這個信心」,「香港有人說,至今你們還是東講一句西講一句,沒有全盤拿出來,感到有點徬徨不安,這有點道理。主張總會拿出來的,不會太遲,剛才我說的幾點,是我們主張的基本點,這不會改變,與英國朋友也講了」。兩個月後的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二日,廖承志在會見新界人士時說,「香港這個地方十分寶貴,要盡量維持和發揚其有利地位,這不光是我個人這樣看,大家都一樣」。

廖承志再三求信任

從這些講話的紀錄看,廖承志當時很可能是用粵語對香港來客談到這些內容,因為原文連「大姑窿」這三字都照記錄不誤。廖承志的講話可視為另一種形式的解密,當然層次和機密程度與戴卓爾夫人及基辛格的不同,然而從這些長篇講話看到,儘管長篇大論,翻來覆去只強調兩個主旨,一是收回主權,二是香港不變,除了總督和英國旗。廖承志的講話內容,可以閱讀出中共當時對香港的「樸素階級感情」,通篇希盼人們相信中共對香港回歸及未來管治的誠意,絕無近年香港左派人士「解畫」時所言的「一國先於兩制」,或把「愛國愛港」及預選變成只有他們才符合的獨家至愛。

密件曝光使得三十年前的中英爭論再浮上水面,iPhone年代講陳年舊事無疑是與時代脫節,可是把這段歷史公開,令人想起這三十年迤邐而來的回歸路是怎樣走過的——是香港社會選擇相信中共而不是拒絕相信,在這個滿目南逃避秦的城巿而言是交心信任。這是源於中共的誠意,廖承志粵語「我都七十五歲啦,仲可以挨幾耐?」是動以鄉梓情,令人不得不信走了十年彎路的中共真心實意「覺今是而昨非」,於焉在港英高官遷居英倫的西風下主觀希望京官牙齒當金使。結果十五年不到,「一國兩制」孰先孰後變成陳夢吉式的捉字虱文字遊戲。信,只適合教會,不適合香港。

姚松炎: 周日話題 -「填海造地,讓你住得寬」是一道偽命題




政府正展開第二輪有關填海選址的諮詢,彷彿大家已經同意了填海造地的建議,但實情卻是在第一輪諮詢中,最多人反對的是填海!其實,「香港應否填海造地?」是問錯了問題,情就如同一對新人,結婚擺酒,卻無權決定請誰人及請多少人,一切只能靠估,怎料雖已筵開百席,但仍客似雲來,部長提議﹕「不如拆鰦間新娘房,開多兩圍好唔好?一來可以賺更多,二來可以坐寬些。」

但問題明顯有二,到底還有幾多賓客會來?拆完新娘房開多兩圍,再有人來點算?這解決方案根本難以永續。而且,酒樓當然可以賺多兩圍錢,但對新人而言,既然不知誰會來,賓客做幾多人情天知曉,一旦遇上宴會騙徒,隨時得不償失。所以答案一字咁淺,若沒有長遠人口政策,填海與否無從討論,亦不應討論。

欠可持續人口政策

香港至今仍然沒有人口政策,一直只有人口估算,而且年年估錯,一改再改。香港亦沒有選擇和限制新移民條件和數量的權力,誰會來、來不來、幾時來,一切不知,所以政府亦沒有任何相對應的土地房屋政策、教育政策和醫療政策等等,只可聽天由命,因此亂象頻生。如昨天拆校,今天復建;曾以「接生」興辦醫藥港,今卻不准孕婦來產子;前朝曾歡迎來港買樓投資作移民,今朝限令港人港地兼罰境外印花稅。朝令夕改,皆因沒有可持續的人口政策。

觀乎新加坡最近展開有關土地開發的諮詢文件(人口白皮書),皆必先有人口增長規劃,然後可計土地面積;而且內容詳列各類新增土地建議用途面積,從而衡量各項經濟發展策略價值。反觀香港的填海造地諮詢,只有填海幾處選址,竟無土地用途規劃,既無遠景宏圖,即就人口承載資料與相關經濟發展理據皆欠奉,又一次讓人比下去。

其實,港海有限,外資無窮,以有限的香港海洋面積,填來建屋出售,企圖解決全球資金過剩,中國人民居住問題,未免夜郎自大,螳臂擋車。須知外資來如風、去如電,迅來速往,變幻莫測;今時負利率、低幣值,大量外資來港炒港地;他朝美元強、利率升,財去樓空只可空自嘆。正如房屋長策會所言,土地需求,必須把住屋需求與投資需求分野,土地供應只應滿足住屋需求,怎可把一己珍貴土地和海洋資源,用作滿足炒家無窮之貪慾,只換來一疊疊無限量寬的「假銀紙」?

若想納百川、匯江海,鯨吞世界資金人才,永續發展無疆增長,或須土地自由流動,市場決定增減方成。現時香港以資金自由進出、貨物出入無阻、人口流動自由,而聞名於世,多年勇奪「世界最自由城市」寶座;但土地進出沒有自由,坐困愁城,難展抱負,因為供應沒有彈性,只剩價格調節一途。譬如今時房產需求既從境外來,土地供應當應從境外找,澳門既有橫琴先例,直可向中央取地發展,滿足境外需求,方能永續。

填海效益低

且,今次政府建議的五處填海選址,即使全部成真,亦不過提供600公頃土地,而且造價高昂,需時極久,破壞生態無法補救;所增土地面積遠不及馬上釋放800公頃新界棕土,或者1300公頃丁屋空地,以及善用現時大量空置的1500公頃工業地(其中300公頃為空置官地),甚至考慮只減少1.5%的郊野公園,就可騰出600公頃土地,何必傷天害理,勞民傷財,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更重要的是,到底填完今次海,下次又如何?究竟政府的土儲政策是只填今次,還是陸續有來,成為日後主要供地策略?理據何如,怎能永續?抑或是見步行步,「落莊關人」?現時香港陸地面積合共110,400公頃,已發展用地只佔25,000公頃,不足四分之一,住屋用地更低於7%,何須緣木求魚?海洋面積為165,103公頃,不但水深浪靜,而且聚氣藏風,生態價值無價,海洋資源不菲;填海固然可以造地,但與其他增地方案相比,熟優熟劣,還應審議周詳,方能定奪﹕怎可未審先決,以「住寬些」來誘人和議?

最後,到底填了海,增加了土地供應是否就能讓市民住寬些?這是一道偽命題,看似合理,卻從無實證,兼且邏輯有誤。香港自開埠至今,填海不知凡幾,但除了豪宅區和九龍塘花園城市的低密度規劃外,大家何曾住寬過?事實上,戰後英國規劃師來港為香港製訂的首份規劃大綱,本來建議填海造地後發展低密度花園城市,人口密度為每公頃810人,可惜人口急劇上升,最後通過的規劃大綱竟然變成每公頃2560人,至今仍維持在1740人或以下。土地多了,環境改善了,生活成本下降了,外來人口自然增加,直至供需平衡,租金自然又回到土地最高租值,達至薪金中位數難以負擔水平,然後大家只好削足就履,愈住愈細,昔日籠屋板間房,今有房棺材屋,怎會無端讓人住得寬!

再者,回歸後政府推行「八萬五」建屋量大增政策,大家有沒有因此而住寬了?當土地供應大幅增加,樓價預期下跌,請問你會因此而多買幾百呎住寬些,還是賣出幾百呎住細些,減少樓價下跌損失?未上車的是會買大間些,還是不敢上車?19992002年的私樓供應量高達35,22231,052間,是回歸後的建屋量高峰期,年增長率達58%18%,樓價亦下跌了15%11%,但同期社會上反而出現大量房棺材房,面積小至不足100呎。「八萬五」政策清楚告訴我們,當土地供應增加時,大家賣樓唯恐不及,哪會住寬些!

取捨方能住寬些

居住面積其實只是眾多選擇居住因素之一,選擇面積或其他因素只是一種取捨(trade-off),譬如住偏遠郊區就可以住大單位,住市區唯有住細間房;想住大單位,可以選舊樓,同區新樓同價錢當然會細好多;這些都是老生常談。若果硬性規定最低人均住屋面積,只會減少其中一種取捨選擇,終於想住市區的都被迫住入郊區,想住新樓的都只能搬上舊樓。真正可以讓人住寬些的方法,只有讓市民的收入有實質增長(相對於通脹及相對於其他人),而土地和房屋供應又沒有壟斷,願意為住屋面積而取捨的才付擔得起選擇住寬些。

(檢閱政府多年來錯估人口與土地需求的相關內容,刊Sunday Workshop「通識導賞」。)




林茵: 通識導賞 - 冇地 係真唔係?
活在香港,「地少人多」是自幼在教科書上讀到定理,「土地供應不足」、及早「建立土地儲備」,則是官員念茲在茲的口號、也是回應住屋和樓價問題的標準答案。

因香港「鬧地荒」,所以海一定要填,公眾討論只能限制在填哪裏及如何減少對環境傷害的層次。

日前第二期「 優化土地供應策略」諮詢開始,從早前的二十五個填海選址中選了五個,連同人工島、岩洞,計劃造地三千公頃,未諮詢完已一副勢在必行的模樣。

不如停一停,諗一諗,

為何要增加土地供應?

什麼是土地儲備?

我們真的不夠地嗎?

去年匆匆下台的前發展局長麥齊光,最大貢獻是告訴我們政府一直秘而不宣的資料——

原來公眾早就擁有多達二千一百公頃的空置住宅地,惜討論未及深化就被其他議題掩蓋。

本土研究社剛出版的新書《不是土地供應——香港土地問題的迷思與真象》就為香港的土地、人口、房屋問題全面埋單計數,可說是理解香港土地問題入門必讀。

透過整全的數據和政策分析,該書拆解刻印在市民腦海多年的「地少人多」和「土地供應不足」兩大迷思;而真象則是,一味增加土地供應,不但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案,反而是今天廣大市民陷入住屋困境的起源。

本文歸納書中一些精華論點,願更多香港人能認識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土地。

本書指出,官方指容納180萬新增人口即要增加4500公頃土地,原來亦沒有嚴謹基礎。官方按2010700萬人口用了約7600公頃住宅地,及9900公頃配套基礎設施用地,得出住宅與配套用地比例約為11.3

繼而推算出:

■每100萬人需要

1100公頃住宅地及1400公頃配套基礎設施

■新增180萬人就需要

2000公頃住宅地及2500公頃配套基礎設施,合共4500公頃

前述已指出,政府人口推算修改為2039年有842萬,新增人口減至132萬,則按政府的方程式,未來26年的新增土地需求應修正為3300公頃。

不容忽視的是,這套算法的基礎其實非常粗疏,當中完全沒有評估過,新增的人口將會居住公營房屋、私人樓宇還是鄉郊居所。從附圖可見,居於不同種類樓宇的居民,佔地面積大相逕庭。如果新增的132萬人口全是低收入人士,居住公屋,則他們的住宅連同配套設施只需1400公頃地了!沒有考慮未來人口的入息和住屋負擔能力如何,需求從何算起?而且,配套基礎設施包括工商用地和道路,當中道路一項,因往日各新市鎮之間分佈甚廣,需建公路接駁,故在往日的發展過程中佔地比重甚高,但今天的道路網已大致建成,未來再發展新的住宅區時,已未必再需要建這麼多的道路,住宅與配套用地的11.3比例亦有高估之嫌。



庫斯克: 一個時代的終結




香港人網(hkreporter.com)創辦人蕭若元在節目中宣布,將會在3月底結束香港人網。這個消息的來得太快,一時間網絡世界被這個消息洗版,大量哀悼、陰謀論、是非、花生言論充斥網絡。

我跟很多網台聽眾一樣,平時不會輕易「出櫃」,不會跟人說自己常聽哪個節目。原因是很多網台節目走的路線比較偏鋒,不少夾雜不雅用語,在近一兩年,當不同陣營開始互扣帽子之後,說自己是哪個網台的聽眾,也很容易被標籤為什麼粉、什麼教徒之類,所以很多人即使每天也聽,也很少在社交媒體上分享節目連結。

至於我自己,雖然這幾年來一直有聽其主打節目,但我也不會認為自己是人網粉絲。因為興趣、寫作和教學需要,幾個主要網台和電台節目也會聽,我相信自己有足夠的思考能力去做到兼聽則明。例如同一件事,蕭若元、鄭經翰、黎則奮、陶傑、吳志森、黃毓民、黃洋達有不同的說法(甚至互相駁斥),作為一個有獨立思考的聽眾,我會判斷誰有道理。

眾多節目中,以蕭若元的節目最有個人風格,其有關時事、歷史、軟性新聞的觀點,不時會有令人拍案驚奇的地方。不過,他跟上述各個著名的主持一樣,都是十分之狂傲而且經常會有霸道作風。不過,如非這樣,做政論節目就不會吸引到聽眾。

香港人網的貢獻與問題

香港人網作為旗艦級網台,主打節目聽眾不下幾萬人,其影響力絕對不少。香港人網的崛起,有幾個重要的意義。

首先,它成功開闢了一個主流電台以外的輿論陣地。早在2004年,網台「香港人民廣播電台」成立,某程度上是因為商業電台趕走了鄭經翰和黃毓民兩位名嘴,後來蕭若元的香港人網和黃毓民的Myradio出現,才真正把網台文化發揚光大。網台的接觸面雖遠不及主流電台,但其優勢是不受廣播條例規管,內容可以有多「爆」便有多「爆」。

香港人網名義上是獨立於政黨,但其路線一直都有明顯政治傾向。香港人網的走紅其實是與社民連的成立同步,香港人網的節目主持有不少當時社民連的核心成員(早期香港人網還有公民起動何秀蘭的個人節目),香港人網有如台灣南部的民間電台一樣,是有明顯政治文宣功能的媒體。香港人網的崛起和社民連的崛起相輔相成,開創了一個新的政黨動員模式──在網上進行政治論述宣傳,團結和動員支持者,令社民連迅速佔據政治光譜上支持抗爭路線的一端。這一端的力量,以2008年立法會得票率計,超過10%。這10%支持者跟其他政黨支持者不同,他們的向心力和行動力特別強,他們在抗爭行動中往往更加令政府頭痛。

香港人網雖然是當時社民連的疑似黨媒,但在他們與社運界反面之前,他們鼓動支持者抗爭,起了很大的充權作用,例如在反高鐵事件中,香港人網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動員機器。這幾年間主流媒體愈來愈河蟹,但接二連三的抗爭運動愈演愈烈,某程度上與香港人網及新興的社交媒體不無關係。

香港人網所代表的進步力量,大致上以2010年社民連分裂為轉捩點。社民連分裂,香港人網成了其中一個主戰場,當時人網討論區上出現無日無之的對罵和爆料,而社民連核心人物在節目中的發言,彷彿把黨內爭端放上台上讓全世界觀賞一樣。到後來人民力量從社民連中分裂出來,留在社民連的人物(包括長毛)被清理出香港人網,香港人網便成了人民力量的半個黨媒。可是,因為分裂過程實在太血淋淋,分裂之後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都失去了道德光環,香港人網亦然。

有一點可能香港人網的朋友未必同意。就是在社民連分裂之後的香港人網,對原有公民社會的其他力量的包容程度低了不少。多個節目的主持對於社運界、文化界的態度懷有十分強的敵意,這可能是因為社民連與社運界及文化界關係較好,敵人的朋友等同了敵人。

香港人網陰謀論

有關香港人網的陰謀論和傳聞多不勝數,這些陰謀論有的與蕭若元兒子與中國大陸的生意有關,有的和人民力量黃毓民有關。這些陰謀論不外乎是有人收了中共的錢,所以要破壞泛民陣營和民間陣營的團結,方法一是佔據抗爭路線,把這個光譜的支持者吸引過來,方法二是不斷攻擊泛民政黨和公民社會的力量,破壞其形象。

這些陰謀論是否成立?如果有真憑實據的就不是陰謀論了。其實收錢、滲透、要脅等陰謀論指控,一直在公民社會滿天飛,民主黨、鄭經翰、公民黨、反國教運動、民陣等等,都被扣過陰謀論的帽子(司徒華被中共說服不是陰謀論,而是他在授權傳記裏面提及的)。面對中共供應無限維穩資源的香港,人鬼兩不分,陰謀論不能掉以輕心,但在沒有真憑實據的情下,我們只能聽其言,觀其行。

如果香港人網是收錢的,為什麼他們要鼓勵愈來愈多的香港人反對特區政府?為什麼在反高鐵、政改、反國教、對抗赤化、鼓動本土意識這些問題上要為聽眾提供完整的論述?這幾年來,蕭若元、譚志強、黎則奮等人的論述和批判基本上都沒有什麼荒腔走板的地方,要改變社會的意念戰爭(war of ideas),有說服力的反極權論述從來都是維穩國家機器最不想見到的。

不明所以的突然結束

關於香港人網突然結束的原因,坊間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只看公開的資訊的話,有以下的幾點值得注意的地方﹕

‧香港人網剛剛搬到一個更大的地點,也擴充了硬件規模;

‧他們剛剛與YouTube達成合作協議,正在全面把內容同步到YouTube

‧本來香港人網和人民力量正式的黨媒Myradio分家,代表兩者某程度上的切割,不過,仍在香港人網有節目的人民力量主席劉嘉鴻,以及香港人網前CEO陳志全一般被認為是比較接近蕭若元,而黃毓民則屬人民力量內的普羅政治學苑系統;

‧黃洋達建立熱血公民,屬於黃毓民系統,自從被蕭若元終止在香港人網的節目後,蕭曾經公開以暗示方式批評他,而黃在2012選舉後也公開說過他不屬於人民力量;

‧在佔領中環的問題上,蕭若元表示支持,但黃洋達反對,熱血公民的平台熱血時報有作者發表過文章公開批評蕭的立場(《老蕭,你真的老了》);

‧蕭若元在宣布結束香港人網的節目中提過對劉嘉鴻及陳志全失望,也提及黃洋達對他的挑釁,但沒有提及在佔領中環問題上持保留態度的黃毓民。

從種種象看,似乎蕭若元結束香港人網是個短時間內的決定,否則不會擴充規模。至於是否因路線問題與黃毓民出現嚴重分歧(分歧體現在擁抱黃毓民路線的黃洋達的言論上),從而令他要以結束香港人網作為反擊?或者真如他在節目中提及的心灰意冷?這兩個說法其實都可能成立。

當然,對社會有影響力的聲音突然在公眾視線中消失,2004年發生過。殺咪消音的可能性,永遠不能抹殺。

鐵屋中的人

作為香港人網的長期聽眾,當知道它要結束,心情沉重。它曾經為打破香港人的思想惰性和盲點提供了論述基礎,不是它,很多人根本沒發覺自己身處鐵屋之中,這幾年間,香港人網就好像一個嘗試搖醒身邊沉睡者的人,它的確成功搖醒了好些人。

李柱銘: 沒有篩選的民主夢




國家主席習近平說:「有夢想,有機會,有奮鬥,一切美好的東西都能夠創造出來。」

近日,二○一七年的特首「普選」辦法掀起了社會廣泛討論。先是全國兩會在北京舉行期間,相繼有官員就下屆特首提出「愛國愛港」的要求,其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進一步表明,特首普選「一定要有篩選」。其言論惹來許多反響,而土共即接連提出論據為篩選機制護航,聲稱外國民主選舉都有預選機制。

這個說法根本是偷換概念,因在民主國家所舉行的預選,根本不會剝奪任何人參選的權利。以美國為例,初選絕非法例的既定程序,僅是民主黨和共和黨兩大黨的黨內選舉工程。兩黨透過初選,各自選出一個代表該黨參與總統選舉的候選人,以集中黨內資源及選票於單一候選人身上,增加勝算。至於從黨內初選落敗的候選人,仍可以個人名義參與總統選舉的。雖然因兩黨候選人才有機會問鼎總統之位,故傳媒總是集中報導他們的選舉活動及選情走勢,但以去年總統大選為例,角逐的候選人實在共有二十七位,包括其他政黨代表與獨立人士。而九二年的總統選舉,獨立候選人羅斯佩羅( Ross Perot)更取得近兩成選民的支持。另外,拉爾夫納德( Ralph Nader)也曾五次參加總統選舉,此更是二千年那次導致民主黨候選人戈爾( Al Gore),以些微之差敗於共和黨代表布殊( George W. Bush)的原因之一。
事實上,香港民主派在○七年立法會港島區補選和去年特首選舉,也曾透過類似美國政黨初選的方式,來決定民主派的參選代表,但這樣的初選並不會剝奪任何人參選的權利,所以符合民主選舉的原則。不過,北京提出的「篩選論」卻完全不同,他們要在特首選舉設下一個門檻,把所有中共不喜歡卻具有勝算的候選人「篩走」。而市民投票時的唯一選擇,就是只能選由中共操縱的提名委員會所揀的傀儡甲或傀儡乙。此等選舉辦法,肯定不是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

再說,香港自有選舉以來,民主派的支持度都是高於保皇黨的,縱然近年優勢收窄了。而目前北京所倡議的篩選機制,就是以「愛國愛港」為名目,剝奪獲多數市民支持,即大有可能當選的民主派候選人之參選權,藉以確保港人只能選出中共所屬意的特首。

假如將北京的準則套用於美國的話,那就等同把較受民眾支持的民主黨,標籤為不「愛國」的政黨,繼而透過篩選機制,把民主黨和其他的候選人全都「篩走」,唯獨讓共和黨派兩名黨員參與總統選舉,換言之,無論民眾投票取向如何,總統都一定是共和黨的囊中物。

由此可見,初選與北京倡議的篩選機制,完全是兩碼子的事,絕不可相提並論。
挑起是次討論的全國政協會議新聞發言人呂新華,被記者追問時表示:「民主派(是否)愛國愛港,你說了不算,我說了不算,香港老百姓說了算。」這番話令筆者憶起多年前,前特首董建華也曾公開批評筆者不愛國,之後我跟他會面時對他說,民主派獲多數市民支持,你卻指我們不愛國,那就等同稱多數港人都不愛國,而你作為特首豈不是失職?往後他就再沒有作同樣批評了。同一道理,如今北京硬給民主派扣上「不愛國愛港」的帽子,就是說投票給民主派的多數港人都是「不愛國愛港」。如此立論,向來處理香港事務的官員,尤其是中聯辦,又是否失職呢?
一直都有民主「夢」的朋友,一定要把握「機會」,繼續為落實真普選「奮鬥」,務求「創造」一個沒有篩選機制的特首選舉,實現我們的民主夢!

陶傑: 巴黎淪陷


中國遊客廿餘人在巴黎遭黑人匪幫動刀子搶劫,因為中國人愛購物而張揚,身懷大量現金,而法國又收留太多非洲移民。巴黎治安差劣,據說令人對巴黎的「美好印象」大為失色。

巴黎「美好印象」的時代,是嘉芙蓮丹露、伊芙蒙丹、杜魯福鏡頭下的巴黎。本來法國人如果自己能守護着巴黎的「美學防線」,巴黎不會淪陷。

三十年前我初去巴黎,蒙馬特山的空氣,還滲着巴爾扎克的筆墨餘韻,塞納河左岸的咖啡店,有海明威的雪茄絲味,在巴黎聖母院的燭光裏,只要凝神片刻,即在朦朧中見到雨果的鐘樓怪人,而在香榭麗舍大街,加利格蘭和柯德莉夏萍的電影「花都奇遇結良緣」,拍攝剛剛收隊,花街上殘留着一衣沾襟的香水。

幾年前我重上蒙馬特山,在南坡上路,看見半山的黑人,無所事事,三五成羣,目露兇光,我一路上山,慶幸自己穿着簡樸,我着一條燈芯絨褲子,一件普通蘇格蘭Shetland毛衣,一對舊鞋,我心中暗自祈禱──我來自香港,我沒錢,不要搶我──兩旁的黑人,目光閃閃,暗自私語一番,我好像聽見其中一個說:「他不是中國人」(Il n'est pas chinois),我鬆口氣,心中充滿感激之情,三步併兩腳,方到了蒙馬特山頂,為脫險而感到慶幸。

上山之後,我驚魂甫定,我想下山對那幾十位從沒去過遠東的黑大哥非洲羅賓漢說:亞洲人分許多種,暴發張揚的你們搶他,劫富濟貧,像馬克思說的實現財富的武力再分配,我不反對。但亞洲人之中有教養的,都不愛炫耀而喧嘩,請你們高抬貴手,帶眼搶人。

後來想想,這只是片刻的精神勝利法,我不應該有這等思想。從此,我不想再去巴黎。

中國遊客被搶,大陸的網絡投訴,呼籲法國警方「加強打擊搶劫犯」,以免影響巴黎形象。法國警方不會理的,他們說不定在縱容,讓黑人多搶中國人,那樣中國遊客少來些,巴黎靜一點,而黑人多搶點中國錢,富起來了,向法國政府伸手也少領點綜援。這是以毒攻毒的法子。無論如何,我希望巴黎有一天能重光,再成為一個可愛的地方。



陶傑: 第一流

梁振英上台半年有多,一些公務員朋友,無論在任或退役,偶爾閒聚,說起近況,個個冷笑:「睬佢都有味啦!」今日官場從 AO到清潔工,不就是放軟手腳,出長糧,等長俸。

另一些朋友,跟他們的退休公務員打高爾夫,退休高官消息靈通,人在江湖,中環冷氣辦公室的小道傳聞,遠遠的都收得一清二楚,都說:公務員從前在阿董時期是「士氣低落」,現在無所謂低不低落了,根本沒有「士氣」這回事。

我聽了覺得好笑。難怪中方的一些文人打手,半年來將「財團、港英餘孽、外國勢力」三及第串燒起來,尤其對前任特首曾蔭權恨之入骨,除了柬埔寨波爾布特上台後,大殺隆諾前朝官員,以及高美尼重回伊朗,建立革命政權,屠殺包列維王朝包不掉的將領高官,這等心理驅使,不相信「港英餘孽」,也不是沒有依據。

「香港公務員是世界第一流的管理隊伍」,當年彭定康臨走,送給中國一碗大迷湯。中國人普遍喜歡西方白人讚揚抬舉。彭定康那麼一吹拍,全體中國人欣然收貨,將英國人一手訓練的公務員隊伍奉為至寶。

後來傻仔董伯發現「施政」愈來愈不暢順,滿腹「鴻圖大計」無法推行,左看右望,發現原來是陳方安生在「阻撓」,上京告狀。據說陳太奉召在北京被粗口罵了一通,臉皮薄,回香港後即刻辭職不幹。這樣一來,中方才發現逐漸上當。「港英餘孽」的標籤再度浮現,但陳太演一場海瑞罷官,反而在香港人心中「民望」大升,造就了曾蔭權收割果實,董傻下台,曾煲呔順利接了班。

中方對「港英餘孽」有一股糾纏的情意結,尤其是香港的基層左派(即俗稱的「土共」)。香港的公務員是怎樣訓練,中國從來搞不清楚。七八十年代,所謂「港英」招聘政務官,筆試後又面試。筆試的試題是一些古怪而挑戰想像力的思考題,譬如:因受國際環境影響,香港汽油加價,的士和小巴司機不滿,排長龍抗議。這時香港內部有一股反政府勢力,由工會策動,煽動其他市民上街。此時不巧,香港西北方海面,公海範圍,有一艘海盜船設立廣播,呼籲香港人民一齊起來推翻殖民地統治。請問這時你是負責保安的官員,有何對策?

這種試題,英國人很聰明,不一定都挑一百分的。以上試題要答得好,其人須有領袖才能、有想像力,而且還會受過一點軍事和特務訓練。英國人用公務員,怎會選這種人?因此殖民地時代,政務官的筆試試卷,如何評選,從來不讓你知道標準,而且歷年政務官的考卷,譬如陳方安生、王永平、許仕仁等,當年的答卷,也當做機密文件,密封起來,運回英國。想知道香港現在這批「精英」當時答這種問題,發揮何等「真知灼見」,過五十年,等他們都百年歸老吧,就知道英國殖民政府用人才智所在了。

香港基層左派痛恨「港英餘孽」,也有道理。英國人慈悲為懷,雖然選拔資質僅中庸的香港華人做公務員,不要求他們有才幹,也不能有領袖思維,但只要忠心,以誠信為女皇服務,英國人一定妥善照顧。

今天香港的退休公務員,只要在女皇時代入職,退休之後,公積金和長俸,比英國本土的公務員更優厚幾倍。英國人能善待「化外之民」,對牛津劍橋畢業的白種公務員反而嚴苛,如此政治智慧,全球無人能及。

相比之下,香港基層左派,許多在一九六七年為「祖國」賣命,撒傳單、放炸彈,那時國家一窮二白猶自可,今天幾萬億美元儲備,「國家」就是不肯拿一筆錢來妥善照顧。你看人家陳方安生每月還有十多萬長俸,季季換旗袍,但我們的「維園阿伯」,每星期領着生果金,在公園還為國家衝鋒陷陣。生果金本來只有七百,還是「反中亂港」分子如長毛,向曾蔭權掉香蕉掙回來的那三百呢。

小量香港前公務員也選擇退休,像前保安司黎慶寧,他讀歷史,知道中國政治之險惡,絕不留戀,去了澳洲,與藍天白雲相對。如此品格,像前滙豐歷屆大班一樣,如浦韋士退任之後回蘇格蘭、麥理浩和衞奕信也一樣。在英國人眼中,一定對具有英國紳士品味的黎慶寧另眼相看,倍加鍾愛。

留下來的,就比較另類了。「橘越淮而枳」,無論世界多第一流的隊伍,英國人發明,歸還給中國三千年的帝王文化,公務員肯定「回歸」為中國的政治動物。但是九七前入職的公務員始終受英國栽培。英國的影響很大:公務員制度,很多人說,雖然靈感來自古代中國的科舉,但英國人發揚光大;戴麟趾的沉毅、麥理浩的果斷、尤德的慈祥、衞奕信的精謹,英國人的公務員另有一套品格,成為國際名牌,造就了一套喜劇「是的,首相」( Yes, Prime Minister),講公務員和政客的勾心鬥角,英國人會自嘲英式公務員,還為世界提供了娛樂。

英國政府在香港栽培華人公僕,不要求他們有創意,最重要是有一門技藝——讀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的,英國人讓你做工務局、修理隧道、建設天橋,只要勤懇敬業,在中國人的貪污「文化」當前不受誘惑,像占士邦電影裡一生專注製造秘密武器的 Q,英國人最欣賞這種品格方正的專才,乖乖做到退休,公積金長俸優厚,英女皇還賞授 OBE

所以「港英餘孽」無論多「孽」,都有品格底線的。他們不會領導香港,但你空降一個三流的「領導」下來,他們一定知道其中問題。 Yes, Prime Minister道出了天機:公務員有一千種含蓄的不合作方式,表面對你堆笑,點頭哈腰,你交下的文件,四圍傳閱,拖拉延誤,還可以發明一百個理由。

今日梁振英的三司十幾局,自說自話,下面的公務員笑而不語,天天上班,月月準時出糧,明知上頭空降的這批「愛國愛港」精英言詞可笑,引錯條例,公務員一概封嘴,不予提點,讓你自己引爆地雷。

今天香港管治,等如軟 hea,中共在北京,隔着一層有毒空氣,香港特區政府這部機器,壞在裡面那幾十顆螺絲,中國也看不出來,只看到街頭示威,揮動龍獅旗,於是向梁班子施壓,立法廿三條,普選門檻加高,公務員在裡面更加偷笑。當前全世界有哪一行職業,比做特區公務員更有快感而準時出糧?恕我愚陋,我想不到。




2013年3月22日星期五

陶傑: 美國夢




美國駐香港領事館舉辦「美國夢」創作比賽,邀請持有香港、澳門護照與BNO香港人參加,講一講大家心中的美國夢是什麼。

經美國人評選之後,得獎的幸運兒,可以免費暢遊美國幾天,包吃管住,可樂了,據說,還有得免費遊覽迪士尼樂園呢。

但是有警惕的人,不禁就要問了:強國的新總書記,剛提出「強國夢」的重要思想,企圖凝聚愛國心,你美國領事館不遲不早,搞一個什麼美國夢比賽,是何居心呢?

從客觀理性的角度來看,美國領事館不一定有什麼邪惡居心,或許是出於產權的自我保護──所謂「美國夢」,是美國人在地球最先喊出來的,美國有自由民主的環境,不管誰來,只要努力,都擁有成功的機會,經黑人民權牧師一喊:「美國夢」全球走紅。所以領事館提醒看慣盜版影碟的香港人,注意原創者的版權。

「美國夢」是真的,而且美國人都相信:因為率先喊「美國夢」的美國官員,不會偷偷將巨額財產轉滙去緬甸或古巴買房子,也不會把子女送去平壤金日成大學留學。美國加州三藩市的警察局長,也不會受到誰的追查,走進俄羅斯的領事館尋求庇護,要求上莫斯科。所以美國人說「美國夢」,非常的合邏輯,全世界的人,也跟着相信。

美國夢有得給你看:黑人明星摩根費曼、捷克裔的女國務卿奧布蕾、亞裔大提琴聖手馬友友,還有站上奧斯卡獎台兩度得大獎的台灣人李安。

況且美國是西方文明的領袖,西方的「夢」,比較純真,彼得潘、迪士尼樂園、林白駕飛機、阿波羅登月,西方人相信,只要有自由的夢想,就能令信念成真。

但是中國文化的「夢」比較負面:南柯一夢,一夢黃粱,痴人說夢,都是中國的駡人話。中國人對夢的態度,即是「異想天開」,做夢是要申請的,誰敢亂來,隨時坐牢。

所以美國人還是有點壞心眼,叫香港人來講講什麼是美國夢。不過獎品不太吸引,有無美國鬼妹伴遊呀?但美國鬼妹不夠中國的章子怡靚呀,哈哈,好嘢,這一點,中國終於贏了!

古德明: Far字的用法




問:大作《英語聞問切》第四集說:「I live far away from the supermarket(我家離超級市場很遠)一語,文法沒有問題,但聽起來不自然,英國人一般也不會這樣說。」我讀美國書刊,卻見過They live far away from one another(他們的住所,相距甚遠)這類說法,是不是英、美用法不同?

答:第四版《朗文當代英文辭典》far字條下有注釋說:"Far" is used mainly in questions and negative sentences. In other kinds of sentences use "a long way away"(說「遙遠」,far字多用於問句或否定句,其他句子宜用a long way away)。換言之,一般肯定句子,很少用far字,They live far away from one another假如改為They live a long way away from one another,說起來會自然一點。

Far字的這個用法,英美無別。朗文美式英語辭典Longman Dictionary of American English far字條下也有同樣的注釋:"Far" is used in questions or negatives about distance。例句是:(1How far is it from here?(離這裏有多遠?)(2It is not far beyond the church(在教堂那一邊不遠處)。當然,正如拙作所說,far用於一般肯定句,「文法沒有問題」,所以讀者有時也會讀到They live far away from one another這樣的句子。

留意far字在肯定句子之中,多數和tooasso等字連用,例如:(1It is too far away(太遠了)。(2I moved as far away as possible(我盡可能遠遠走開)。

陳紹銘﹕回周融劏房不是解決方法




《明報》在129日刊登周融先生的文章〈從72家房客到板間房、棺材房與房——香港租房的進步╱退步〉,文中由香港50年代72家房客說起,談到21世紀的房,提問「雖然今天未算好,那是否也是進步?」,雖是問題,但整篇文章似乎在說明,現時房已經比以前的籠屋板間房好,香港不應要求每個市民有私人住所,以及「房就是解決需求方法之一」,但本人認為這個思考方向是無助解決基層住屋問題的。

「不適切」比「不人道」進步?

籠屋、位及閣仔,可算是現時香港最惡劣的居住環境,一般不足20平方呎,「樓底」更可能不足1米,是社會最基層的單身人士住處;板間房一般3060呎,面積雖比位大,但一家多口居住,人均面積或許更小,都要共用廁所、廚房,環境擠迫,衛生惡劣,是「不人道」的居所。

房,現時業主「到處」,種類繁多,很難一概而論,但基層市民居住的房,普遍不足100呎,雖有獨立廁所廚房,但是不少基層房中所謂的獨立廚房,卻是與廳房毫無阻隔,這邊炒菜炒肉,油煙已籠罩整個單位。本人早前探訪大圍房,兩老住在不足60呎的房,廁所及廚房共處一室,煮食的地方就是解決的地方,所謂有獨立廁廚的房,何其諷刺!縱然不是「不人道」,也定然是「不適切」的居所,更甚者,這個房租金3200元,呎租超過每呎50元,租金比籠屋板間房昂貴很多,這是進步嗎?

雖然房環境較籠屋板間房好,但說「不適切」居所比「不人道」居所有進步,就如說「歧視黑人」比「販賣黑奴」有進步,是沒有正面意義的,理性上總說得通,但要帶出什麼信息呢?是「不適切」居所已經不錯,不應再要求進步嗎?若否,只要繼續批評「不適切」居所,繼續改善住屋環境就行了。

房不能解決需求   必須大幅增建公屋

周先生另一說法「房就是解決需求方法之一」,這種肯定房的說法,就如邱誠武說「房有存在價值」,都傷透了房居民的心,無視一眾基層是「被迫」入住房,而不是「需要」房。其實政府這種思維一直沒變,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2009年報道香港籠屋情,政府回應,居民是因為市區方便及低租金而選擇入住籠屋板間房,這無疑是將「被迫」視為「選擇」,將「無選擇」視為「需求」,周先生不提政府保障市民住屋權的責任,反而認為房能解決問題,實際上是不明白基層市民真正的需求。

基層市民需要的不是私人住所,而是一間公屋,公屋輪候冊個案,由20103月的152,400,急升至20129月的210,400,兩年半內急升近6萬個案,創歷年新高,顯示基層市民的公屋需求殷切。市區公屋,租金便宜穩定、環境相對舒適、鄰近工作地點節省交通費,才是基層市民真正的「住屋需求」。房,不適切的居所,是不能解決需求的,因為沒有人真的「需要」房,它只能作為一種過渡性的住屋安排。要解決住屋問題,必須大幅增建公屋,然而,現時每年供應1.5萬個公屋單位,以近年的申請趨勢,輪候冊個案在5年內就會高達30萬,只會有更多人「被迫」居住房。

房,並不是解決住屋問題的方法,請別再強化政府卸責的說法吧!

作者是前線社工、香港政策透視執委、張超雄議員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