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中環對談系列﹕可望而不可即的普選夢 施永青﹕為民主我曾經好痛

文 譚蕙芸

辦公日下午的皇后大道中，車水馬龍。西裝友和OL在高聳入雲的商業大廈之間急步穿梭。書生氣的戴耀廷身處其中格格不入，他放慢腳步，思考片刻，滿意一笑﹕「到時就在這裏。」他說的是佔領中環，屆時好可能會在皇后大道中展開抗爭。

戴耀廷走進一棟商業大廈，電梯爬升到二十二樓，鯩門一開，亮麗的水牌列出遍佈大中華的地產業務。身材高大但有點佝僂的中原集團董事施永青，掛覑招牌笑容迎接，帶我們走過九曲十三彎的走廊，兩邊落地玻璃後，一排排整齊工作間，百計職員埋頭苦幹，造就中原集團去年過百億營業額。中環若被佔領，這裏運作首當其衝。

然而，施永青不只是一個中環人。他有中環人的實際和計算，也有愛國理想的烙印。中學畢業後，他深受馬克思主義吸引，收取微薄薪酬在左派夜校任教八年。六七反英抗暴，他走上街頭，跟人一起扔石去，更加入托派思潮團體，與長毛梁國雄曾經是同志。戴耀廷看穿他披覑實際表皮下的理想主義靈魂，邀請他加入佔領中環，施永青像蛇一樣在討論中滑不溜手，一邊潑冷水一邊欲拒還迎。全個訪問他最真心一句是﹕「為民主，我曾經好痛。」說的是中共在一九七六年對四五運動的殘暴鎮壓，傷透他的愛國心，自此他頭也不回，由無產階級化身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資本家。

施永青是矛盾的。他像銀幣一樣有兩面，觀點時而悲觀現實，時而帶點烏托邦色彩。他肯定民主制度好，形容香港應該及早普選，亦咬牙切齒批評商界沒為普選做好準備，更希望阿爺「撇下商界讓它們自生自滅，不讓他們吃政治免費午餐」。但說到佔領中環，他卻認為不夠實際，和中共鬥爭簡直以卵擊石。但話說回來，歷史變數甚多，他也不敢斷言必敗，施永青說，「中共已走向開明，而極權社會變起來是高速的，你看（蘇聯解體時的）戈爾巴喬夫，二○一七年會否讓香港有真普選，我不知道」。

練乙錚說，佔領中環討論未夠深入，欠缺爭取商界支持。這天我們來找商界聲音，摸上施永青辦公室。他遞上來的《AM730》主席卡片，背上印覑「為讀者服務」，字體模仿毛澤東筆跡。事實上，年少的施永青曾在一九七○年穿著恤衫短褲戴粗框眼鏡，手持《毛語錄》在天安門廣場前神氣留影，一派革命青年模樣。

「商界沒人喜歡這些環境，但這些環境為何造成？好重要是因為（內地）沒民主。所以你說商界反民主，商界是民主敵人，阻礙民主發展，我相信不是。」

當年的革命青年，今日自嘲成了「地產商走狗」，但貴為地產王國創辦人，施永青沒有架子。二百呎的辦公室設置像人民大會堂，兩張沙發中間有個茶几，上掛國畫。筆者和同行記者不小心一個屁股坐下沙發，施永青反要坐「秘書椅」。我們立即換位，從不相信權威的他，不慍不怒。

施永青解釋，香港生意人不是不知道民主好。近年北上做生意，大家發現內地欠缺公平遊戲規則，合約沒法履行，業權沒保障，打官司有證據也沒勝算。生意人為生存，唯有使出自己「不樂於使用的手段」。他沒明言，但應該是走後門的手法。施嘆道﹕「商界沒人喜歡這些環境，但這些環境為何造成？好重要是因為（內地）沒民主。所以你說商界反民主，商界是民主敵人，阻礙民主發展，我相信不是。」

施說，問題是民主派的實際表現，令商界對民主卻步。施說，這幾年泛民宣揚「地產霸權」、「仇富心理」，商界把「民主」與「民主派」混淆，令商人覺得民主不是好東西。施又說，商界精英從小到大讀《信報》，《信報》宣揚一套是﹕民主帶來福利主義，自由比民主重要，令商界對民主種下戒心。

戴耀廷追問，西方有政黨為商界發聲，商界何不支持代理人出選，維護其利益？施解釋﹕「商界在港英時代就『碼』住英國，港英之後，就『碼』住北京，走上層路線，希望透過上層關係，省下工夫。」施永青苦心婆心﹕「我都同商界講，你要面對新遊戲規則（普選），應該有代理人，把商界利益和全民利益包裝起來，亦的確可以和全民利益結合嘛。」

戴耀廷指若制度必然走向普選，商界培育有實力代表，會增加北京讓香港民主化的信心。施同意，卻指出商界「沒有人」。「沒人」有兩層面，一方面欠缺政治人才。口才甚了得的施說﹕「歷史上商界沒有玩這個遊戲的經驗，全是初哥，落後於形勢，他們自己也承認唔識講№，講極別人都唔明。」

另一種「沒人」是指商界攻克不了輿論陣地。施永青說，近年保守聲音被滅聲。例如他認為沒有所謂「官商勾結」、「地產霸權」，民主黨和中央對話是良性溝通等，這些觀點在傳媒罕見。他歸咎「商界沒有話語權」。施狠批，時下年輕編採人員醉心「左翼思潮」和「激進想法」。

有趣是，施永青自己擁有一份報紙，但苦水甚多﹕「商界有幾份報紙，但沒有編輯，成班馬都唔係佢鮋，佢Air都無得Air（沒發言權）。」施老闆的怨氣，似乎有點夫子自道。《AM730》的編採風格，在眾免費報中「左翼味」濃，施說，自己不能影響自己報紙的編採方針。施又燒埋《明報》這疊，指包括《明報》等多份報章取態「好激」。戴耀廷反駁，泛民卻感覺不少報章被商界主導。筆者亦加入戰團，指記者中也有保守派，不少報章礙於廣告收入也不敢批評財團。施不置可否。

「早日民主，對北京有利，對泛民不利，因為失去議題。」

即使是聲稱代表商界的自由黨，也未能團結商界，施說﹕「商界好鬆散，沒組織，各自為政，追求自己利益，互相踐踏。自由黨也得不到所有商界支持……基本上商界沒組織代理人，現有代理人未獲足夠授權，或未獲足夠經濟支持。」

戴耀廷追問，二十年前已預知會有普選，商界是否要告別政治免費午餐？施也覺得商界不爭氣，建議阿爺置之死地而後生﹕「我建議中共應該撇下香港商界，讓他們自生自滅，逼他們保護自己利益。你讓他透過上面的關係去照顧他，是叫他永遠沒法玩這個遊戲。」

破釜沉舟，施永青自己也有實踐。四年前他六十歲生日，把價值數十億的股份撥捐善慈基金，三子女沒父蔭，要學習自立。大女劍橋畢業後，最初在投資公司上班，月入萬多元，不但要擠地鐵，午餐為省錢帶飯。以絕境逼出自立，教導女兒有用，鼓勵商界參政也一樣。

施形容，激進泛民現在成為「主流」，不是健康現象。他更陰謀論指，激進派其實是「最不想見到二○一七有普選的人」，因為一旦有普選，激進派就失去道德高地。施永青說，中共應盡快開放普選，才是破解之法﹕「中國政府阻撓民主進程，對自己非常不利。如果早點普選，香港人會相對理性選擇一個中央接受的特首。但一路攔覑，反對勢力愈來愈強，讓極端分子有空間組織起來。」他一語道破﹕「早日民主，對北京有利，對泛民不利，因為失去議題。」

施更大膽建議，梁振英應立即辭職，向中央爭取普選，他當選成數高，既可處理其僭建誠信問題，並能獲市民授權，此方法下，立即變成民主功臣，二○一七普選，特首亦非他莫屬。戴耀廷忍不主說﹕「你比我更激！」還形容這招是「高招中的高招」。戴笑言，若梁振英主動爭普選，不用搞佔領中環，皆大歡喜。

狂想後，施永青認為，二○一七即使讓泛民入閘沒不妥﹕「不需要攔覑這些人，你找跟他競選的人，指出何俊仁當選有什麼後果，已經夠了。」戴某程度認同，認為制度公平最重要，誰勝出不是關鍵。施續說﹕「如果玩這遊戲，商界被迫找代理人，學習承受後果。」

「你想大家受感召，其實更可能造成分化。一批要全面民主，一批接受篩選。」

理想主義的施永青，知道普選好，指出立即普選是香港混亂出路。然而施永青也有另一面，重視現實的一面，認為此刻追求全面普選是「罔顧現實」。他評估，以現時民主派和中央關係，以及中共開放速度，佔領中環不能向立法會或中央施壓，更預言運動會以悲劇告終。施認為，接受有篩選的普選，也是一種「進步」。

戴耀廷卻認為，在爭普選的議題下，民情會分化，商界若正視「現實」，應站在爭取普選陣線，同聲向北京爭取。戴更向施獻計﹕「商界若聯手支持香港實行真普選，泛民立即散晒，道德高地讓你商界搶到。」筆者想起二○○三年反二十三條，五十萬人遊行後，最後阻止二十三條出台的人，在關鍵時刻倒戈的自由黨主席田北俊，瞬間成為人民英雄。商界的取態，隨時可以左右大局。兩人就此熱烈討論﹕

戴﹕我要感召商界。

施﹕我不相信商界會被你感召。不現實嘛，立法會只能否決，難於通過。

戴﹕你談現實政治嘛，若北京肯，立法會怎會不通過？

施﹕你說北京因素，我看不到泛民有意跟北京溝通。

戴﹕我們佔領中環，或者兩天，或者兩周，你們承受得起嗎？

施﹕唔鍾意都要承受啦，唔係點呀？唔通學你咁講，向北京講不如畀普選？現在商界就是擔心，情愈來愈極端，營商環境受影響。

戴﹕那就要在更早時間，採取更積極的行動去防止。

施﹕你想大家受感召，其實更可能造成分化。一批要全面民主，一批接受篩選。

戴﹕無論感召還是分化，社會都難以管治，商界都艱難。

施﹕商界當然艱難，但不會加入你個佔領中環。

戴﹕但你阻止不了這件事發生。香港難管治，你都係不利，你願意承擔？

施﹕我當然唔想見，但個世界唔係想見就見。

戴﹕理性的選擇，就是加入我們，押下去，北京就會轉勢。

施﹕加唔加入，都要睇你懐做緊什麼。

「我想見中國有民主，中國無民主，香港民主是短命而沒保障的。」

施永青評估還是悲觀的。他認為，中共雖已走向開明，但速度未追得上，所謂「大船難轉彎」，預言「佔領中環」如把香港這小船撞向中國這艘大船。但戴耀廷反問，小船可否能替大船作導航，為內地政治改革鋪路：「大船可否下令，讓小船先轉彎，替大船看遠一點？」施永青有疑慮，他認為中央的改變，香港無力左右，更多因素在內地政局。

討論到後期，施永青似乎語氣有鬆動。他不諱言，「中共已走向開明，而極權社會變起來是高速的，你看（蘇聯解體時的）戈爾巴喬夫，二○一七它會否讓香港有真普選，我不知道。」

施永青相信，中港命運唇齒相依，亦是年輕人批評的「大中華情意結」。在上海出生的他，近年回內地教導農民認識權益，亦支持學者潘毅的工廠女工研究。他形容，不明白本土運動指內地有沒有民主不重要﹕「我想見中國有民主，中國無民主，香港民主是短命而沒保障的。」

討論尾聲，戴耀廷這樣形容施永青﹕「施生，你常說自己很實際，骨子裏你是一個很理想主義的人。」施永青承認，自己思想理想主義，但行動要照顧現實。戴耀廷進一步鼓勵，施永青既然相信民主，應該游說商界接受普選。大家起哄，說商界游說工作「靠晒佢」，施永青縮在沙發一角喊﹕「唔好，我好驚！」強調自己只論政不參政﹕「我覺得，改變社會是不道德的」。

旁人聽到這句﹕「改變社會不道德」，未必會明白。這個領悟，來自施永青三十多年前的創傷。中學時代，施永青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中五後，收取幾百元微薄月薪，到觀塘左派重生中學教工人夜校。教書八年，窮到踎，卻沉醉革命理想。一九七六年周恩來逝世，學生到天安門悼念，遭四人幫血腥鎮壓。施永青如夢初醒，發現改變世界，反成極權幫兇，寧可實實際際去打工，追求穩定物質生活。

「我不從政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不想和共產黨打交道，因為同共產黨打交道是令人不舒服，要扭曲自己的。」

理想夢爆破，施永青終生難忘。整個訪問，施永青嘻皮笑臉，唯獨講這段往事，字字錐心﹕「那一次，我覺得無民主好痛。四人幫對中國造成這麼大禍害，全國人民都知道他們不好卻無法改變，讓這班人在中國遺害多年，數以億計人命運堪虞，這些狀令我覺得民主非常重要。」記者反問，他回國做生意，是否支持不民主政權？施強調，自己在中國立足不靠拉關係﹕「我不從政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不想和共產黨打交道，因為同共產黨打交道是令人不舒服，要扭曲自己的。」

六十四歲的施永青，穿著整齊西裝，訪問兩小時，卻像老頑童一樣坐唔定，一會兒攬覑沙發頭枕，一會兒用手指在皮椅上作寫字狀，一會兒拉襪頭。原來求學時他也是好動的搗蛋精。老師曾要求他包銷體操表演門票，他帶領同學反抗，更籌備一場「打倒黃老闆」活動，挑戰黃姓校長權威。

深受同學歡迎的施永青，卻失落了一場民主選舉。話說在新法書院讀中二時，同學提名他做班長，他當場高票當選。對於這名「搗亂分子」當選，班主任大驚，校方宣布，班長選舉很重要，提醒同學如何選一名好班長，並宣稱今次選舉有問題，必須重選。少年施永青看不起這種「傀儡選舉」，表示不稀罕，宣布棄選。戴耀廷聽到這段真人真事，笑得人仰馬翻，取笑施永青，當時不夠「愛國愛黨」，才被老師拒絕任命？

施永青這段經歷，彷彿預告了香港二○一七境況。筆者問他，這個經歷，是否提醒他低門檻比有篩選更合乎公眾利益？施永青笑騎騎說﹕「我唔做班長，影響好少，但一個政府有權力就不同，它主宰很多人的命運，我希望香港早點有民主。」

六十四歲的施永青（右）與戴耀庭對談，穿著整齊西裝，訪問兩小時，卻像老頑童一樣坐唔定，一會兒攬覑沙發頭枕，一會兒用手指在皮椅上作寫字狀，一會兒拉襪頭。原來求學時他也是好動的搗蛋精。老師曾要求他包銷體操表演門票，他帶領同學反抗。（劉焌陶攝）

安裕周記: 三十年前的諾言

正當「佔領中環」的討論及前期行動起動之際而「愛國愛港」定義詮釋應如何檢視的當刻，戴卓爾夫人的機密文件重見天日。人們的記憶無法不回到八十年代初的陰晴不定日子（中英閉門談判把港人關在門外是震盪，英資遷冊是震盪，群起搶購廁紙也是震盪）。也許，今天口口聲聲「愛國愛港」那些人眼中，這是英帝國主義搞鬼，是外國勢力企圖伸入香港明證；這些話聽多了也沒什麼，如果有人說這是一種意見，這些意見倒是愚民得可以。

戴卓爾夫人的檔案可以證實幾樣傳聞——英國要主權換治權，不欲交出香港；中共竭盡力量要把香港收回來，幾乎所有要求都可以答應，因為沒人想做李鴻章。我也猜到香港的社會精英在八二八三年人心浮動日子如何懼怕中共，想不到的是當年對中共批評不滿的那些今天變了紅人。

歷史總會與人開玩笑。當你不想臭史外傳卻偏有人把舊事揭開，難怪老謀深算如基辛格向美國國務院及檔案局開出要求，有關他的絕密文件不得在他有生之年解密，要他死後五年才可大白於天下。相對於此，香港的精英才俊棋差一了。

戴卓爾夫人密件塵封三十年後解密曝光，是近十五年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兩次解密其中之一。對上一次引起震動的解密，是一九九八年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的外交文件，巧合的是，戴卓爾夫人和基辛格解密文件當中，最引人注目的都與中國有關。基辛格的文件，主要是一九七二年尼克遜總統訪問中國的會談紀錄，戴卓爾夫人的則是有關中英談判香港問題具體內容。西方國家的檔案做得極為仔細紮實，儘管半世紀前美國尚無《資訊自由法》（FOIA），鎖在檔案櫃裏的大量文獻無法與普羅大眾接觸，國會通過可向政府申閱資料的《資訊自由法》後，這些資料便成了人民的財富，也是學者研究的第一手資料來源。

機密文件三十年後解密

西方國家解密有一定限制，有十年解密，二十年解密，三十年解密。十年的是很一般內容，二十年解密的一類文件，是生活在大一統國家理念下的香港巿民難以想像的，包括可向聯邦調查局申閱解密自己被跟蹤的紀錄，唯一刪去的是線人或跟蹤人員的名字。美國六十年代學運領袖海頓（Tom Hayden）一九八八年的自傳《重逢》（Reunion），內有不少聯邦調查局跟蹤紀錄，「聯邦調查局備忘：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委派到芝加哥警署第五區，聲稱他和×××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時，奉派到芝加哥南金姆巴克大道六○二七號對海頓進行監視。×××稱他的任務由凌晨二時至下午二時，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舉行期間，每天進行（第三○○頁）」。這裏的「×××」在原文件被黑色條子遮蓋，其他則一字不易。

三十年解密文件比較重要，一般而言，這都是事發年間的頂級國家機密，像這次戴卓爾夫人和基辛格的俱如是。檢視這些文件有一套程序，要先行申請，申請者身分不限。以基辛格的尼克遜訪華會談文件為例，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尼克遜在中南海會見毛澤東，文件屬「最高機密」，申閱者僅限於「目視」，不能拍照，不能抄寫，只能默誦在心，出了門口趕快記下，在美國大學研究院做論文的香港同學大概都有類似經驗。也有一些不那麼嚴謹的文件，並非「最高機密」，不限於「目視」，就可以用圖書館或檔案館提供的鉛筆及拍紙簿抄下，攝影嚴禁；用鉛筆，是因為恐怕一旦劃花還可以補救。尼克遜表示「我們不支持任何台灣獨立運動」的承諾，便是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與周恩來會談時作出。不過，在尼克遜就台灣問題的五點承諾，文件雖然公開絕大部分內容，但在第三點「阻止日本勢力介入台灣」一段，解密文件刪去了一大半，變成只剩下「Third, we will, to the extent we are able, use our influence todiscourage Japan from moving into Taiwan as our presence become less,」（第三，我們會竭盡一己之力，運用我們的影響力，阻止日本在美國的影響力式微之後進入台灣，），把逗號之後的至少四行英文原文刪去，並蓋上「SANITIZED」（潔淨版）印章。從上文下理推測，尼克遜的下半段講話可能談到一旦出現日本介入台灣，美國可以做的舉措。即便如此，這些解密文件確是大大有助對四十年前中美關係的檢視，也對台灣格局有相當了解，即「不承認台灣獨立」是美國向中共承諾的國策。因此，尼毛會談之後四十年，美國一直要求台灣處於「不獨立」狀態，但也力逼台灣長期處於「不統一」的情，因為五點承諾裏沒有說「支持台灣與中國大陸統一」。

中美密談台灣亦曝光

對照歷史，中美四十年來基本上仍能守住密談的內容，不致在台灣問題上生變，這一法則在國際關係是互信法規，若是元首會談的承諾其後背變或變異，這個國家恐怕會在國際社會遭人唾棄。因此，戴卓爾夫人的解密文件，應可視為一項可信的外交紀錄。從這次公開有關香港前途談判的內容看，英方不允交回香港，是因為英國在香港有巨大利益，從戴卓爾夫人結束北京之行來到香港後，在官商面前狠批鄧小平不識自由與法治，這一點應是英國要求成立聯合聯絡小組（簡稱JLG）的原因，盼以監督中共治下的香港不致快速失去原來擁有的自由及法治。中共則沒有西方的文件解密概念，到底鄧小平與戴卓爾夫人談了什麼，中共在香港做了什麼工作，一概不得而知。不過，八十年代初負責港澳事務的廖承志的幾篇講話早於九十年代初公開，不妨以此作為與戴卓爾夫人密件內容對照。

戴卓爾夫人是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見鄧小平，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廖承志在會見香港廠商會參觀訪問團時有一篇講話，題為「港人治港，繁榮香港」，多次提到戴卓爾夫人訪華，中方向英國表示不承認三個不平等條約，一九九七年收回主權，「一定要這樣做」。廖承志在這篇似是向香港商界回應戴卓爾夫人訪華的講話中，具體講到未來的構想，收回香港之後，「不同之處是兩點：一、英國旗要下來了。一九九七年不掛他們的旗了。二、不會有總督了，但會有特別行政區或自治區的長官、主任。由誰來當呢，香港人自已當，大陸不派人」，「我們的基本方針不會變，要變，只會越變越好，不會越變越壞。大家會問，你死了以後怎辦？我已經七十五歲了，還挨得多久？但我相信，不但我們這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都會堅持這個方針，我們有這個信心」，「香港有人說，至今你們還是東講一句西講一句，沒有全盤拿出來，感到有點徬徨不安，這有點道理。主張總會拿出來的，不會太遲，剛才我說的幾點，是我們主張的基本點，這不會改變，與英國朋友也講了」。兩個月後的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二日，廖承志在會見新界人士時說，「香港這個地方十分寶貴，要盡量維持和發揚其有利地位，這不光是我個人這樣看，大家都一樣」。

廖承志再三求信任

從這些講話的紀錄看，廖承志當時很可能是用粵語對香港來客談到這些內容，因為原文連「大姑窿」這三字都照記錄不誤。廖承志的講話可視為另一種形式的解密，當然層次和機密程度與戴卓爾夫人及基辛格的不同，然而從這些長篇講話看到，儘管長篇大論，翻來覆去只強調兩個主旨，一是收回主權，二是香港不變，除了總督和英國旗。廖承志的講話內容，可以閱讀出中共當時對香港的「樸素階級感情」，通篇希盼人們相信中共對香港回歸及未來管治的誠意，絕無近年香港左派人士「解畫」時所言的「一國先於兩制」，或把「愛國愛港」及預選變成只有他們才符合的獨家至愛。

密件曝光使得三十年前的中英爭論再浮上水面，iPhone年代講陳年舊事無疑是與時代脫節，可是把這段歷史公開，令人想起這三十年迤邐而來的回歸路是怎樣走過的——是香港社會選擇相信中共而不是拒絕相信，在這個滿目南逃避秦的城巿而言是交心信任。這是源於中共的誠意，廖承志粵語「我都七十五歲啦，仲可以挨幾耐？」是動以鄉梓情，令人不得不信走了十年彎路的中共真心實意「覺今是而昨非」，於焉在港英高官遷居英倫的西風下主觀希望京官牙齒當金使。結果十五年不到，「一國兩制」孰先孰後變成陳夢吉式的捉字虱文字遊戲。信，只適合教會，不適合香港。

姚松炎: 周日話題 -「填海造地，讓你住得寬」是一道偽命題

政府正展開第二輪有關填海選址的諮詢，彷彿大家已經同意了填海造地的建議，但實情卻是在第一輪諮詢中，最多人反對的是填海！其實，「香港應否填海造地？」是問錯了問題，情況就如同一對新人，結婚擺酒，卻無權決定請誰人及請多少人，一切只能靠估，怎料雖已筵開百席，但仍客似雲來，部長提議﹕「不如拆鰦間新娘房，開多兩圍好唔好？一來可以賺更多，二來可以坐寬些。」

但問題明顯有二，到底還有幾多賓客會來？拆完新娘房開多兩圍，再有人來點算？這解決方案根本難以永續。而且，酒樓當然可以賺多兩圍錢，但對新人而言，既然不知誰會來，賓客做幾多人情天知曉，一旦遇上宴會騙徒，隨時得不償失。所以答案一字咁淺，若沒有長遠人口政策，填海與否無從討論，亦不應討論。

欠可持續人口政策

香港至今仍然沒有人口政策，一直只有人口估算，而且年年估錯，一改再改。香港亦沒有選擇和限制新移民條件和數量的權力，誰會來、來不來、幾時來，一切不知，所以政府亦沒有任何相對應的土地房屋政策、教育政策和醫療政策等等，只可聽天由命，因此亂象頻生。如昨天拆校，今天復建；曾以「接生」興辦醫藥港，今卻不准孕婦來產子；前朝曾歡迎來港買樓投資作移民，今朝限令港人港地兼罰境外印花稅。朝令夕改，皆因沒有可持續的人口政策。

觀乎新加坡最近展開有關土地開發的諮詢文件（人口白皮書），皆必先有人口增長規劃，然後可計土地面積；而且內容詳列各類新增土地建議用途面積，從而衡量各項經濟發展策略價值。反觀香港的填海造地諮詢，只有填海幾處選址，竟無土地用途規劃，既無遠景宏圖，即就人口承載資料與相關經濟發展理據皆欠奉，又一次讓人比下去。

其實，港海有限，外資無窮，以有限的香港海洋面積，填來建屋出售，企圖解決全球資金過剩，中國人民居住問題，未免夜郎自大，螳臂擋車。須知外資來如風、去如電，迅來速往，變幻莫測；今時負利率、低幣值，大量外資來港炒港地；他朝美元強、利率升，財去樓空只可空自嘆。正如房屋長策會所言，土地需求，必須把住屋需求與投資需求分野，土地供應只應滿足住屋需求，怎可把一己珍貴土地和海洋資源，用作滿足炒家無窮之貪慾，只換來一疊疊無限量寬的「假銀紙」？

若想納百川、匯江海，鯨吞世界資金人才，永續發展無疆增長，或須土地自由流動，市場決定增減方成。現時香港以資金自由進出、貨物出入無阻、人口流動自由，而聞名於世，多年勇奪「世界最自由城市」寶座；但土地進出沒有自由，坐困愁城，難展抱負，因為供應沒有彈性，只剩價格調節一途。譬如今時房產需求既從境外來，土地供應當應從境外找，澳門既有橫琴先例，直可向中央取地發展，滿足境外需求，方能永續。

填海效益低

況且，今次政府建議的五處填海選址，即使全部成真，亦不過提供600公頃土地，而且造價高昂，需時極久，破壞生態無法補救；所增土地面積遠不及馬上釋放800公頃新界棕土，或者1300公頃丁屋空地，以及善用現時大量空置的1500公頃工業地（其中300公頃為空置官地），甚至考慮只減少1.5%的郊野公園，就可騰出600公頃土地，何必傷天害理，勞民傷財，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更重要的是，到底填完今次海，下次又如何？究竟政府的土儲政策是只填今次，還是陸續有來，成為日後主要供地策略？理據何如，怎能永續？抑或是見步行步，「落莊關人」？現時香港陸地面積合共110,400公頃，已發展用地只佔25,000公頃，不足四分之一，住屋用地更低於7%，何須緣木求魚？海洋面積為165,103公頃，不但水深浪靜，而且聚氣藏風，生態價值無價，海洋資源不菲；填海固然可以造地，但與其他增地方案相比，熟優熟劣，還應審議周詳，方能定奪﹕怎可未審先決，以「住寬些」來誘人和議？

最後，到底填了海，增加了土地供應是否就能讓市民住寬些？這是一道偽命題，看似合理，卻從無實證，兼且邏輯有誤。香港自開埠至今，填海不知凡幾，但除了豪宅區和九龍塘花園城市的低密度規劃外，大家何曾住寬過？事實上，戰後英國規劃師來港為香港製訂的首份規劃大綱，本來建議填海造地後發展低密度花園城市，人口密度為每公頃810人，可惜人口急劇上升，最後通過的規劃大綱竟然變成每公頃2560人，至今仍維持在1740人或以下。土地多了，環境改善了，生活成本下降了，外來人口自然增加，直至供需平衡，租金自然又回到土地最高租值，達至薪金中位數難以負擔水平，然後大家只好削足就履，愈住愈細，昔日籠屋板間房，今有ṃ房棺材屋，怎會無端讓人住得寬！

再者，回歸後政府推行「八萬五」建屋量大增政策，大家有沒有因此而住寬了？當土地供應大幅增加，樓價預期下跌，請問你會因此而多買幾百呎住寬些，還是賣出幾百呎住細些，減少樓價下跌損失？未上車的是會買大間些，還是不敢上車？1999和2002年的私樓供應量高達35,222和31,052間，是回歸後的建屋量高峰期，年增長率達58%及18%，樓價亦下跌了15%和11%，但同期社會上反而出現大量ṃ房棺材房，面積小至不足100呎。「八萬五」政策清楚告訴我們，當土地供應增加時，大家賣樓唯恐不及，哪會住寬些！

取捨方能住寬些

居住面積其實只是眾多選擇居住因素之一，選擇面積或其他因素只是一種取捨（trade-off），譬如住偏遠郊區就可以住大單位，住市區唯有住細間房；想住大單位，可以選舊樓，同區新樓同價錢當然會細好多；這些都是老生常談。若果硬性規定最低人均住屋面積，只會減少其中一種取捨選擇，終於想住市區的都被迫住入郊區，想住新樓的都只能搬上舊樓。真正可以讓人住寬些的方法，只有讓市民的收入有實質增長（相對於通脹及相對於其他人），而土地和房屋供應又沒有壟斷，願意為住屋面積而取捨的才付擔得起選擇住寬些。

（檢閱政府多年來錯估人口與土地需求的相關內容，刊Sunday Workshop「通識導賞」。）

林茵: 通識導賞 - 冇地 係真唔係？

活在香港，「地少人多」是自幼在教科書上讀到定理，「土地供應不足」、及早「建立土地儲備」，則是官員念茲在茲的口號、也是回應住屋和樓價問題的標準答案。

因香港「鬧地荒」，所以海一定要填，公眾討論只能限制在填哪裏及如何減少對環境傷害的層次。

日前第二期「 優化土地供應策略」諮詢開始，從早前的二十五個填海選址中選了五個，連同人工島、岩洞，計劃造地三千公頃，未諮詢完已一副勢在必行的模樣。

不如停一停，諗一諗，

為何要增加土地供應？

什麼是土地儲備？

我們真的不夠地嗎？

去年匆匆下台的前發展局長麥齊光，最大貢獻是告訴我們政府一直秘而不宣的資料——

原來公眾早就擁有多達二千一百公頃的空置住宅地，惜討論未及深化就被其他議題掩蓋。

本土研究社剛出版的新書《不是土地供應——香港土地問題的迷思與真象》就為香港的土地、人口、房屋問題全面埋單計數，可說是理解香港土地問題入門必讀。

透過整全的數據和政策分析，該書拆解刻印在市民腦海多年的「地少人多」和「土地供應不足」兩大迷思；而真象則是，一味增加土地供應，不但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案，反而是今天廣大市民陷入住屋困境的起源。

本文歸納書中一些精華論點，願更多香港人能認識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土地。

本書指出，官方指容納180萬新增人口即要增加4500公頃土地，原來亦沒有嚴謹基礎。官方按2010年700萬人口用了約7600公頃住宅地，及9900公頃配套基礎設施用地，得出住宅與配套用地比例約為1：1.3。

繼而推算出：

■每100萬人需要

1100公頃住宅地及1400公頃配套基礎設施

■新增180萬人就需要

2000公頃住宅地及2500公頃配套基礎設施，合共4500公頃

前述已指出，政府人口推算修改為2039年有842萬，新增人口減至132萬，則按政府的方程式，未來26年的新增土地需求應修正為3300公頃。

不容忽視的是，這套算法的基礎其實非常粗疏，當中完全沒有評估過，新增的人口將會居住公營房屋、私人樓宇還是鄉郊居所。從附圖可見，居於不同種類樓宇的居民，佔地面積大相逕庭。如果新增的132萬人口全是低收入人士，居住公屋，則他們的住宅連同配套設施只需1400公頃地了！沒有考慮未來人口的入息和住屋負擔能力如何，需求從何算起？而且，配套基礎設施包括工商用地和道路，當中道路一項，因往日各新市鎮之間分佈甚廣，需建公路接駁，故在往日的發展過程中佔地比重甚高，但今天的道路網已大致建成，未來再發展新的住宅區時，已未必再需要建這麼多的道路，住宅與配套用地的1：1.3比例亦有高估之嫌。

庫斯克: 一個時代的終結

香港人網（hkreporter.com）創辦人蕭若元在節目中宣布，將會在3月底結束香港人網。這個消息的來得太快，一時間網絡世界被這個消息洗版，大量哀悼、陰謀論、是非、花生言論充斥網絡。

我跟很多網台聽眾一樣，平時不會輕易「出櫃」，不會跟人說自己常聽哪個節目。原因是很多網台節目走的路線比較偏鋒，不少夾雜不雅用語，在近一兩年，當不同陣營開始互扣帽子之後，說自己是哪個網台的聽眾，也很容易被標籤為什麼粉、什麼教徒之類，所以很多人即使每天也聽，也很少在社交媒體上分享節目連結。

至於我自己，雖然這幾年來一直有聽其主打節目，但我也不會認為自己是人網粉絲。因為興趣、寫作和教學需要，幾個主要網台和電台節目也會聽，我相信自己有足夠的思考能力去做到兼聽則明。例如同一件事，蕭若元、鄭經翰、黎則奮、陶傑、吳志森、黃毓民、黃洋達有不同的說法（甚至互相駁斥），作為一個有獨立思考的聽眾，我會判斷誰有道理。

眾多節目中，以蕭若元的節目最有個人風格，其有關時事、歷史、軟性新聞的觀點，不時會有令人拍案驚奇的地方。不過，他跟上述各個著名的主持一樣，都是十分之狂傲而且經常會有霸道作風。不過，如非這樣，做政論節目就不會吸引到聽眾。

香港人網的貢獻與問題

香港人網作為旗艦級網台，主打節目聽眾不下幾萬人，其影響力絕對不少。香港人網的崛起，有幾個重要的意義。

首先，它成功開闢了一個主流電台以外的輿論陣地。早在2004年，網台「香港人民廣播電台」成立，某程度上是因為商業電台趕走了鄭經翰和黃毓民兩位名嘴，後來蕭若元的香港人網和黃毓民的Myradio出現，才真正把網台文化發揚光大。網台的接觸面雖遠不及主流電台，但其優勢是不受廣播條例規管，內容可以有多「爆」便有多「爆」。

香港人網名義上是獨立於政黨，但其路線一直都有明顯政治傾向。香港人網的走紅其實是與社民連的成立同步，香港人網的節目主持有不少當時社民連的核心成員（早期香港人網還有公民起動何秀蘭的個人節目），香港人網有如台灣南部的民間電台一樣，是有明顯政治文宣功能的媒體。香港人網的崛起和社民連的崛起相輔相成，開創了一個新的政黨動員模式──在網上進行政治論述宣傳，團結和動員支持者，令社民連迅速佔據政治光譜上支持抗爭路線的一端。這一端的力量，以2008年立法會得票率計，超過10%。這10%支持者跟其他政黨支持者不同，他們的向心力和行動力特別強，他們在抗爭行動中往往更加令政府頭痛。

香港人網雖然是當時社民連的疑似黨媒，但在他們與社運界反面之前，他們鼓動支持者抗爭，起了很大的充權作用，例如在反高鐵事件中，香港人網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動員機器。這幾年間主流媒體愈來愈河蟹，但接二連三的抗爭運動愈演愈烈，某程度上與香港人網及新興的社交媒體不無關係。

香港人網所代表的進步力量，大致上以2010年社民連分裂為轉捩點。社民連分裂，香港人網成了其中一個主戰場，當時人網討論區上出現無日無之的對罵和爆料，而社民連核心人物在節目中的發言，彷彿把黨內爭端放上台上讓全世界觀賞一樣。到後來人民力量從社民連中分裂出來，留在社民連的人物（包括長毛）被清理出香港人網，香港人網便成了人民力量的半個黨媒。可是，因為分裂過程實在太血淋淋，分裂之後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都失去了道德光環，香港人網亦然。

有一點可能香港人網的朋友未必同意。就是在社民連分裂之後的香港人網，對原有公民社會的其他力量的包容程度低了不少。多個節目的主持對於社運界、文化界的態度懷有十分強的敵意，這可能是因為社民連與社運界及文化界關係較好，敵人的朋友等同了敵人。

香港人網陰謀論

有關香港人網的陰謀論和傳聞多不勝數，這些陰謀論有的與蕭若元兒子與中國大陸的生意有關，有的和人民力量黃毓民有關。這些陰謀論不外乎是有人收了中共的錢，所以要破壞泛民陣營和民間陣營的團結，方法一是佔據抗爭路線，把這個光譜的支持者吸引過來，方法二是不斷攻擊泛民政黨和公民社會的力量，破壞其形象。

這些陰謀論是否成立？如果有真憑實據的就不是陰謀論了。其實收錢、滲透、要脅等陰謀論指控，一直在公民社會滿天飛，民主黨、鄭經翰、公民黨、反國教運動、民陣等等，都被扣過陰謀論的帽子（司徒華被中共說服不是陰謀論，而是他在授權傳記裏面提及的）。面對中共供應無限維穩資源的香港，人鬼兩不分，陰謀論不能掉以輕心，但在沒有真憑實據的情下，我們只能聽其言，觀其行。

如果香港人網是收錢的，為什麼他們要鼓勵愈來愈多的香港人反對特區政府？為什麼在反高鐵、政改、反國教、對抗赤化、鼓動本土意識這些問題上要為聽眾提供完整的論述？這幾年來，蕭若元、譚志強、黎則奮等人的論述和批判基本上都沒有什麼荒腔走板的地方，要改變社會的意念戰爭（war of ideas），有說服力的反極權論述從來都是維穩國家機器最不想見到的。

不明所以的突然結束

關於香港人網突然結束的原因，坊間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只看公開的資訊的話，有以下的幾點值得注意的地方﹕

‧香港人網剛剛搬到一個更大的地點，也擴充了硬件規模；

‧他們剛剛與YouTube達成合作協議，正在全面把內容同步到YouTube；

‧本來香港人網和人民力量正式的黨媒Myradio分家，代表兩者某程度上的切割，不過，仍在香港人網有節目的人民力量主席劉嘉鴻，以及香港人網前CEO陳志全一般被認為是比較接近蕭若元，而黃毓民則屬人民力量內的普羅政治學苑系統；

‧黃洋達建立熱血公民，屬於黃毓民系統，自從被蕭若元終止在香港人網的節目後，蕭曾經公開以暗示方式批評他，而黃在2012選舉後也公開說過他不屬於人民力量；

‧在佔領中環的問題上，蕭若元表示支持，但黃洋達反對，熱血公民的平台熱血時報有作者發表過文章公開批評蕭的立場（《老蕭，你真的老了》）；

‧蕭若元在宣布結束香港人網的節目中提過對劉嘉鴻及陳志全失望，也提及黃洋達對他的挑釁，但沒有提及在佔領中環問題上持保留態度的黃毓民。

從種種象看，似乎蕭若元結束香港人網是個短時間內的決定，否則不會擴充規模。至於是否因路線問題與黃毓民出現嚴重分歧（分歧體現在擁抱黃毓民路線的黃洋達的言論上），從而令他要以結束香港人網作為反擊？或者真如他在節目中提及的心灰意冷？這兩個說法其實都可能成立。

當然，對社會有影響力的聲音突然在公眾視線中消失，2004年發生過。殺咪消音的可能性，永遠不能抹殺。

鐵屋中的人

作為香港人網的長期聽眾，當知道它要結束，心情沉重。它曾經為打破香港人的思想惰性和盲點提供了論述基礎，不是它，很多人根本沒發覺自己身處鐵屋之中，這幾年間，香港人網就好像一個嘗試搖醒身邊沉睡者的人，它的確成功搖醒了好些人。

李柱銘: 沒有篩選的民主夢

國家主席習近平說：「有夢想，有機會，有奮鬥，一切美好的東西都能夠創造出來。」

近日，二○一七年的特首「普選」辦法掀起了社會廣泛討論。先是全國兩會在北京舉行期間，相繼有官員就下屆特首提出「愛國愛港」的要求，其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進一步表明，特首普選「一定要有篩選」。其言論惹來許多反響，而土共即接連提出論據為篩選機制護航，聲稱外國民主選舉都有預選機制。

這個說法根本是偷換概念，因在民主國家所舉行的預選，根本不會剝奪任何人參選的權利。以美國為例，初選絕非法例的既定程序，僅是民主黨和共和黨兩大黨的黨內選舉工程。兩黨透過初選，各自選出一個代表該黨參與總統選舉的候選人，以集中黨內資源及選票於單一候選人身上，增加勝算。至於從黨內初選落敗的候選人，仍可以個人名義參與總統選舉的。雖然因兩黨候選人才有機會問鼎總統之位，故傳媒總是集中報導他們的選舉活動及選情走勢，但以去年總統大選為例，角逐的候選人實在共有二十七位，包括其他政黨代表與獨立人士。而九二年的總統選舉，獨立候選人羅斯佩羅（ Ross Perot）更取得近兩成選民的支持。另外，拉爾夫納德（ Ralph Nader）也曾五次參加總統選舉，此更是二千年那次導致民主黨候選人戈爾（ Al Gore），以些微之差敗於共和黨代表布殊（ George W. Bush）的原因之一。

事實上，香港民主派在○七年立法會港島區補選和去年特首選舉，也曾透過類似美國政黨初選的方式，來決定民主派的參選代表，但這樣的初選並不會剝奪任何人參選的權利，所以符合民主選舉的原則。不過，北京提出的「篩選論」卻完全不同，他們要在特首選舉設下一個門檻，把所有中共不喜歡卻具有勝算的候選人「篩走」。而市民投票時的唯一選擇，就是只能選由中共操縱的提名委員會所揀的傀儡甲或傀儡乙。此等選舉辦法，肯定不是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

再說，香港自有選舉以來，民主派的支持度都是高於保皇黨的，縱然近年優勢收窄了。而目前北京所倡議的篩選機制，就是以「愛國愛港」為名目，剝奪獲多數市民支持，即大有可能當選的民主派候選人之參選權，藉以確保港人只能選出中共所屬意的特首。

假如將北京的準則套用於美國的話，那就等同把較受民眾支持的民主黨，標籤為不「愛國」的政黨，繼而透過篩選機制，把民主黨和其他的候選人全都「篩走」，唯獨讓共和黨派兩名黨員參與總統選舉，換言之，無論民眾投票取向如何，總統都一定是共和黨的囊中物。

由此可見，初選與北京倡議的篩選機制，完全是兩碼子的事，絕不可相提並論。

挑起是次討論的全國政協會議新聞發言人呂新華，被記者追問時表示：「民主派（是否）愛國愛港，你說了不算，我說了不算，香港老百姓說了算。」這番話令筆者憶起多年前，前特首董建華也曾公開批評筆者不愛國，之後我跟他會面時對他說，民主派獲多數市民支持，你卻指我們不愛國，那就等同稱多數港人都不愛國，而你作為特首豈不是失職？往後他就再沒有作同樣批評了。同一道理，如今北京硬給民主派扣上「不愛國愛港」的帽子，就是說投票給民主派的多數港人都是「不愛國愛港」。如此立論，向來處理香港事務的官員，尤其是中聯辦，又是否失職呢？

一直都有民主「夢」的朋友，一定要把握「機會」，繼續為落實真普選「奮鬥」，務求「創造」一個沒有篩選機制的特首選舉，實現我們的民主夢！

陶傑: 巴黎淪陷

中國遊客廿餘人在巴黎遭黑人匪幫動刀子搶劫，因為中國人愛購物而張揚，身懷大量現金，而法國又收留太多非洲移民。巴黎治安差劣，據說令人對巴黎的「美好印象」大為失色。

巴黎「美好印象」的時代，是嘉芙蓮丹露、伊芙蒙丹、杜魯福鏡頭下的巴黎。本來法國人如果自己能守護着巴黎的「美學防線」，巴黎不會淪陷。

三十年前我初去巴黎，蒙馬特山的空氣，還滲着巴爾扎克的筆墨餘韻，塞納河左岸的咖啡店，有海明威的雪茄絲味，在巴黎聖母院的燭光裏，只要凝神片刻，即在朦朧中見到雨果的鐘樓怪人，而在香榭麗舍大街，加利格蘭和柯德莉夏萍的電影「花都奇遇結良緣」，拍攝剛剛收隊，花街上殘留着一衣沾襟的香水。

幾年前我重上蒙馬特山，在南坡上路，看見半山的黑人，無所事事，三五成羣，目露兇光，我一路上山，慶幸自己穿着簡樸，我着一條燈芯絨褲子，一件普通蘇格蘭Shetland毛衣，一對舊鞋，我心中暗自祈禱──我來自香港，我沒錢，不要搶我──兩旁的黑人，目光閃閃，暗自私語一番，我好像聽見其中一個說：「他不是中國人」（Il n'est pas chinois），我鬆口氣，心中充滿感激之情，三步併兩腳，方到了蒙馬特山頂，為脫險而感到慶幸。

上山之後，我驚魂甫定，我想下山對那幾十位從沒去過遠東的黑大哥非洲羅賓漢說：亞洲人分許多種，暴發張揚的你們搶他，劫富濟貧，像馬克思說的實現財富的武力再分配，我不反對。但亞洲人之中有教養的，都不愛炫耀而喧嘩，請你們高抬貴手，帶眼搶人。

後來想想，這只是片刻的精神勝利法，我不應該有這等思想。從此，我不想再去巴黎。

中國遊客被搶，大陸的網絡投訴，呼籲法國警方「加強打擊搶劫犯」，以免影響巴黎形象。法國警方不會理的，他們說不定在縱容，讓黑人多搶中國人，那樣中國遊客少來些，巴黎靜一點，而黑人多搶點中國錢，富起來了，向法國政府伸手也少領點綜援。這是以毒攻毒的法子。無論如何，我希望巴黎有一天能重光，再成為一個可愛的地方。

陶傑: 第一流

梁振英上台半年有多，一些公務員朋友，無論在任或退役，偶爾閒聚，說起近況，個個冷笑：「睬佢都有味啦！」今日官場從 AO到清潔工，不就是放軟手腳，出長糧，等長俸。

另一些朋友，跟他們的退休公務員打高爾夫，退休高官消息靈通，人在江湖，中環冷氣辦公室的小道傳聞，遠遠的都收得一清二楚，都說：公務員從前在阿董時期是「士氣低落」，現在無所謂低不低落了，根本沒有「士氣」這回事。

我聽了覺得好笑。難怪中方的一些文人打手，半年來將「財團、港英餘孽、外國勢力」三及第串燒起來，尤其對前任特首曾蔭權恨之入骨，除了柬埔寨波爾布特上台後，大殺隆諾前朝官員，以及高美尼重回伊朗，建立革命政權，屠殺包列維王朝包不掉的將領高官，這等心理驅使，不相信「港英餘孽」，也不是沒有依據。

「香港公務員是世界第一流的管理隊伍」，當年彭定康臨走，送給中國一碗大迷湯。中國人普遍喜歡西方白人讚揚抬舉。彭定康那麼一吹拍，全體中國人欣然收貨，將英國人一手訓練的公務員隊伍奉為至寶。

後來傻仔董伯發現「施政」愈來愈不暢順，滿腹「鴻圖大計」無法推行，左看右望，發現原來是陳方安生在「阻撓」，上京告狀。據說陳太奉召在北京被粗口罵了一通，臉皮薄，回香港後即刻辭職不幹。這樣一來，中方才發現逐漸上當。「港英餘孽」的標籤再度浮現，但陳太演一場海瑞罷官，反而在香港人心中「民望」大升，造就了曾蔭權收割果實，董傻下台，曾煲呔順利接了班。

中方對「港英餘孽」有一股糾纏的情意結，尤其是香港的基層左派（即俗稱的「土共」）。香港的公務員是怎樣訓練，中國從來搞不清楚。七八十年代，所謂「港英」招聘政務官，筆試後又面試。筆試的試題是一些古怪而挑戰想像力的思考題，譬如：因受國際環境影響，香港汽油加價，的士和小巴司機不滿，排長龍抗議。這時香港內部有一股反政府勢力，由工會策動，煽動其他市民上街。此時不巧，香港西北方海面，公海範圍，有一艘海盜船設立廣播，呼籲香港人民一齊起來推翻殖民地統治。請問這時你是負責保安的官員，有何對策？

這種試題，英國人很聰明，不一定都挑一百分的。以上試題要答得好，其人須有領袖才能、有想像力，而且還會受過一點軍事和特務訓練。英國人用公務員，怎會選這種人？因此殖民地時代，政務官的筆試試卷，如何評選，從來不讓你知道標準，而且歷年政務官的考卷，譬如陳方安生、王永平、許仕仁等，當年的答卷，也當做機密文件，密封起來，運回英國。想知道香港現在這批「精英」當時答這種問題，發揮何等「真知灼見」，過五十年，等他們都百年歸老吧，就知道英國殖民政府用人才智所在了。

香港基層左派痛恨「港英餘孽」，也有道理。英國人慈悲為懷，雖然選拔資質僅中庸的香港華人做公務員，不要求他們有才幹，也不能有領袖思維，但只要忠心，以誠信為女皇服務，英國人一定妥善照顧。

今天香港的退休公務員，只要在女皇時代入職，退休之後，公積金和長俸，比英國本土的公務員更優厚幾倍。英國人能善待「化外之民」，對牛津劍橋畢業的白種公務員反而嚴苛，如此政治智慧，全球無人能及。

相比之下，香港基層左派，許多在一九六七年為「祖國」賣命，撒傳單、放炸彈，那時國家一窮二白猶自可，今天幾萬億美元儲備，「國家」就是不肯拿一筆錢來妥善照顧。你看人家陳方安生每月還有十多萬長俸，季季換旗袍，但我們的「維園阿伯」，每星期領着生果金，在公園還為國家衝鋒陷陣。生果金本來只有七百，還是「反中亂港」分子如長毛，向曾蔭權掉香蕉掙回來的那三百呢。

小量香港前公務員也選擇退休，像前保安司黎慶寧，他讀歷史，知道中國政治之險惡，絕不留戀，去了澳洲，與藍天白雲相對。如此品格，像前滙豐歷屆大班一樣，如浦韋士退任之後回蘇格蘭、麥理浩和衞奕信也一樣。在英國人眼中，一定對具有英國紳士品味的黎慶寧另眼相看，倍加鍾愛。

留下來的，就比較另類了。「橘越淮而枳」，無論世界多第一流的隊伍，英國人發明，歸還給中國三千年的帝王文化，公務員肯定「回歸」為中國的政治動物。但是九七前入職的公務員始終受英國栽培。英國的影響很大：公務員制度，很多人說，雖然靈感來自古代中國的科舉，但英國人發揚光大；戴麟趾的沉毅、麥理浩的果斷、尤德的慈祥、衞奕信的精謹，英國人的公務員另有一套品格，成為國際名牌，造就了一套喜劇「是的，首相」（ Yes, Prime Minister），講公務員和政客的勾心鬥角，英國人會自嘲英式公務員，還為世界提供了娛樂。

英國政府在香港栽培華人公僕，不要求他們有創意，最重要是有一門技藝——讀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的，英國人讓你做工務局、修理隧道、建設天橋，只要勤懇敬業，在中國人的貪污「文化」當前不受誘惑，像占士邦電影裡一生專注製造秘密武器的 Q，英國人最欣賞這種品格方正的專才，乖乖做到退休，公積金長俸優厚，英女皇還賞授 OBE。

所以「港英餘孽」無論多「孽」，都有品格底線的。他們不會領導香港，但你空降一個三流的「領導」下來，他們一定知道其中問題。 Yes, Prime Minister道出了天機：公務員有一千種含蓄的不合作方式，表面對你堆笑，點頭哈腰，你交下的文件，四圍傳閱，拖拉延誤，還可以發明一百個理由。

今日梁振英的三司十幾局，自說自話，下面的公務員笑而不語，天天上班，月月準時出糧，明知上頭空降的這批「愛國愛港」精英言詞可笑，引錯條例，公務員一概封嘴，不予提點，讓你自己引爆地雷。

今天香港管治，等如軟 hea，中共在北京，隔着一層有毒空氣，香港特區政府這部機器，壞在裡面那幾十顆螺絲，中國也看不出來，只看到街頭示威，揮動龍獅旗，於是向梁班子施壓，立法廿三條，普選門檻加高，公務員在裡面更加偷笑。當前全世界有哪一行職業，比做特區公務員更有快感而準時出糧？恕我愚陋，我想不到。

陶傑: 美國夢

美國駐香港領事館舉辦「美國夢」創作比賽，邀請持有香港、澳門護照與BNO香港人參加，講一講大家心中的美國夢是什麼。

經美國人評選之後，得獎的幸運兒，可以免費暢遊美國幾天，包吃管住，可樂了，據說，還有得免費遊覽迪士尼樂園呢。

但是有警惕的人，不禁就要問了：強國的新總書記，剛提出「強國夢」的重要思想，企圖凝聚愛國心，你美國領事館不遲不早，搞一個什麼美國夢比賽，是何居心呢？

從客觀理性的角度來看，美國領事館不一定有什麼邪惡居心，或許是出於產權的自我保護──所謂「美國夢」，是美國人在地球最先喊出來的，美國有自由民主的環境，不管誰來，只要努力，都擁有成功的機會，經黑人民權牧師一喊：「美國夢」全球走紅。所以領事館提醒看慣盜版影碟的香港人，注意原創者的版權。

「美國夢」是真的，而且美國人都相信：因為率先喊「美國夢」的美國官員，不會偷偷將巨額財產轉滙去緬甸或古巴買房子，也不會把子女送去平壤金日成大學留學。美國加州三藩市的警察局長，也不會受到誰的追查，走進俄羅斯的領事館尋求庇護，要求上莫斯科。所以美國人說「美國夢」，非常的合邏輯，全世界的人，也跟着相信。

美國夢有得給你看：黑人明星摩根費曼、捷克裔的女國務卿奧布蕾、亞裔大提琴聖手馬友友，還有站上奧斯卡獎台兩度得大獎的台灣人李安。

況且美國是西方文明的領袖，西方的「夢」，比較純真，彼得潘、迪士尼樂園、林白駕飛機、阿波羅登月，西方人相信，只要有自由的夢想，就能令信念成真。

但是中國文化的「夢」比較負面：南柯一夢，一夢黃粱，痴人說夢，都是中國的駡人話。中國人對夢的態度，即是「異想天開」，做夢是要申請的，誰敢亂來，隨時坐牢。

所以美國人還是有點壞心眼，叫香港人來講講什麼是美國夢。不過獎品不太吸引，有無美國鬼妹伴遊呀？但美國鬼妹不夠中國的章子怡靚呀，哈哈，好嘢，這一點，中國終於贏了！

古德明: Far字的用法

問：大作《英語聞問切》第四集說：「I live far （away） from the supermarket（我家離超級市場很遠）一語，文法沒有問題，但聽起來不自然，英國人一般也不會這樣說。」我讀美國書刊，卻見過They live far away from one another（他們的住所，相距甚遠）這類說法，是不是英、美用法不同？

答：第四版《朗文當代英文辭典》far字條下有注釋說："Far" is used mainly in questions and negative sentences. In other kinds of sentences use "a long way away"（說「遙遠」，far字多用於問句或否定句，其他句子宜用a long way away）。換言之，一般肯定句子，很少用far字，They live far away from one another假如改為They live a long way away from one another，說起來會自然一點。

Far字的這個用法，英美無別。朗文美式英語辭典Longman Dictionary of American English far字條下也有同樣的注釋："Far" is used in questions or negatives about distance。例句是：（1）How far is it from here?（離這裏有多遠？）（2）It is not far beyond the church（在教堂那一邊不遠處）。當然，正如拙作所說，far用於一般肯定句，「文法沒有問題」，所以讀者有時也會讀到They live far away from one another這樣的句子。

留意far字在肯定句子之中，多數和too、as、so等字連用，例如：（1）It is too far away（太遠了）。（2）I moved as far away as possible（我盡可能遠遠走開）。

陳紹銘﹕回周融劏房不是解決方法

《明報》在1月29日刊登周融先生的文章〈從72家房客到板間房、棺材房與劏房——香港租房的進步╱退步〉，文中由香港50年代72家房客說起，談到21世紀的劏房，提問「雖然今天未算好，那是否也是進步？」，雖是問題，但整篇文章似乎在說明，現時劏房已經比以前的籠屋板間房好，香港不應要求每個市民有私人住所，以及「劏房就是解決需求方法之一」，但本人認為這個思考方向是無助解決基層住屋問題的。

「不適切」比「不人道」進步？

籠屋、床位及閣仔，可算是現時香港最惡劣的居住環境，一般不足20平方呎，「樓底」更可能不足1米，是社會最基層的單身人士住處；板間房一般30至60呎，面積雖比床位大，但一家多口居住，人均面積或許更小，都要共用廁所、廚房，環境擠迫，衛生惡劣，是「不人道」的居所。

劏房，現時業主「到處劏」，種類繁多，很難一概而論，但基層市民居住的劏房，普遍不足100呎，雖有獨立廁所廚房，但是不少基層劏房中所謂的獨立廚房，卻是與廳房毫無阻隔，這邊炒菜炒肉，油煙已籠罩整個單位。本人早前探訪大圍劏房，兩老住在不足60呎的劏房，廁所及廚房共處一室，煮食的地方就是解決的地方，所謂有獨立廁廚的劏房，何其諷刺！縱然不是「不人道」，也定然是「不適切」的居所，更甚者，這個劏房租金3200元，呎租超過每呎50元，租金比籠屋板間房昂貴很多，這是進步嗎？

雖然劏房環境較籠屋板間房好，但說「不適切」居所比「不人道」居所有進步，就如說「歧視黑人」比「販賣黑奴」有進步，是沒有正面意義的，理性上總說得通，但要帶出什麼信息呢？是「不適切」居所已經不錯，不應再要求進步嗎？若否，只要繼續批評「不適切」居所，繼續改善住屋環境就行了。

劏房不能解決需求   必須大幅增建公屋

周先生另一說法「劏房就是解決需求方法之一」，這種肯定劏房的說法，就如邱誠武說「劏房有存在價值」，都傷透了劏房居民的心，無視一眾基層是「被迫」入住劏房，而不是「需要」劏房。其實政府這種思維一直沒變，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於2009年報道香港籠屋情，政府回應，居民是因為市區方便及低租金而選擇入住籠屋板間房，這無疑是將「被迫」視為「選擇」，將「無選擇」視為「需求」，周先生不提政府保障市民住屋權的責任，反而認為劏房能解決問題，實際上是不明白基層市民真正的需求。

基層市民需要的不是私人住所，而是一間公屋，公屋輪候冊個案，由2010年3月的152,400，急升至2012年9月的210,400，兩年半內急升近6萬個案，創歷年新高，顯示基層市民的公屋需求殷切。市區公屋，租金便宜穩定、環境相對舒適、鄰近工作地點節省交通費，才是基層市民真正的「住屋需求」。劏房，不適切的居所，是不能解決需求的，因為沒有人真的「需要」劏房，它只能作為一種過渡性的住屋安排。要解決住屋問題，必須大幅增建公屋，然而，現時每年供應1.5萬個公屋單位，以近年的申請趨勢，輪候冊個案在5年內就會高達30萬，只會有更多人「被迫」居住劏房。

劏房，並不是解決住屋問題的方法，請別再強化政府卸責的說法吧！

作者是前線社工、香港政策透視執委、張超雄議員助理